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版面上进行编排的过程中，作为设计共同体的核心人物的编辑与作为设计主体的美术人员的付出成反比。美术人员投入的努力多，编辑付出的精力就少，形态就愈带有美术人员的风格烙痕。反之亦然。这一现象在封面的经营上尤其明显。也就是说，美术人员究竟提供的是作品还是提供设计，这对形态的效果很重要。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画家提供的分别有：封面画、封面画及封面版式、封面设计。
封面画的提供较为常见。从早期的书刊封面上看，有的名人题字在版面上分布的效果并不怎么和谐，就是因为封面是由几种设计元素简单的放置而非完整的设计所致。鲁迅请陶元庆为书刊作封面画时，为了版面的美观，他还特地咨询陶元庆有关书名的大小和位置的意见。这也说明美术人员在提供封面画作时，并没有将整个封面版面设计完整。只提供封面画的情形，在1930年代也还比较常见，比如《现代》的封面，第四卷出现画家庞熏琹、张光宇、雷圭元等的作品，但是封面元素放置模版还是由钱君匋设计，封面画只是封面的其中一个版块，所以封面画与封面版式是由不同美术人员合力生产，而封面画作者在形态设计中的实际作用是比较小的。
图3-5 《玲珑》版面
左：《玲珑》1932年第48期版面
右：《玲珑》1931年第24期版面
（图片来源：瀚堂近代刊数据库，2012年12月摘取）
第二种情况是美术人员提供了封面画及封面版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他完成了整体设计。笔者考察了鲁迅的封面设计影印件及丁聪的封面版式设计的原件，这些资料说明，早期设计者对图片、文字的位置、大小、内容都作了一定的规划，但是文字并没有标识出字体字号。可以推断的是，文字形态的具体落实还有待于编辑的确认。所以，至此美术人员也没有提供完整的设计。
完整的封面设计是在考虑封面版面的前提下，将所有的设计要素都进行具体的落实，这样的设计，在鲁迅的《而已集》、闻一多的《落叶》、陈之佛的《小说月报》封面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因为这些封面设计，已经考虑了图片、文字的相互关系，并且通过在版面上合理的布局表现了出来。这些设计者，已经对书的设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再把封面画作为独立的存在，而是综合地考虑版面上所有设计元素的体现。
不只如此，富有经验的设计师的设计已经向整体设计迈进，即不只对封面版面进行经营，而且对扉页、环衬，以及纸张、装订等都进行系统的考虑，像鲁迅、丰子恺、闻一多等都在此方面有过不少探索。
其中丰子恺为钱君匋所作的“封面画润例”启事体现了丰子恺对书刊形态设计的看法：“书的装帧，于读书心情大有关系。精美的装帧，能象征书的内容，使人未开卷时先已准备读书的心情与态度，犹如歌剧开幕前的序曲；可以整顿观者的感情，使之适合于剧的情调。序曲的作者，能撷取剧情的精华，使结晶于音乐中，以勾引观者。善于装帧者，亦能将书的内容精神翻译为形状与色彩，使读者发生美感，而增加读者的兴味。”[41]因此，丰子恺对书刊的形态设计，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的，封面中插图与文字的布置、扉页与环衬页的图像间的关系，甚至书眉、题饰等都作了精心的安排。
他设计的《爱的教育》与《一般》即是整体设计的典范。《爱的教育》为32开本。封面底色为米黄色，上面套印红色和棕色，是一种温暖的基调。书籍是以书脊为中心的对称设计，围绕书脊，是一颗大大的红心。红心的两边各自一个裸体的幼童，手持长杆，拥心而立。红心的内部，布满了“敲花”纹，显得比较轻巧。扉页上，以细致的笔法绘出参天大树，树上缠结着丝带，两个幼童坐在树下，用手拉着丝带。一张反白题签衬在页面中间，上面是书名、作者名以及出版机构名称，作者名下又嵌入一张黑色小签，一个反白的小裸童留着中国的瓦爿头正在看书，两条胖胖的小腿垂了下来，让人看了十分爱怜。环衬页中，也是瓦爿头的一排小男孩，在居上方的方格中探出头来，对着下方的各色水果与菜肴垂涎。丰子恺还为其画了插图，插图中的人物作了中国化的处理，教堂、街道以及居室都处理为中国式的，人物虽然还有西式的服装，但面目也显出中国化的特征。
而《一般》杂志刚诞生就有读者称其透露着浓浓的东洋气息，[42]因为日本的刊物精心设计，匠心独具，而《一般》也有着精心的安排。刊物32开，160页左右，从开始到结束，均有丰子恺的软笔画作了风格上的统一规划。如《一般》 “诞生号”封面异常朴素，是长方形的黑色方块中阴文反白“一般”两字，为手写的美术黑体，下面印有铅字标宋“诞生号”两字，下部有黑色宋体 “立达学会编辑”。 内部结构有扉画、目录、正文以及编辑后记等。扉画显示出冲淡恬静的风格。目录页的页眉是两个娃娃坐在阳光之下，可爱有趣。正文书眉处装饰画是两个光腚的小孩子在徐徐拉开帷幕。第一篇的末尾空9行的位置，则插入了一幅插图，是两个男子在雨后散步的漫画。重要的篇章，都画有题饰，下笔随性，却涉笔成趣，有的只是风景：矗立的灯塔，上空盘旋着海鸥；一抹远山与近处的湖水；有时只是生活场景中一个小小的细节：蛛网上蜘蛛的劳作，燃着烟卷喝点小酒的学者（酷似丰的自我写照），春日郊外踏春的父子；还有的可以看出化典的用心：一个男子倚壁而坐，朦胧中已有一只蝴蝶飞绕在头顶，令人想到“庄周梦蝶”的典故；一支燃烧的蜡烛，化出“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意。线条的钝拙如春蚕吐丝般绵长，人物的极其简化与随性，眼眉只是两道细线。（图3-6 《爱的教育》书影）
相较于与商务的合作，陈之佛对于天马书局的感情远要来得深厚。这种感情，可以在陈之佛将自己的著作交给天马书局出版的行为中看出，也可从他为天马设计的环衬、社标等图形中非常细小的笔触中看出。
图3-6 《爱的教育》书影
（图片来源：笔者实物拍摄）
同样的用心也可在闻一多与《新月》、叶灵凤与《创造》的关系中找到。
而设计师与编辑的身份的重合，无疑给形态设计带来了诸多的方便，使得他在形态生产的过程中更有发言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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