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的幸福感研究

国内学术界有关幸福感的真正研究，大约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有20余年的研究历史。虽然研究历史较为短暂，但是由于近十年来中央政府对国民生活质量的高度重视，国内学者对人们的幸福感进行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研究的学科如前述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所示，遍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限于篇幅的关系，下面仅仅梳理一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一、经济学的幸福感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艾普乐顿（Simon Appleto）和宋丽娜（Lina Song）两位学者分析了1995年至2002年的七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幸福感状况，研究发现：1995年到2002年的七年间，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并且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41]但是，刘军强、熊谋林、苏阳三位学者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2003年至2010年七年间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变化趋势，发现：从2003年到2010年的七年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呈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回答幸福的人数从2003年的32.2%上升到2010年的56.6%，而回答非常幸福的人数从2003年的5.1%上升到2010年的16%。^[42]另外，曹大宁分析了24个省、自治区或者直辖市的人均GDP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人均GDP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对应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即各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43]

除分析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的幸福感变化趋势之外，国内学者也分析了国民的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其中，罗楚亮通过分析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发现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这种影响仍然显著。^[44]刘军强、熊谋林、苏阳三位学者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同样分析了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控制通胀水平（CPI）后，个人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显著。^[45]另外，邢占军采用政府统计数据以及不同城市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46]

二、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

如同前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心理学者围绕人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已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其中，唐丹、孙庆洲等学者分析了身体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自评的身体状况越健康，则幸福感越强一些。^[47]徐维东、李中权等一些学者分析了心理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乐观、自尊和外向性格与幸福感存在稳定的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幸福感则有稳定的负相关。^[48]陈丽娜和张建新的研究表明，一般生活满意度与自尊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达到0.379，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其一般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49]

三、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

如同前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也从社会结构，即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其中，在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方面，潘玉进运用温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年龄、收入等个人属性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差异，26—50岁年龄层的幸福感高于其他年龄层，收入较高的群体，幸福感较强。^[50]邢占军、金瑜两位学者运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分析了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居民中已婚者群体的幸福感低于未婚者群体。^[51]另外，曹大宁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中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状况，发现在无职业者、体力劳动者、下层办公室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干部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五种职业阶层中，职业地位越高的阶层，幸福感越强。^[52]

另外，在个人的社会关系结构方面，严标宾等学者以大学生为对象，分析了人际关系数量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53]但是，甘雄、李承宗同样以大学生为对象分析了人际关系数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却发现人际关系的增多反而增加了人际困扰，因而人际关系的数量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54]另外，刘明前、胡三嫚两位学者分析了社团参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社会团体，能够从中享受到快乐，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来源。^[55]因此，社会关系状况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但两者不一定存在正向关系。

除分析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对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之外，一些社会学者还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分析了官僚腐败、宏观税负与政府公共支出、不确定性防范、环境污染、社会凝聚对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其中，陈刚和李树两位学者于2013年运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分析了现阶段官僚腐败行为对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发现：腐败的确显著降低了中国居民的幸福感，而且在处理了腐败变量的内生性之后，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明显增强，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如果按照居民的家庭收入、户籍和所属地区将样本进行分群，分群样本检验还发现，腐败只是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并未显著降低高收入家庭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同时，腐败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并未有明显的差异。^[56]谢舜、魏万青、周少君三位学者于2012年同样运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57]李后建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58]

另外，黄永明、何凌云两位学者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了环境污染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发现：空气污染显著地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以及建筑和拆迁扬尘产生量较高地区的居民更不幸福。^[59]孟祥斐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于2014年从社会凝聚（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的角度分析了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具体体现为：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个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