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的前提

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恩格斯曾结合19世纪的欧洲社会提出过“两个同时发生”的著名论断，“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03]。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强调了阶级压迫同性别压迫的内在逻辑性，深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阶级性特点。他认为，发生阶级压迫的同时也发生着性别压迫，性别压迫是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阶级压迫，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要等到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之后，只有无产阶级首先获得解放，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显然，恩格斯在寻找解决女性受压迫途径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单独的社会性别视角，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统合了性别压迫问题。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盲点”，便成为备受西方女权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诟病的话题。

其实，恩格斯以阶级压迫涵盖性别压迫的方法论并不代表马恩经典作家对性别压迫问题的忽视，相反，把性别压迫问题上升到阶级压迫层面，反而成为后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性别压迫问题的思想先河。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阶级性特点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04]但是，当他面对中国广大女性的特殊境况时，毛泽东并没有一概地到阶级压迫那里去寻求答案，而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盲点”，从性别视角来分析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境遇。毛泽东将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具体化为“四权”压迫，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束缚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它们“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05]。这就既承认了在中国男性和女性遭受阶级压迫的普遍性，又承认了女性遭受夫权压迫的特殊性；既在普遍性中区分了特殊性，又在特殊性中把握住了普遍性。中国女性受压迫不仅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还是封建宗法社会父权、夫权思想长期统治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深刻揭露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本质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做出更加全面深刻的揭示，把性别压迫从几千年来被掩盖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在恩格斯的女性受压迫的阶级分析中纳入了性别的视角，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的性别盲点，这就在继承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同时又开拓了女性解放思想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