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允许社会组织生长到主动、选择性地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降低具有服务功能的四类社会组织的制度准入门槛[20]，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进一步发现、加强与自己目标兼容、利益互补的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在共容利益基础上，发现并鼓励社会的自主性和参与性，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必要条件。街道作为国家权力最基层的表达者和执行者，是社会问题的首要回应者和负责主体，同时也是资源和权力最为有限的主体。对于公众而言，街道往往是他们了解和评判国家服务功能的最直接和最清晰的指向。对于服务提供的不足，街道也往往是公众传递不满的第一感知者。
因此，对于发现并动员那些能够缓解自身责任压力、有助社会稳定的其他主体，帮助基层权力提高管理效能，街道具有比其他层级的国家权力机构更加积极的热情。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权力除了完成上级交代的硬性任务指标，在完成软约束性质的任务时，也会运用自身的理性逻辑，利用制度缝隙选择同时有利于自身和其他主体利益的方式进行创新。“凯益荟”的成立和运行即是主动创新的表现。
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凯益荟”既扮演了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器的角色，又为外来社会组织提供入驻平台，并且与党建目标有效整合。这些目标和利益实现了相对兼容，在有限范围内做到了相互赋权，从而满足了所有参与者的行动意愿，形成多样化、开放性、可持续的治理生态环境。
一、“凯益荟”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主要做法
（一）嵌合党政力量形成平台框架
1.达成共治理念。2011年，凯旋街道为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提高政社互补与合作水平，成立了“凯益荟”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中心。街道投入200万元建立500平方米服务场所，内设日常办公、展示交流、孵化培育三大功能区块。街道配有专职工作人员3名，为社会组织日常办公、开展活动等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
2013年，“凯益荟”党委成立，由街道分管民政的副主任担任党委书记，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和“凯益荟”负责人担任副书记，并从入驻机构和社区中推选4名社会组织党员骨干担任党委委员。街道机关、各职能科室长、枢纽型群团组织负责人、各社区负责人组成“培育发展社会组织领导小组”，研究制定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规划，每月召开例会，对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集中会诊，分类指导。
凯旋街道党政领导们认为，街道党政部门既要介入问题治理，又不能大包大揽。因此，需要搭建治理平台，引进专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社区及社会组织，都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从单一机构向治理平台的转变，其实是把各阶层发动起来的过程。”[21]“凯益荟”平台的核心理念是“党建引领、凝聚力量、服务需求、共筑和谐”，以公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党建引领、政府搭台、民间运作、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将政府和社会各主体间的角色分工明晰化（见图7-2）。作为社会组织孵化器，“凯益荟”为社会组织提供机构孵化、能力培训、社区落地等系统性、综合性的服务。
图7-2 “凯益荟”运行方式
“凯益荟”的架构设置将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有机联系起来；主体之间各司其职，形成有效生态，彼此的需求通过“凯益荟”被发现、激活，并得到转化；各方都从这个生态循环中得到自己期望的利益，达成共识，并推动系统的持续运行。
2.强势导入党建目标。“凯益荟”党委成立后，凯旋街道将党建工作与社会组织培育目标深度融合。“凯益荟”按照“入驻一家，覆盖一家”的原则，结合社会组织党员的实际数量采取单独组建、行业统建、区块联建等方式灵活组合，将组织、发展党员的任务和社会组织培育的任务同步起来。党组织的成熟与机构的成熟相互促进，两者都需按标准达到相关要求才被认为孵化成功（见图7-3）。
图7-3 党建—社会组织双孵化
“凯益荟”党建工作中较有特色的做法是党员培育和社会组织人才的双向发展，通过定向培养，着力将社会组织骨干成员发展成为党员，将优秀骨干党员培养成为社会组织负责人，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层与党组织班子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即将社区中有意愿、有能力组建、参与社会组织的人发展为党员，同时也鼓励有能力的党员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双向发展和双向渗透不仅有助社会组织规避政治风险，减少了街道党政部门的监管压力和成本，又为街道构建了通过社会组织动员社区居民的通道。
3.建立多维度平台服务规则和流程。平台运行的流畅取决于制度的明晰和规范，“凯益荟”通过制定明确、可操作的管理制度做好社会组织培育、监督和规范工作。“凯益荟”建有“1+5”管理制度，“1”是《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与规范化管理的实施意见》，“5”是指配套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实施方案》《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实施办法》《关于社区建设创新项目评比办法》及《凯旋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管理制度》。根据“1+5”的制度设置，“凯益荟”探索实行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和重大活动申报、年检、评估制度，以及业务指导单位协同监管制度，推动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组织运行模式。
“凯益荟”在探索规范化、科学化、分类化的培育流程中，建立了社会组织入驻模式，从招募、合作、评估三个层次定制目标，并给予场地支持、资金扶持、项目落地等帮助。对于本土的草根组织，从备案登记、能力提升、项目扶持、考核评估等四个方面量身定制一体化的培育模式，推动草根组织向专业组织发展。在项目管理方面，制定社区组织项目服务模式，在项目准备、项目执行、项目评估三个阶段，明确社区、凯益荟、社会组织三方职责。
“凯益荟”作为综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细分了不同类型和特点的社会组织在培育上所需支持的异同，并建立了相应的服务网络和流程，搭建街道、社区和社会组织三级联系服务平台，帮助社会组织进行公共管理和服务活动。“凯益荟”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站，整合社区资源，成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站，在“凯益荟”孵化器的直接指导下，负责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和管理服务。此外，“凯益荟”将已具备一定资质、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组织作为工作重点，着力培育成为示范点，并以“1+X”的形式结对联系、辐射带动孵化社会组织（见图7-4）。
图7-4 “凯益荟”社会组织孵化流程
（二）立足需求实行社会组织差异化发展策略
1.采取渐进式发展方式。社会组织发端和生长会因组织目标、资源、性质、参与者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成长周期，“凯益荟”尊重各自差异，对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社会组织侧重不同的培育重点。它按照“基础、良好、优秀”的标准，每年对社会组织进行等级评估。根据“分类定等、梯队推进”原则，依据社区社会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确定相应的引导方案：基础型侧重于加强团队规范化管理、团队建设与发展；良好型着重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参与社区建设“自转力”；优秀型聚焦于强化资源支持，推动其参与公益创投项目并向专业化组织转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所需要的支持和行动的机会层次各有不同，“凯益荟”的分类推进方式基于它们的不同需求，进行差异化的资源、机会分配，从而给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内容。
为了挖掘、激发社区及社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潜力与积极性，“凯益荟”还在社区社工的评价体系中加入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和培育工作的考核指标，从而也在真正意义上激发了“三社联动”的动力。“凯益荟”每月对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培育发展及工作成效等进行量化考评，考评分值纳入社区社会组织分管社工的级差薪酬，激发分管社工的工作积极性；设立年终特殊分值奖励，鼓励社区自行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并且成效明显的社区，在年终考评中给予加分奖励；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及服务成效开展评估，保证考评的客观、公正，有效提高社区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视度。
2.注重发展多类型社会组织。在培育社区内生的社会组织同时，“凯益荟”会根据内生组织培育的短板，引进可以互补的外来社会组织，丰富社会组织类型。街道根据社会治理重点与街区需求，梳理出社区服务、文化体育、社会事务、慈善救助、疏导维权、市民教育等六类社区需要着重发展的社会组织。除了在社区中发掘、引导这类组织的生成，还引进一批专业性强、具有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可度高的社会组织。后者服务范围更广，超越了注册登记所在的街区地理，选择在凯旋街道注册正是看中“凯益荟”提供的友好、便利的服务。例如，近年来凯旋街道已经引入“慈爱嘉”健康管理公司、浙江省公羊会公益救援促进会、国际狮子联会西子服务队等专业社会组织入驻“凯益荟”，在大大提升“凯益荟”品牌及影响力的同时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优质专业的公益服务。
（三）全方位支持促成社会组织发展
1.推动社会组织了解社区需求。“凯益荟”党委通过其下设的党组织架构，帮助社会组织了解居民需求，从而使社会组织活动与公益项目设计更加贴近居民，产生更为实际的价值。事实上，“慈善救助、文化体育、疏导维权、市民教育、社区服务、社会事务”六大领域就是“凯益荟”党委通过社区调研梳理出来的。“凯益荟”党委曾牵头组织下属47个党组织，针对社区居民需求开展为期3个月的需求服务调查、项目征集及问题梳理工作。而后，各领域党总支分层分批组织进行讨论，根据需求内容、服务对象、难易程度等因素，设定多个讨论主题。两新组织党员根据随机抽取的主题，通过轮流换桌讨论的形式，开展深层次的专题研讨，最终共同设计形成专业化、个性化的创投项目。社会组织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发现社区问题，提出创投议题，在之后参与创投的过程中更加了解街区中各个群体的要求以及社区建设的重点、难点，从而使得社会组织行动和目标设计与社区的发展是真正相关的。
此外，凯旋街道每年度都会通过网格和社工开展居民服务需求调查，以问卷、走访、面谈等形式了解社区及群众在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合理需求。这些需求被收集起来后，一部分由街道层面通过“微心愿”进行消化，而需要通过“微公益”和“微创投”回应的那部分需求则会转给相应的社会组织，帮助它们找到“需求对接”的内容，社会组织在对接过程中发现并树立自身的个性化品牌。
2.持续投入专业支持。新生社会组织由于规模较小，组织者和参与者多来自社区，虽有行动热情，但在理论和实践上缺乏专业性和经验支持。因此，为它们提供所需帮助是“凯益荟”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这些专业支持既有来自负责“凯益荟”的街道党政干部和管理者，也有“凯益荟”外请的专业人士和社会组织，他们共同为入驻“凯益荟”的社会组织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凯益荟”通过定期的沙龙讨论，开展“专项量体培训”，以个案分析与技巧指导为重点，提升服务素质与能力。此外，街道还会不定期组织“凯益荟”负责人与社会组织骨干到外地及高校进行学习，外地交流主要探讨和借鉴实践经验，高校培训则是提升理论素养，两者有机结合促进“凯益荟”孵化和培育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更新。
3.资源精准投入助力社会组织成长。“凯益荟”的资金投入主要通过专项扶持、服务购买和公益创投等类型扶持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的资源分配为社会组织提供行动机会，在承接活动和主动设计活动中巩固和增强组织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凯旋街道将专项支持、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等方式糅合在一起，打包对社会组织开放，通过一定竞争为有创意、有潜力且具备一定基础的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在专项扶持资源上，街道设立100万元专项经费作为社会组织扶持基金，用于各类扶持项目。街道通过“凯益荟”对初创期社会组织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00元的开办扶持资金；对无专职财会人员的按每年3000元的标准给予委托记账补贴；对规范运行、诚信度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效显著的社会组织予以2000—10000元的“以奖代补”资助奖励。另外，对于获得省、市、区荣誉的优秀社会组织给予2000—10000元的奖励。
在政府服务购买方面，街道通过开展“公益伙伴日”活动，对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定向扶持。各科室（条线）梳理出可以剥离给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社会组织通过服务项目特色展示，与街道科室进行供需对接，最终达成合作，形成良好的公益伙伴关系。
同时，“凯益荟”设立公益创投基金，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项目竞标，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给予资金支持，扶持优质的社会公益服务项目。凯旋街道的公益创投按照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分类，形成“领域+专题”的项目设计与竞争方式。召开“公益微创投”项目专场评审会，邀请街道领导、专家教授、部分“凯联盟”共建单位负责人等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项目评审。各项目负责人从项目背景、项目目标、项目内容、项目预算等方面进行全面介绍，评审委员会按照“公益性、专业性、经济性、凝聚性、发展性”的“五性”标准，参照社区需求度、可行性等因素对项目进行打分。“凯益荟”还考虑到社区居民的认可度和参与性，在场外设置了发布平台，将居民投票结果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最终确定公益微创投项目。例如，2014年，29个项目中有16个项目通过评定，共同分享了20万元微创投资金。
凯旋街道还注意拓宽公益资助的来源渠道，鼓励辖区企业等其他群体参与。多样化资金的加入顺势带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真正达到社区共建的目的。街道每年举办“携手公益伙伴，助力社区自治”公益伙伴日活动，设置现场展示、现场服务等区域，通过“项目体验、服务互动、爱心义卖”等形式，展示优秀社会组织优势资源及服务成效，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现场通过认购式参与，实行项目认领机制。由辖区两新组织自主认领、承接公益微创投服务项目。现场举办认领仪式，并签订合作协议书。在2015年的“公益伙伴日”活动中，共9家单位出资认领服务项目9个，募得社会组织微创投资金20余万元，杭州园林绿化公司、思源乐家等10多家单位捐助公益项目资金45万元。
二、“凯益荟”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创新特点
（一）立足共容利益扩大政社合作空间
随着社会异质性和流动性程度的日益复杂，公众对公共服务与准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多元，且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于公众而言，由于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经常呈现出不明晰的观感，因而在评价政府行为时，通常将最能直接感受、接触到的基层政府作为评价主体，并延展出对政府的总体认识。正因如此，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上级政府都要基层政府承担起更多、更繁重的服务责任。但街道作为基层权力代表，资源、权力天生存在不足，责能困境成为固有张力。
因而，街道在主动调整自身行为方式选择以增强完成上级政府任务能力的同时，也非常希望从社会中寻找可能的合作者。吸引或发掘、培育符合政府需求，缓解服务供给不足，与自身有共容利益的社会组织成为基层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性选择与普遍探索的方向，而与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密切相关的政府购买、公益创投、志愿行动等行为则为加强这种利益关系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对双方都产生了相互增强的作用，并在结果上逐渐改变了区域内各个群体间的互动生态。
共容利益是指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组织之间可以通过彼此的依赖和一定程度的合作实现互惠，彼此利益不一定相同，但一定不会相斥，且个人或组织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可以同时兼容。其中，拥有足够资源和完备的组织框架、在合作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组织能获得总产出的更多比重[22]。这种共容利益会推动拥有主导权的组织主动扩大、保持与其他主体的合作和依赖关系，甚至为维系这种合作关系提供行动资源。
凯旋街道建立“凯益荟”作为孵化社会组织的平台，将其打造为“亦官亦民”的沟通载体，找到了政府与社会在街区层次的共容利益空间。作为国家权力链条中的底部，街道所能影响的范围并不大，然而“凯益荟”作为街道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平台却有超越街区范围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按照街道党政管理者的设计，“凯益荟”确定了六个领域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凯益荟”培育和引进的社会组织数量、领域和规模都在逐渐拓展，说明这六个类别的社会组织得到了社区认同，居民有参与或接受服务的意愿，符合社区居民的诉求。一些社会组织还在服务过程中发现个体和组织的价值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认可，组织规模、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也有所发展。
“凯益荟”负责人LM认为：
我们自发的文体类组织数量众多，但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一些可能对社区稳定有影响的组织没有得到有效监管；二是一些组织虽然有群众基础，但是小而散，没有行动力，无法满足居民需求；三是一些组织有能力服务社区，但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与政府之间没有形成相互信任，没有清晰、有效的合作制度，所以街道没法通过他们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彼此的资源和能量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凯益荟”成立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23]
对于街道管理者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区民众满意度的提高对政府其他管理工作也带来正向作用，工作更容易得到社区居民的信任和支持，一些较为棘手的管理事宜在推进过程中阻力减小。这说明“凯益荟”培育社会组织的类别和方向对街道所有的相关主体都带来了利益，政府对政社关系的定位也恰好契合社会组织对政社关系的认知和定位。
“凯益荟”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挖掘、鼓励共容利益的同时，通过“亦官亦民”的组织架构化解了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中可能对国家权力带来竞争的可能性，使政社关系从“竞争性替代”转向“共容性合作”[24]。从国家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规律来看，转型中的社会必定需要通过再度组织化的阶段，才能真正达到良序、和谐的状态。但在再度组织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再组织化的一种形式，也可能给国家权力带来挑战。化解这种潜在张力对权力是一种考验。
“凯益荟”的运行规则、培育内容、引进方向、监督流程等都带有强烈的党政权力主导的色彩，但在平台中孵化或引入的社会组织又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和发展所需资源，因而既能确保政治层面的正确性，又能开放足够的行动空间和支持，这恰恰又是社会组织发展最需要的两个因素。在操作中，“凯益荟”并非是孤立的枢纽型组织，它与社区、社工之间形成紧密的“三社联动”网络，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就可以通过动员消解可能与国家权力形成竞争的组织性力量。正如街道党工委书记ZJ所言：
我们有意识培育、引入的社会组织都是党委深度介入、跟进的，而它们又是真心为老百姓服务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它们会有什么问题。真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知道，社区百姓也会因为信任我们而站在我们这边。实际上，我们还希望进一步推动它们自立、壮大，要给它们提供足够的空间成长，而不是相反。[25]
总之，“凯益荟”以“亦官亦民”的组织架构通过政社多层、全面互动，以网络构建方式发现政社合作空间，鼓励政府与社会等多元主体不断发现、定位共容利益，从而相互激活彼此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实现有机合作。
（二）权力基于边界意识进行主动引导
“凯益荟”能够得到街道和社区其他主体的一致认可还在于国家权力介入社会再组织过程中的自我克制和边界意识。这种边界意识来自管理者对社会的判断，也取决于个人对于国家管理的主观认知。从这一点而言，“凯益荟”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发性，也是很多基层在复制时不容易嫁接的。对于基层国家权力而言，挑战和回应所要关注的社会维度主要在街道和社区层面，这一维度中包括社会组织、个体与市场三种异质主体。因此，基层权力必须思考如何平衡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运行逻辑，形成有效共识，维系这种平衡。如果说市场的逻辑在于创造性的破坏，社会的逻辑在于自我组织化的连接、流动和表达，那么国家的逻辑则在于秩序的维护。这是三种取向存在较大差异的逻辑，且在方向上始终存在张力。国家权力必须在维系秩序的同时，允许市场的创新活力和社会的组织意愿得到满足，但又必须以不破坏秩序、削弱国家能力为前提。
作为国家权力的政党力量渗透、嵌入社会，是以发现、解决问题的疏导方式获得其他主体认同的。在解决社区居民间的矛盾时，它以中立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化解民众之间的纠纷矛盾。在居民还未找到自我协商、自我监督的时候，国家权力作为客观的第三方，确实能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更多可能性，并得到社会的信任。“凯益荟”孵化或引入的社会组织为基层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增强社会渗透能力提供了有序的合作网络，并且通过资源控制和规则供给获得了社会组织生产的主要利益。同时，街道党政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达成了社区居民需求为先的共识，通过采用社区评价的方式，平衡了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之间的权重，因而能将从社会组织生产中获取的收益输送至社区，从而得到居民的认可。
“凯益荟”孵化出来的社会组织仍然属于这个枢纽平台中的一员，但街道和“凯益荟”都不干预社会组织团队的运行，而是作为社会组织和街道之间的“楔子”，起到上通下达、资源整合与团队建设的作用。整合孵化和自主行动并行的方式大大提升了社会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规划的自由。从系统论的观点而言，较少的控制能给予主体更多的自我反省和提高的机会。正是因为如此，“凯益荟”和各个社会组织的日常运行和目标计划都能自主制定、自主研讨，减少了街道细节干预的必要性，也有利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专业化和可持续性发展。
（三）通过资源整合增强治理能力
凯旋街道在主动培育的同时进行资源整合，织就了多方主体紧密互动的网络，街道党政力量在网络的每个结点上嵌入自我，从而增强了对社区的动员、渗透能力。“凯益荟”通过公益创投、服务购买、项目资助等赋能性方式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准，在激活社会组织力量、帮助基层政府分忧的同时，也增强了政府经由资源分配渗透、动员和整合社会的总体能力。值得提出的是，凯旋街道还通过“凯联盟”的党建网络，将企业的公益资助一起整合进去，资源的集聚作用更加明显，从而延展了治理网络。
“凯益荟”的资金用途赋予社会组织更多自主创意空间，同时又与政府希望达到的服务内容和服务目标紧密关联。资金使用上兼容了社会组织自主选择和政府选择的意志，虽然资金来自政府，但街道在使用途径和使用目的上进行了有意的区分。既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自主设计和选择的自由，又通过具有一定竞争性的服务采购、招标刺激社会组织间的良性竞争，同时也为区域外的优秀社会组织提供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公益创投、服务购买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通过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获得资源的方式进行，并伴有从公开招标、中间评估到效果监测的完整评价体系。资源依赖可以引导社会组织往政府希望的方向上行动，政府也能够从社会组织的服务中间接获得辖区居民的认同，并且通过社会组织间的有限竞争，付出较之政府直接生产更低的成本供给公共服务。对于特定群体的准公共服务，社会组织从服务享受者处收取一部分费用，政府只需承担部分购买费用就能为社区输出高性价比的服务，从而在结果上增强了国家的政策执行能力。
“凯益荟”孵化架构在结构上包含了三个发展层次的社会组织，且三个层次的社会组织均得到了政府资源的支持。一是通过“三社联动”从社区内衍生出来的一批自娱自乐型的社会组织，它们能满足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联结的多样化需求，这类社会组织多为文化体育方面的社会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多带自发和零散的特点，“凯益荟”主要以尊重和规范为主。二是需要一定专业能力，并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且恰好与街道公共服务的内容契合。这类多为社会事务、慈善救助、疏导维权的社会组织，是“凯益荟”投入资源较多，扶持其快速成长的类型。三是外来的社会组织，多为在其他地方已经发展较好、专业能力较强的服务类社会组织。由于本区域类似的社会组织尚未培育成熟，而街道又需要这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因此街道通过“凯益荟”将其引入以服务社区的部分人群。
政府通过“凯益荟”孵化或引进的社会组织还嵌入了政府的合法性认可，这对社会组织而言是一种保护性资源，它形成了双方的互利基础。“凯益荟”的各类社会组织在进入社区活动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凯益荟”和街道的推介，从而使社区居民迅速认可并放心购买、使用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社会组织各有作用和专业优势，从而构建起立体化、多元化的政社互动网络。基层国家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嵌入、渗透到这个网络当中，增强了对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
由此，国家能力与社会组织在合作网络中实现共生。政社合作使社会组织在国家保护下获得合法性、资源及空间等结构主义公民社会的发展要素。同时，也使国家权力通过社会组织渗透公民社会而得到建制性增长，通过合作网络形成了一套权力关系、资源结构、互动策略及符号体系等要素，使得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合作共生状态不断增殖[26]。
三、“凯益荟”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实践成效
（一）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1.社会组织孵化数量稳步增加。“凯益荟”14个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建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站在几年时间内，依据不同社区的特点和需求，孵化出众多社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服务站已成功孵化“景泰蓝工作室”“动漫生肖营”“慈善快车”“书画苑”“贴心社嫂”等面向众多兴趣、爱好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景湖社区“丽人筝茗国艺坊”、南肖埠社区“乐乒俱乐部”、景新社区“康乐柔力球队”等骨干团队极大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金兰池社区的“平安巡查队”、南肖埠社区的“老夫督察队”“蓝色卫士”社团等安全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成立则顺应了居民居住安全的要求，提供应急援助、安全知识培训、综合减灾宣传等服务。“凯益荟”为文体类社区组织提供的突出优势是让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办公，并从形式聚集到资源聚集，实现各个社会组织之间的优势资源整合和共享效益。入驻的社区社会组织相互帮助，抱团发展，在宣传、活动企划、志愿者招募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在得到支持后，活跃范围已经超出社区，并朝着更专业、资源更为自主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社区社会组织会在“凯益荟”帮助下进一步升级。例如，“景新书画苑”已于2014年注册成为民非企业，成功实现从社区社会组织到专业民非企业的转型。除了与社区居民的爱好、兴趣相关的文体类社会组织，与辖区企业有关的自我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也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例如，以服务企业为组织使命的“凯商会”于2014年建立起来，与街道合作组织了很多活动，在政企合作意识、组织培训以及街道公益行为上，“凯商会”都成为非常活跃的主体。同时，包括电子商务、文创科技、建筑园林、现代商贸在内的6家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也建立起来，从而更好地服务辖区的45家企业。
对于街道在孵化过程中缺乏专业力量的需求类型，“夕阳红”“四点半课堂”等外来社会组织的陆续入驻满足了社区老年人和儿童两类最需要服务的群体，并通过它们的行动带动本街道专业服务力量的成长。此外，国际狮子联会西子服务队等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知名社会组织入驻同样给“凯益荟”带来了相互补充、相互增强的效应，“凯益荟”获得了专业慈善服务机构的支持，并通过它们拓宽了与外界其他公益主体的交流。
2.街道人均拥有社会组织数量明显提高。从社区社会组织到外来社会组织落地，凯旋街道培育和孵化的社会组织每年都在稳定增长（见表7-1）。由于“凯益荟”对孵化和引进社会组织有规范的标准，而非盲目追求数量，因此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出壳”的制度要求是较为严格的。尽管如此，每年孵化成功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仍然在稳步增加。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成功的数量已从2012年的193个增加到2016年6月的303个。此外，随着一些社会组织入驻“凯益荟”的意愿增加，“凯益荟”的口碑和吸引力逐渐产生放大效益，引进的社会组织数量从2012年的6家增加到2016年6月的26家。按辖区总人口计算，凯旋街道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为42个。按辖区常住人口计算，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进一步增加，达到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59个。比例之高、密度之大在杭州市排名前列，也远超很多城市人均拥有社会组织的比例。
这些组织将社区居民通过爱好聚集起来，自身具有对组织天然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同时，它们又是由“凯益荟”培育成功的，在后续的公益创投及服务购买过程中，对政府的资源依然存在明显的资源依赖关系。因此，当街道通过“凯益荟”党委需要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对组织成员及社区其他成员进行动员的时候，可以较为轻松地得到社区社会组织的配合和响应。
表7-1 社会组织孵化情况
（二）社会组织服务能力获得认可
1.社会组织获得多项荣誉。至2016年6月，“凯益荟”先后获得国家4A级社会组织、浙江省“双管”社会组织党组织、杭州市“双强”党组织、杭州市社会组织优秀样本、杭州市示范型品牌社会组织、杭州市首家街道级复合型社会组织等称号，说明其孵化和服务社会组织的质量较为出色。经“凯益荟”孵化的一些社会组织也因其活动效果得到了各种肯定。例如，街道景新社区“书画苑”、庆和社区“动漫生肖营”等多个社会组织被评为市、区级“十佳十优”先进社会组织。
2.内生社会组织服务质量有效提升。各个社区社会组织在“凯益荟”的指导下对社区多样化需求的承接能力明显提高。此外，在政府服务购买及公益创投的催化下，社会组织承接活动数量明显增加，获得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服务数量和质量相互促进，社会组织的活跃度增强，专业化水准明显提高。如“老钱红线工作室”在“凯益荟”进行孵化培育后，现已成为拥有20余名志愿者，面向江干区乃至全杭州市的知名公益红娘品牌。“何钧心理咨询工作室”免费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普及、筛查及咨询等服务，协助解决了多个家庭矛盾，成功纠正了辖区青少年心理障碍几十例。“华语之声”凯旋服务站获得“凯益荟”支持并给予各种机会，现在已经具备承办凯旋地区大型文娱体育活动的能力，在策划、主持以及录像等方面也具有全面的专业能力。这些组织的成立、运行均按照“凯益荟”梳理出来的六类重点需求类型和培育规划成长起来，因此组织数量的增加与社区需求形成有效呼应。不仅如此，社区社会组织还对社区需求逐渐从形式回应向实质回应深化，有效化解了社区一些潜在矛盾，回应了社区诉求。至2016年6月，街道社会组织累计开展文体活动1524场，举办讲座417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逾751次，成功调解民事纠纷近475起，为老年人提供助洁、助医、送餐等服务达42余万人次，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3.引进社会组织服务获得居民高度认同。“四点半课堂”是杭州市健康社区服务中心一个知名的少儿托管品牌，专为没有时间接送孩子上学的社区家长服务。自从入驻“凯益荟”办公后，在其帮助下在业务承接上有了更多机会，机构开展活动的收费也因服务范围和人群的增加随之下降。对于这个组织而言，收费的降低，更好地体现了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同时解决了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居民得到了性价比合适的服务。夕阳红工作站也是目前凯旋街道内最受欢迎的社会组织之一，专为老人提供无偿或低偿的居家服务。“凯益荟”在该工作站进入街道之初，通过发放免费限时体验卡等举措，帮助工作站推广，使工作站迅速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
总之，“凯益荟”作为中介和枢纽型平台，起到了为社会组织进行合法性授权、信息收集与传送以及资源输入等作用，为社会组织寻找到更多的生产服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的半官半民性质既解决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识别度问题，又有效解决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和认可度，也正因如此，几年来“凯益荟”的实际运作取得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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