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监督难题

企业是经营法人，从事农业劳动的还是具体的自然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必定存在着企业利益和农业劳动力个体利益两个层面。也必须承认，两者之间是有可能产生冲突的。在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用于解决冲突的办法，在农业领域并不见得管用，农业劳动力的监督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11]。舒尔茨（1987）认为，“不在所有者通过公司、合营企业、经理等形式控制自己占有的农业生产要素，一般说来，不在所有的安排效率是低的”^[12]。

农业各生产环节的边际产出是难以衡量的，也就难以根据边际产出确定劳动力的工资和进行监督。Pollak（1985，p591）、Binswanger和Rosenzweig （1986）、Brandley和Clark（1972）、Nolan（1983）对此持完全相同的看法^[13]。他们强调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农业劳作的对象是生命有机体，农业生产过程就是生物的生长过程，单个环节的努力可能因为后续环节的失误而没有任何成果。因此，农业只有在最后的阶段才能衡量产出效果，人们难以计算各个环节的边际产出。

由于不能通过简单地观察边际产出来决定每个人的贡献，农业生产中集体组织或者企业对农业劳动力的监督和计量是不完全的，农业劳动力的努力严重不足（陆学艺和王小强，1980；杜润生，1985，p116；林毅夫，1994）。林毅夫沿袭Alchian和Demsetz（1972）的思路，进一步（1994，p45）给出的理论解释是：“农业生产由于它的季节性和空间散布，对农业生产中劳动的努力程度的监督非常困难，且成本极高。因此，监督的最优程度一般很低。其结果是对劳动的激励低下，努力的程度不足也很普遍。”由于监督的困难，管理者会理性地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劳动者因为计量不充分和报酬不合理理性地选择了偷懒，最终导致农业产出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些企业主根据经验判断，其雇用的农业工人真正用作劳动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上班时间的1/3^[14]。一些劳动力不仅是“磨洋工”，甚至还在施肥时只施半袋，另半袋私藏卖钱，有的还内外勾结偷剪盗卖成熟的稻穗^[15]。

除了劳动力监督之外，还有一个决策时滞的难题。农业生产包括灌溉、施肥、喷药等作业，都需要及时进行反馈。但企业作为科层组织，信息需要逐层汇报到决策层，决策后再传达到执行层，中间经历的时间太长，等到执行时动植物的生长情况可能已经发生较大改变。如果是大型公司，或者总部在异地的公司，这种时滞及其带来的损失可能就更为严重^[16]。

人民公社和农业企业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形式，对应于不同的产权形式。但两者同为科层组织，直接经营农业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人民公社是大队书记等进行监督，工商资本是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但都遇到边际产出难以衡量、信息决策时滞长等共同的问题，在建立数学模型时，两者都可以共同被抽象为双层次的决策模型。工商资本直接经营农业效率低，和人民公社经营农业效率低的原因是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Wen（1989）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除了1952～1957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过一个增量极小的上升之外，整个1983年之前的生产率明显地低于1952年个体农业的水平。Tang、Wiens、Hayami、Rattan和Chow等人的计量结果虽然数值不尽相同，但是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大规模、大面积推广工商企业直接转入土地农业，可以肯定，最后出现的结果和人民公社基本一致。家庭农场作为个体经营，无法也不需要分开计算劳动收入和资本回报，不存在确定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的问题；家庭内部主要依靠的是血缘关系，避免了农业劳动力的角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