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

第二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

世界上劳动力转移地域系统层次递进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种流动十分耐人关注和回味。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实证

在我国经济放开搞活的第十个年头之首，1989年春节之后，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以其前所未有的气势涌向城市，出人意料地冲击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北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引力目标最大的城市之一。3月8日，我们对北京火车站和建国门立交桥滞留着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被调查人119名。性别：男性为主体。说明男性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活跃程度较之女性为强。年龄：18～30岁。来源：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西、河南、山东。去向：东北、西北的大中城市和广东、北京等地。文化程度：皆在小学以上，初中占60%以上，少数为高中。这些农民找工作期间多滞留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使这里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劳动者在主观需要与外在环境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动机有两种：

（1）内在需要性动机：①生理需要。因家乡遭灾，口粮偏紧，进城做工。如安徽阜阳县的8个农民进城就是为了找饭吃。他们讲，1988年人均口粮400斤，不够吃，出来即便挣不到钱，也能给家中节省一些粮食。这部分农民工占调查总数的7%。②自我实现需要。家中人多地少，没有多少农活可干。如安徽和县、江苏丰县、河南信阳等地人均耕地只有1亩或1亩多。他们讲，这点地家中有人种，基本用不着他们。在家闲着，不如出来找事做，还可以赚些钱。家中粮食虽然够吃，但资金紧张，买化肥、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及盖房娶妻都需要钱。他们进入大城市谋取新职业，期望取得较高的收益。这类农民占调查总数的80%。③精神需要。现在一些农民手中有了钱，想到城市开开眼界，顺便找工作。如陕西临潼县一位农民1988年收入3000元现金，1986年春带着新婚妻子住在旅店（每人每天6元钱）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在北京游览一下便回去。湖北新州县的几位农民也有同样想法。这类农民占调查总数的3%。

（2）劳动环境性动机：①劳动的自然环境动机。一些农民认为在城市做工比农村轻快，劳动条件也比较好。某些行业还会给民工一些劳保待遇，如发手套、口罩、安全帽、饮料等。四川万县地区6个农民建筑工说，在农村盖房子，一天除吃喝外，挣六七元钱。1988年在北京某公司一天也挣这么多钱，还比农村干着省劲，因而1989年春又到北京来找工作。②劳动的社会环境动机。一些农民之所以选择北京、大连这类城市作为流动的目的地，是因为在这类名城从事劳动有一种满足感，且能在工作之余获得某些原来不易得到的精神物质享受，也有一种安全感，他们认为，北京人比较守信誉，不坑人。或许在这类城市中挣的钱较其他一般城市相同，但他们还要选择前者。这样，当他们回农村之后便会就此产生一种优越感，随之而带来的非经济好处是，因见过大世面，男青年可以找到更好一些的妻子，而且可以少出彩礼，女青年找丈夫的标准也可以提高。抱有这两种劳动环境性动机者大约占调查总数的10%。

这些外出农民工的特点是：①具有商品经济意识。如四川的三个民工，雇者给他们每人每天4元钱，包吃包住，他们觉得不合算，要求每人每天起码6元钱。有的要求一天干8个小时的活，超过8个小时要另给工钱。②职业选择性。民工进城后，希望职业类型发生变化，即由原来从事农业转变为从事非农业。安徽的4个民工，雇者安排他们到菜园干活，他们拒绝了，说想到工厂做工。③多数人不是盲目流动。我们调查的119名农民工中，他们大多是事先做了准备工作，有目的出来的。如江苏12名男青年去大庆搞建筑，是县里在大庆的办事机构事先联系好的。河南信阳的7个女青年来京搞园艺之前，已经与雇请单位签订了承包合同，并有一年长者带队来京。四川广汉县去哈尔滨的22个民工也是预先联系好的。另有几个零散的民工，来北京也是有目标的，且准备了退路，说北京如果给的工钱低，就去大连某铝厂找工作。当然有一些民工是信息不准，道听途说，出来碰运气的。如河南周口地区的4个民工，盲目来京，在火车站蹲了8天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④有些民工是滚雪球滚出来的。本村曾经出来过的，在外面挣到钱的人，出来时，往往带上几个未曾出过家门的伙伴。如安徽的三个农民工，其中一个出来过，这次把另一家的姐弟二人带出来找事干。⑤民工外出并不都进城，有一部分被雇请到城郊做工。如四川彭县的20人就是准备到北京怀柔县烧砖。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深层原因

伴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人口城市化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创建新的城市和向各大中城市的流动即代表了这一潮流。

农民进城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失业状况，希望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并通过提供各种劳务增加货币收入；另一方面是城市非农产业的货币收入远高于农业（其中包括预期收入）。但是在我国，特别是在近几年出现的农民纷纷涌向城市，造成城市难以承受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几十年传统发展战略即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其中包括：①城乡发展上的城市倾斜。30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实行的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方针。其结果造成了城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在这诸方面的相对萧条，这种萧条又通过非经济的户籍制度抑制了农民为追求城市收入、城市文化生活和要改变现状的行动，迫使他们在农村狭窄的产业范围内和相对较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周旋。这当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要处于失业状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虽然还不能马上改变传统体制用来隔绝城乡，工农的户籍制度，但城市的大门，城市的劳务市场已向农村开放，尤其是初级劳务市场，这样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寻找职业以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提供劳务改变经济状况。另外，近几年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农村，尤其是城市建筑业发展更快，有些城市出现建筑工人短缺的现象。因此，从农村大批招雇建筑工人，诱使农民进城。②产业发展上的城市倾斜。传统发展战略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在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分工基础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城市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既扩大了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又形成了城市劳务市场上劳务需求的多样化。当城市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向高度化发展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城市以外的地方补充大量初级劳动力的情况，城市劳务市场上对初级劳动力的需求，引起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③分配与福利政策上的城市倾斜。传统发展战略下的分配政策，无论是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其重点都放在城市。这种战略对城市居民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政策。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他拥有城市户口簿，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有权享受国家给每一个城市居民在住房、交通、饮食等方面带有福利性质的价格补贴，享受到农村居民无资格享受的各种待遇。分配与福利政策的城市倾斜，一方面使农民产生身份变迁和享受城市居民福利待遇的迫切愿望和行动；另一方面，低价暗补的福利政策，造成了进城农民在享受到国家给城市居民各种福利补贴的同时，降低了进城的费用成本，从而使进城的机会成本大大减少，风险也随之减弱。这样农民在选择流动地域对象时，不是遵照经济规律和根据机会成本的大小以及风险程度的强弱来考虑流动方向。

除了以上因传统发展战略造成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当前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就业的原因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①因我们的体制存在缺陷造成城市对初级劳务市场需求过旺的假象。预算约束的软化及旧体制与新体制交替时因摩擦产生的可利用漏洞，使一些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大量招雇后勤人员和壮工，本单位原有在编人员却无事可做和有事不愿做，其最终结果加大了行业事业费用的开支，并制造出城市对初级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假象，错误地引导农民进入城市。②国家对发展速度过快、过热的经济进行调整，不可避免地对农村经济会产生影响，造成一部分已转出农业的劳动力面临着要么回归农业，要么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般选择的是后者，且寻找就业机会的地域大都选中了城市，造成了目前农民集中进城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