一、教育政策分析的基本模式
教育政策分析的基本模式有二,即理性决策模式与问题中心模式。
(一)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的政策分析模式由戴伊提出。这里的所谓“理性”(rationality),是指应用最佳手段达成既定目标的行为。(24)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和张世贤认为,将理性的概念应用于教育政策分析,要求政府的教育决策必须是理性的,以确保政府服务以最大效率达到最佳分配。理性决策模式偏重政策决策过程,并将其分为若干阶段(如图7 1所示)。(25)理性决策模式被认为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
图7-1 理性决策模式
(二)问题中心模式
邓恩认为,政策分析过程是以适当的政策分析方法掌握政策相关信息的过程。在政策分析过程中,政策分析人员需要掌握问题建构(problem structuring)、建议(recommendation)、监测(monitoring)、评估(evaluation)、预测(forecasting)等五种政策分析方法,并以此获取并充分掌握政策问题、政策行动、政策结果、政策绩效与政策未来五种相关政策信息(policy‐relevant information)(如图7 2所示)。(26)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分析人员运用问题建构法掌握政策问题的性质,运用建议法倡议正确的政策行动,运用追踪法观察政策结果的方向,运用评估法评判政策绩效的优劣,最后运用预测法推测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
图7-2 邓恩的问题中心模式
政策问题的界定与诊断是教育政策分析的第一步。这一阶段需要确认:教育政策问题何以发生?其根本原因何在?此前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否存在问题?此外还要分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环境因素对教育问题的影响。备选方案拟订是政策分析过程中最需要发挥创意与想象力的阶段。备选方案的设计重在考察方案之于教育问题解决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对症下药。选择理想的备选方案须依据两个基本标准:一是涉及价值问题的评价性标准(evaluative criteria),如政策实施的效率或效益、公平正义、是否符合社会制度或社会价值等;二是涉及可行性的实践性标准(practical criteria),包括降低合法性的风险、政治风险和成本,降低执行风险和增加成功执行的几率。教育政策执行阶段的政策分析主要是对政策执行的监测与评估,既要检测资源分配的适切性,也要检测政策执行的合法性、政策目标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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