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仅揭示女性受压迫的现状和根源，还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现实路径。总体来说，他们都主张，女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将女性从它们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根据对女性受压迫社会根源的具体认识不同，其主张的女性解放的路径也就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消除性别分工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分工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异化，只有消灭分工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和异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主张按性别分工的劳动体系是导致女性受压迫的重要因素，因而只有有意识地消除性别分工，才能消除女性在社会劳动体系中的边缘化状态、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多方面的异化遭遇。但是，对于如何消除性别分工，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1．家务劳动社会化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边缘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仍然是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女性的家庭奴隶制之上，女性主要从事私人的家务劳动，这一劳动不能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务中去，而现代化的大工业为女性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有效路径。这样她们不得不在完成家务工作和参加社会生产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16]这样现代女性不得不面对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恩格斯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使家务劳动社会化，使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这一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探讨女性的解放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一观点也遭到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米切尔认为，女性受压迫源于其在生产、生育、性以及儿童的社会化这相互影响的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结构，因此，女性的解放首先需要破除这个社会结构，而不是单独的某个方面。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过于注重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生理、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其他三个因素全都缩减为经济因素，因此，在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提出‘废除家庭’这个全然抽象的口号。经济要求限制仍然是首要因素（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在某些特定关头，这些政策可以替代经济条件这个首要因素而产生直接作用。”^[17]社会主义不应意味着废除家庭，而是将社会中已知的各种关系多样化——目前这些关系被强制性地压缩为一种关系。然而，对于如何使女性的家务劳动社会化从而获得同等的经济地位，又如何使这些关系多样化，米切尔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只是期待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她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变化的进程。对未来的想象是不受有限世界影响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将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早先形态及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妇女解放将不是‘理性的’而是人类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是在从自然到文明的漫长道路中取得的，它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含义。”^[18]妇女的解放正是这漫长道路上的历史使命。

本斯顿认为，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在于其主要从事的家务劳动，那么要解放女性，就必须先解决其繁重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在她看来，女性解放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第一，家庭外获得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即从事社会生产的平等机会，第二，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的女性解放策略是，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作为女性介入公共事业的前提。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就是把原来在家中大部分由女性承担的属于私人劳动的工作转到公共生产中来，由社会来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社会化创造的工作机会将满足女性作为正常的雇佣劳动力的需要。具体来说，首先，当女性在家庭中的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生产劳动时，女性就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其受歧视的经济基础就会消失；其次，当女性的经济地位得到了保障时，女性相应就会得到自由；最后，尽管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但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将逐步促进分工的合理化。

哈特曼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根源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长期相互影响。因此，妇女要想获得自由，她们就应该既反对父权制势力，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消除性别分工则是其关键。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盟明显地体现在资本主义按性别的分工中，一方面排斥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即使女性都从事社会生产，在生产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果不消除性别分工，女性就会受到压迫。性别分工与男性的支配地位长久地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联盟，并以此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受这种潜意识影响的行为模式构成了社会机构的微观基础结构。但是对于如何来消除性别分工，哈特曼只是简单地诉诸于各级社会和文化出现基本的变化，找到改变社会机构和最根深蒂固的习俗的途径。

2．家务劳动计酬运动

科斯塔与詹姆斯对上述的恩格斯、本斯顿等主张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并不能促进女性的真正解放，相反，进入公共劳动产业的妇女承受的是双重劳动，在家中的辛勤劳动是无报酬的，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结束这种境地的路径就是国家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具体来说，她们提出了两大方案，第一，在关于公共问题、无偿家务劳动、性别歧视、家庭与外界隔绝等问题上动员起工人阶级主妇，以便使家务劳动力的斗争社会化。第二，一概拒绝无偿工作，特别是对于处在不断吸收女性来从事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女性来说，仅仅参加社会化劳动，成为生产装配线上的奴隶不是对厨房水池边的奴隶的解放，问题的关键不是停止做家务劳动这样的工作，而是要摧毁家庭主妇这个角色，使家庭主妇转变成普通的社会生产者。

对于家务劳动计酬的观点和运动，一些理论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家务劳动计酬的策略不仅不可行，而且会不利于女性的解放。芭芭拉·伯格曼在《妇女的经济崛起》一书中指出，家务计酬将会把女性隔离在自己家中，更不愿意参与社会工作，同时，家务计酬会助长社会把包括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一切家庭关系都商品化的倾向。这样不但不能消除反而强化按性别分工。

二、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仅仅消除按性别分工并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价值学说，沃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与家务劳动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特殊性，取决于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方面特殊的双重位置。要改变这种双重位置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她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就会存在对立。尽管可以想象，争取平等权利的趋势和斗争会将必要劳动家庭部分的性别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但这种最低限度仍然要求女性承担大部分的生育责任，并且潜在地为男性统治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不管民主的范围有多大的扩展，都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剥削，也不能解放女性。”^[19]也就是说，女性解放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推翻压迫女性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但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必要劳动的两个组成部分即社会的或公共的劳动与家庭的或私人的劳动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因此，家务劳动仍将长期存在，不过不是作为资本积累的一部分，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一部分而发挥重要作用。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必须消除使有限民主局限于少数人的诸多条件而使包括女性在内的大多数人享有平等权利。再次，大幅度缩减女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通过家务劳动任务的社会化，家务劳动可能被缩减，第二，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由女性、男性和儿女共同承担。最后，保留性别分工，即保留男女作为劳动者的性别差异。同等劳动同等报酬对于男女之间的差异会产生新的不平等，与此相应，女性所要求的的平等权利是与她们的特殊性相一致的权利，比如产假等，但是必须削弱女性受压迫的基础——私有制。总起来说，为了使女性摆脱压迫和统治，最彻底的解决路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消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吉布森—格雷汉姆（Gibson－Graham）则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女性的解放需要跳出资本主义的囹圄，解构资本主义，并对非资本主义，一套积极而有差别的经济形态进行研究。她指出，现今众多女性正以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非资本主义活动即家庭活动中去，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同的是，吉布森—格雷汉姆不再直接陈述女性在家庭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不再试图将无酬劳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解决，她做的是直接挑战并解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力图扭转一切由男权支配和赋予意义的局面，希望就此改变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体系和分配模式，建立多样化经济体系及其分配模式。其设想之一，是把家庭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而不是传统上只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存在条件或衬托空间，使家庭不再具有从属或辅助的性质。现代家庭的这种变化，可能会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注入更多新内容，使之得到重新铸造。在此其间，不仅可能推动阶级的多样化发展，还可能孕育出新的政治机会、经济前景和新的阶级意识，这将有助于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的阶级来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改造。^[20]

三、消除性别意识形态

在主张消除性别分工和推翻私有制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还认为，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形态在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往往构成父权制的最后一道坚固的堡垒，因而，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提高女性自主的觉悟，消除男性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并且在实践中组织了提高觉悟小组运动。

米切尔在《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中提出了精神革命。她深信女性受压迫的原因植根于人的精神深处，仅仅通过社会改革或提高生育技术，乃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都不能彻底地实现女性的解放，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革命与弗洛伊德等所主张的心理革命结合起来。她特别强调了父权制的家庭意识形态在驯化女性中所起的突出作用。她指出，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女性仍将处于屈从地位；除非她们和男性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男尊女卑的思维束缚。

巴雷特认为，性别意识形态是女性受压迫的文化根源，因此女性解放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使操持家务和照顾子女的劳动和责任在男女之间进行再分配，使之不再是女性独特的事务。巴雷特认为，由女性承担儿童照管的工作与责任是性别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儿童照管工作的分配作为性别分工的一部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也是围绕它来精心安排的，因此，女性解放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重新分配儿童照管的任务。第二，废除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女性从私人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照管孩子中解放出来，独立地参与社会事务。第三，必须改变性别意识形态，尤其是家庭意识形态。巴雷特将女性的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认为没有女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很难有女性的真正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女性解放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开展了“提高觉悟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运动，试图以此来提高女性的思想意识，从已有的性别意识形态禁锢中解放出来。所谓意识觉醒小组，是指女性开启和提升女性意识，对潜在的并受到支配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或文化支持的权力关系持批判态度，对相应的观点、知识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的贡献进行重新评价的女性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里，大家在一起畅谈各自生活中作为女性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公正待遇，意在开启女性长期受到蒙蔽和压抑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状态，让她们通过诉说和交流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女人的受压迫状况，甚至一起探讨消除痛苦和改变现状的路径。它强调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并试图将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的总体机制联系起来。提高觉悟小组运动有助于促使单个的女性从政治上发现自己的群体身份，在其中形成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正如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条件，女性意识的觉醒则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由于这场运动往往停滞于经验的诉说和情感的宣泄层面，没有形成有效的革命主张，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逐渐成熟，提高觉悟小组后来被解散了。贝尔·胡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缺陷：“在极大的程度上它没有帮助妇女理解资本主义——它是如何作为一个剥削女性劳动的制度来运作的以及它与性压迫的相互联系。它没有促使妇女们去了解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或者鼓励妇女们去创造和设想新的政治制度。它没有对物质主义和我们的社会对过渡消费的沉溺进行攻击。它没有向妇女说明我们是如何从剥削和压迫全球的女性和男性中获得利益的，或者像妇女说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不断地促使妇女们去理解，只有投入到革命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旨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才能成功。”^[21]尽管提高觉悟小组在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昙花一现，但是它第一次掀起了女性自身意识形态革命的波澜。

综上所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充分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异化理论以及劳动价值论等四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后，对新时代女性受压迫的现状从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异化和意识形态的禁锢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揭示，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从父权制和私有制两方面进行阐释，对女性解放的路径从消除性别分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除意识形态禁锢等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和解放的理论。

【注释】

[1]大多数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看做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同一女性主义派别。尽管阿莉森·贾格尔等学者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区别开来，但是在我们看来，二者从根本思想渊源、研究方法、理论内容和理论旨趣来看都是一致的，因而将它们看做同一思想流派。当然这并不表明二者就没有差别。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同时还要推翻父权制。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4]［美］阿丽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5]（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6]［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页。

[7]［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页。

[8]Nancy Chodorow：“Mothering，Male Dominance，and Capitalism”，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86．

[9]Nancy Chodorow：“Mothering，Male Dominance，and Capitalism”，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95．

[10]参见戴雪红：《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11]［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2]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5．

[13]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23．

[14]艾莉丝·玛丽恩·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2页。

[15]（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7]［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18]［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页。

[19]［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20]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21]［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