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结合面临的形势，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广大女性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困境，探讨了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可能的路径和面临的前景，提出了女性解放的实际策略，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解放应该是全面的解放，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解放。
4．1．3．1 经济解放
经济解放主要是指女性摆脱经济上依赖男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认为经济解放在女性解放中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女性经济解放的三条途径。首先，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女性走出家庭，和男性一样工作参加社会生产，一方面可以使女性有自己的经济收入不再依附于丈夫，从而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女性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女工的剥削和压迫，女工的工资要远远低于男性，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从事社会生产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其次，家务劳动工资化。库斯塔和詹姆斯作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提倡者，指出女性在家里从事的家务劳动创造了价值，应该由国家而不是个人来支付工资。而反对家务劳动工资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对家务劳动付酬虽然可以证明家务劳动的价值，但长此以往，容易把女性和家务劳动固定在一起，阻碍了消除社会性别分工的实现。而本斯顿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观点则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矛盾。再次，家务劳动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根据恩格斯提出的家庭劳动的社会化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的观点，指出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价值，而且能够给予长期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应有的尊重，使女性把精力从家务劳动转移到社会生产劳动中来，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机会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还可以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和机会。使料理私人家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社会化，才能结束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所受的压迫。[16]这是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径。
4．1．3．2 政治解放
女性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获得是女性解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从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到1848年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的《观点宣言》，再到1869年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些女权主义先驱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代表女性发出呐喊，明确提出了女性应当享有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就业权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梅扎罗斯指出的，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解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女性取得了参政权，并且废除了一些歧视女性的法律。但是女性解放在政治、法律上的进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结构性不平等的物质权力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的统治。在这种未触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女性解放不可能取得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17]虽然政治解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条件，但如果只实现政治解放，对于整体的女性解放事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取得了一些权力，在政治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女性这种政治解放是在男性话语方式下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解放，女性仅仅是在不损害男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一小部分权利，这还是男性所谓大方让渡给女性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按照男性的生存方式运行的，因此，单单废除男性特权的立法并没有终止性别上的不平等。女性所期望的和男性在生产方式、价值取向上都处于平等地位，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马撒·吉梅内斯明确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限制中，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争取平等的斗争的期限就有可能被延长，并且不一定能看到光明的结果”[18]。
4．1．3．3 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思想解放是指摆脱长期以来父权制思想对她们的束缚。父权制建构了男性和女性的精神世界，只有解放女性的精神，使她们摆脱女性和男性不能平等的意识束缚。[19]女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由于长期在父权制的统治下，男性的“性别意识形态”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种压制女性的文化力量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男性表现出高高在上、强大、主动进取而女性则变现得卑下、软弱、被动依赖等。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女性是“第二性”，是依附和附属于男性的劣等性别。这种贬低女性的父权制的“性别意识形态”束缚了女性的思想也强化了男权中心意识，使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家庭中的从属依附地位根深蒂固。南希·乔多萝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分配当中，核心家庭中的养育职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这种职能分配为男性更多地参与资本主义的事务提供了方便和条件，男性逐渐成为家庭的主体和社会的主导，因而男性优越的性别意识渐渐滋生，由此形成了以男性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20]家务劳动、怀孕、性和养育后代照顾老人，这些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女性的专职功能，使女性在心理上对这种不平等习以为常，“规定妇女不工作的妇女思想意识成了妇女边缘化过程的后果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的证明。”[21]改变男性歧视压迫女性的法律条文及制度是容易的，难的是转变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形态，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在思想上统治支配着女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米切莉·巴雷特提出女性解放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的劳动和责任的再分配，家务劳动应该是男女两性间共同的义务；二是应该废除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三是必须改变性别意识形态。她指出，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基于男权是社会既定现实的思想的理论”也就是基于男性要女性这一事实的理论。[22]如果这些情况不改变，就不能指望改变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的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其解放功能，追求的目标也是女性全面自由的解放和发展。什么时候女性能够和男性一样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获得平等，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自己的价值，女性才得到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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