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机构内部有专业的美术人员，这些美术人员为自己的出版机构绘制作品，但作品又是通过怎样的安排布局呈现在书刊之上的呢？
通过对1911年至1919年间《小说月报》插图风格的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早期是每篇文章由一人绘制三至四张插图。在进行具体编排时，由于凑印张、凑版面的关系，另外由其他美术人员添画了一些插图。这样的结果，即使一篇文章，插图也可能由不同的人完成；几篇文学作品中，又有若干插图的风格是一致的；全册插图的总体风格不一致。
后来操作上有了变化，全册作品由一二人分别绘制插图，这样使得整册的风格保持了大致的统一，而每篇的插图风格未必一致。[40]再到后期，由于插图数量整体的减少，绘图人员也相应减少，到1916至1919年间，插图几乎都是由杨子贞一人维持。一人作插图，在风格上较为统一，而且能够预先对插图的布局、修饰等作出设想。
图3-4 早期刊物插图
《小说时报》1909年第1期的两种技法绘制的插图（图片来源：笔者实物拍摄）
而由一人完成整册的插图绘制早期还是较为常见的。像徐咏青在《小说时报》之中显示了两种绘画的技巧：线条化与水彩画。同属于有正书局的《妇女时报》同样由徐咏青操刀。又像《女子世界》的绘图者是丁悚，他擅长于钢笔画，所以插图与题花全用线条图表现。（图3-4 早期刊物插图）但在技术实现上，线条化与水彩画的实现手段可能并不一致：线条画没有阴影变化，而水彩画则有半调子（half-tone）效果。线条画能与文字一起制成版子进行整体印刷，而有调子的水彩画则需要另外制版。从成本与印刷技术来说，后者较前者要复杂些。所以书刊的插图画种也并不是随意选择的，也需要考虑到制版、成本等其他方面的限制。
1920年代的书刊承袭了1910年代的做法，基本上由一人负责美术插图，但也有例外。比如《半月》就有丁悚的插图画与胡亚光的装饰画。插图是按文章而定，装饰画则视版面调用，所以不同期号中采用同一张装饰画的情形较多。这种风格，应该是出于编辑的自愿选择，而非技术上的失误。在新文化的书刊中，同一册书刊中的图像保持风格的稳定，这一方面体现出新文化的图像取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美术人才的缺乏。
在都市文化的背景之下，由于图像出版的发达，不同种类的图像被组合到一种刊物之中的现象成为常态，其中以照片与漫画的结合犹为普及，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书刊版面的特征。像《良友》，既有各类照片，又有万籁鸣等人所作的漫画式插图。《玲珑》，既有影星的玉照，也有叶浅予主持的漫画栏目。通过图片拼盘式的展现，表现出都市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变性，似乎成为图像拼杂的原因。（图3-5 《玲珑》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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