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途径

可能的途径_转型中国的正义研究

要实现央企制度“强国家—强资本”双强属性以及“权力—资本”平衡发展的良性发展道路，可能的渠道和途径包括：

一是央企的数量将不断趋于减少，未来央企将更多地分布在国计民生领域，而不是市场领域，不再“与民争利”。

目前，央企占据了相当多的非战略性领域，挤占了民营经济和中小型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生存空间，“国进民退”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央企都属于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及关键领域的行业。

根据2014年国资委网站显示的113家央企名单，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比较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行业，主要包括央企15大类行业中的：（1）航天军工行业；（2）信息技术行业；（3）石油石化行业；（4）电力煤炭行业等，它们占全部113家央企的百分比约为36.27%。第二类是该行业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少部分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央企15大类行业中的：（1）机械行业；（2）钢铁行业；（3）有色行业；（4）航运行业等，它们占全部113家央企的百分比约为25.66%。第三类是按照通常的市场经济原则，应该完全参加市场化竞争而不应该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行业，主要包括央企15大类行业中的：（1）汽车行业；（2）旅游业；（3）地产建材业；（4）农业行业；（5）纺织行业；（6）其他行业中的相当一部分，它们占全部113家央企的百分比约为38.07%。^[58]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113家央企中真正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央企所占的百分比只有36.27%，约占三分之一，而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央企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另有三分之一介于这两者之间。由此可以认为，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央企可以进行完全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尤其是汽车行业、旅游业、地产建材业、纺织行业等领域。

而实际上，关于央企整合和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早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初，其首任主任李荣融曾明确提出，到2010年把196家央企缩减至100家左右，并把“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当作“一生的梦想”。李荣融主政的7年时间里，央企数量从196家大幅缩减至123家，而全球500强的数量则从7家增加至38家，总利润也从2400亿增长至1万亿以上。^[59]2015年9月，经过长期酝酿和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明确提出“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并“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60]因此，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上，央企在行业领域的调整、与市场经济的融合、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将是主要的方向，这将为央企制度回归正义之路奠定基础。

二是中国未来权力—资本关系的制度化形态将更多依赖法治化的税收制度，而更少依赖政治性的央企制度。

在当下的中国，央企制度在权力与资本的制度化形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集各种利益纠葛于一身，在法治的实践和观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的环境下，常使央企制度表现出背离其正义本性的功能和行为。而在一个成熟的权力—资本关系的制度化形态中，法治化的税收制度才应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此，当今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政治学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贝茨在其名著《暴力与繁荣：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有着精彩的描述。贝茨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中出现了两大集团，即征服者（fighter）与生产者（producer），它们关系的演变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征服者对生产者进行残酷的掠夺和杀戮，体现权力对经济和生产力控制的绝对权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征服者渐渐发现对生产者进行掠夺和杀戮对自己并无太大益处，反而是通过强制其劳动和服务以及后来进行征税才能让自身获得更大的收益，由此，征服者对生产者的关系由血腥杀戮转变为提供保护，并在征税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对生产者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最终使得生产者反客为主，通过资本和税收成功地反转和制约了征服者（权力），并最终走向两者均衡发展的良性互动状态。^[61]

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已故的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在其代表作《权力与繁荣》中探讨了政治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权力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奥尔森通过“罪犯比喻”提出了“固定匪帮—流动匪帮”模型和理论，来阐述自己对国家和政府起源的理解。奥尔森认为，流动匪帮“会倾力进行盗窃活动”，这种盗窃活动常常是破坏性和非建设性的，因为它通常不考虑在一个地区持久性地获取利益，常常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掠夺。与此相反，“对一个地盘行使持续控制的固定匪帮”，出于自己长远的利益获取目的，“则尽力确保普通人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以及进行相互有利的贸易活动”，“一个稳定的定居的匪帮，总是攫取普通人产出的一小部分作为其稳定的税源”，“这样就能更大规模地增加产出和税收所得”。^[62]这样，固定匪帮通过在一个固定地区征税，提供公共产品，建立规章制度，并提供保护等手段获取了比流动匪帮更加高效和持续性的收益，现代国家和政府就此产生了，并出于获取更多税收的考虑而甘愿受到更多制约。和贝茨的论述类似，奥尔森实际上也强调了资本和税收以及产权对权力约束的极端重要性，自由的市场和资本流动才能有效制约权力这个“必要的恶”。

在西方的崛起和发展中，法治化的税收制度成为权力—资本关系趋于制度化平衡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样，在中国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权力—资本关系的制度化形态也将越来越倚重于法治化的税收制度，而不是政治性的央企制度。

三是未来央企制度实现由“攫取性”向“包容性”、“抑制功能”向“再生功能”的转变将取决于对其制度异化与正义背离主要方面的纠正力度。

正如前文所述，央企制度的异化和正义的背离主要表现其对资源与权力等要素的“攫取性”强于“包容性”，在制度功能上的“抑制性”强于“再生性”；在干部甄选上的封闭机制；垄断经营导致的社会正义困境以及海外扩张进程中的利益转移和输送等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纠偏”是央企制度重回正义轨道的关键所在。

制度都是有惯性的，这种惯性往往带来路径依赖而不易改变的难题，尤其当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利益攫取的固化机制时更加难以改变。因此，执政者的顶层设计能力和在多大的程度上推进央企制度改革的决心将是主要的制约因素。新近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似乎让民众看到了这种能力和决心。这份“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从总体要求到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重新提出或者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和举措。

人们期待着在《意见》的指导之下，央企制度能以分类制改革为契机，真正退出或者减少在竞争性市场领域中的存在，而更多地专注于国计民生的公益性领域，消除至少降低其饱受诟病的“垄断”程度，回归央企全民所有制的属性本质；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目标，削弱和防范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对央企的操控，从严审计央企海外资产的流失情况，提升央企本应具有的正义属性；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机遇，吸收不同的资本来源，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程度，形成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之间的交叉融合，最终实现“国民共进”；以加强和改进党对央企的领导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吸纳更多的市场精英，经过必备的市场化锻炼进入党政部门，形成高层政治精英甄选的真正开放机制。

唯此，央企制度才能真正迈向“强国家—强资本”与“权力—资本平衡”的时代，回归正义的本性。

【注释】

[1]赵小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

[2]陈振明、黄新华主编：《新政治经济学导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0页。

[3]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0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6]同上（第三卷），第633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55页。

[8]同上（第四卷），第693页。

[9]同上（第三卷），第633页。

[10]［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11]［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IX页。

[12]王彩波、陈霞：《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

[13]［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33页。

[14]J.S.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32—33.

[15]［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33页。

[16]王中保：《企业公有性、效率与经济发展》，载《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17]人民网：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1/144570374.htm l？xbf-zhuihao123.comheats3.html。

[18]［美］布鲁斯·迪克森：《更新中国模式》，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19]［美］达龙·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版。

[20]李增刚：《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兴衰理论评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第21—22页。

[21]［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2]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3]华生：《消除垄断不容再失时机》，载吴敬琏、郑永年、［美］亨利·基辛格等著：《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24]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8页。

[25]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优化财权和事权的统一。

[26]参见郑长忠：《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的一个考察视角》，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27]“央企一把手到政府任职，体现开放用人态度”，光明网：http：//politics.gmw.cn12011-04/ 27/content.1893788.htm。

[28]［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

[29]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在领导班子和知识专业结构方面，重视充实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充实实践经验丰富、勇于改革创新的干部，充实善于做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社会管理工作、群众工作、法治工作的干部。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30]董伟：《审计署原官员：央企4万亿境外资产基本未审计过》，载《中国青年报》2015年3 月3日第4版。

[31]周光辉、殷冬水：《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中国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的政治学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第160页。

[32]韦三水：《大国企：共和国“长子们”的风雨六十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2页。

[33]周光辉、殷冬水：《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中国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的政治学分析》，第163页。

[34]参见“2013年央企职工均薪12万增9%，为私企3.75倍”，网易：http：//money.163.com/ 14/1105/07/AA97A33O00252G50.html。

[35]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72页。

[36]萧功秦：“‘中国模式’病得很重，面临五大困境”，人民网：http：//xj.people.com.cn/GB/ 188516/13177072.html。

[37]［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38]［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478页。

[39]参见《国企新姿，中国脊梁坚强挺立（新国企·新起点之一：布局篇）》，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15日。

[40]周光辉、殷冬水：《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中国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的政治学分析》，第162页。

[41]参见财政部、国资委《：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12月11日。

[42]倪金节：《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仍有提高空间》，载《京华时报》2014年3月28日第45版。

[43]赵岳阳：《回到全球化：中国国有制经济公有制属性的实现》，载《江汉论坛》2014年第4期，第17页。

[44]［美］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45]参见“中国对外直投跌至全球第六”，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 jyjl/m/201008/20100807104260.html。

[46]“温铁军谈危机③：中国要扛住输入型危机，还得靠国有大资本”，澎湃网，http：//www. thepaper.cn/newsDetail-forward-1337076。

[47]参见“国资委筑境外经营风险‘防火墙’”，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i/dxfw/gzzd/201211/20121108425517.shtml。

[48]周小苑：《央企老总须为海外投资失误埋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30日第2版。

[49]刘文炳、张秋生、谢纪刚：《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第123页。

[50]徐传谌、孔德海：《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评析——基于32家中央企业的统计数据》，载《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46页。

[51]董伟：《审计署原官员：央企4万亿境外资产基本未审计过》。

[52]参见《国资委耗资千万委托第三方核查央企海外资产》，人民网：http：//js.people.com. cn/n/2015/0324/c360301-24254064.htm l。

[53]赵岳阳：《回到全球化：中国国有制经济公有制属性的实现》，第14页。

[54]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and Results”，in Archives European，de sociologie，XXV（1984），pp.185—213.

[55]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论证了如下论点：计划经济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如果个人只是计划人员实现其计划的工具，就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对于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6]赵家宝：《我国转轨期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资本化路径》，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第13页。

[57]同上书，第16页。

[58]根据国资委官方网站相关材料整理统计而成。

[59]管清友：“央企整合大棋局，谁是盛宴主角”，华尔街见闻网，2015年5月5日，http：// wallstreetcn.com/node/217597。

[60]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61]Robert H.Bates，Prosperity and Viole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orporated，2001.

[62]［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