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的主体力量

从社会历史条件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决定了其理论主题是回答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而不会是小农经济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农民问题。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女性解放理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工人阶级女性。他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城市女工阶层。他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00]显然，恩格斯把工人阶级包括其中的女性工人看成是最有前途的革命力量和依靠力量，这是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阶级状况与社会面貌与西欧相比判然有别：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与庞大的农业人口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弱小，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农民问题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直接性的实质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深入到各地乡村农户中，广泛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是从这一特殊实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坚实基础。与此相呼应，生活在广袤乡村的农村妇女亦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正是立足于中国妇女在城乡分布的实际考量，毛泽东真知灼见地提出了广大农村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这一指导性方针。

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对中国农村妇女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妇女的解放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不仅是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也是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她们受压迫的状况决定了她们支持革命的彻底性。“农妇是妇女群众的一大部分，且她们同受一般农人们的生活压迫的苦痛，其操作那无报酬的长久劳动，是一般妇女群众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农妇运动与国民革命，有很大的关联”^[101]。中国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的绝大多数，她们是最积极彻底的革命参与者，如果农村妇女不能获得解放，中国的妇女解放就无从谈起。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妇女始终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正如美国学者Tani E．Barlow所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的实践“改变了他们早期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从，欧洲妇女的模式被中国农村革命中的妇女所取代”^[102]。毛泽东还深入研究了农村妇女解放的途径和方法，对农村妇女问题进行了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探索。毛泽东的女性解放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也给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