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第三节　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有两条平行的路径：Ernst等人的研究和Herderson等人的研究（Roper＆Grimes，2005）。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也是由Ernst和Herderson等人在1999年于同期平行提出的⁽¹³⁾，但两人研究的起点及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研究框架及研究重点也存在差异。

Ernst等人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是基于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进行的，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是一种组织创新，通过一种平行的过程，将不同等级层次的网络参与者进行整合，使跨过企业与国家边界的分散化的价值链集中起来。其本质特征在于范围（全球产业网络包括价值链的所有阶段，而不仅仅是生产环节）、不对称性（旗舰主导和控制着网络资源和决策）、知识扩散（知识的共享是网络维持生长的黏合剂）三个方面（Ernst，2003）。基于此，Ernst将研究重心放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扩散（以旗舰为主导的）以及本地供应商的能力升级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上（e.g.Ernst＆Kim，2002；Ernst，2001a；2001b；2002；2003a；2003b）。

Herderson等（2002）对Ernst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评述，除了肯定其贡献外，也提出了其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不足：第一，其分析框架狭隘地集中于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旗舰”公司的作用，而缺少对网络供应商的关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揭示全球产业网络中竞争成功的源泉。第二，其分析框架忽视全球产业网络中服务功能（从设计到营销）的作用，而服务功能对全球产业网络的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过多强调研究与开发、技术转移等正式机制的作用，而较少注意隐性知识的扩散作用。

Herderson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建立在Gereffi等人的关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基础上，同时，其分析框架致力于提供一个与Ernst相比更为严格和完整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及其组成要素和研究背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全球产业网络是被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提出的，将包括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各个方面融入多种形态的经济全球化中。在研究内容上，Herderson等更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Herderson et al.，2002b）。在方法论上，其全球产业网络观点直接关注：网络中的企业融入特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中及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组织；网络中企业势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体制、政府机构、工会、雇主联盟和非政府组织等对融入产业网络的企业战略的影响；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对嵌入网络的不同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升级、价值增殖及获取、经济繁荣等的影响（Herderson et al.，2002a）。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研究框架相比，Herderson等人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国外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产业网络进行了研究。如Taudes等（2002）研究了产业网络内的组织学习机制；Levy（2005）则研究了全球工厂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霸权地位；Roper和Grimes（2005）研究了ICT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不同城市ICT产业发展的特征。Coe等（2004）构建了区域发展与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Henry Wai-chung Yeung（2009）则以东亚地区为例，研究了区域发展和全球产业网络竞争力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国内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全球产业网络”一词在国内出现得相对较晚⁽¹⁴⁾，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少见，大致可分为理论和实证研究两大块。理论方面主要探讨新一轮国际分工特点及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及其特征；实证方面主要研究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问题。两大内容涉及的文献相当丰富，本节仅择其要进行回顾与述评。

（一）国际分工新格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形态的深化发展，总体上使得传统的以垂直型分工为主导向混合型分工为主导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多样化形态。当代国际分工格局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边、交叉叠加的立体结构⁽¹⁵⁾”（汪斌2006）。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和混合分工的过渡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刘春生，2007）。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产业层次的高度化，还取决于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所以，国际产业分工形态的深刻变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于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汪斌，20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也成为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国际分工的另一个显著的新特点是国际分工的形式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国际分工形式的改变也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质量（刘春生，2007）。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的位置，取决于其知识要素的拥有状况（汪斌，2006）。

以要素分工为表征的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意味着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并进行优化配置，这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可以增加世界各国的总收益。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因为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易锐、何晖，2008）。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因而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基本看法，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白树强，2000）。

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由世界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和由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共同构成的一个混合体。跨国公司作为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主体，不仅仅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格局带来重大影响，更对全球分工体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不仅突破了单一或分散的国家资源的传统限制，而且体现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体系和分工协作体系，从而令当代国际分工呈现出日趋深化的特征。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决定性地位，因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全球战略。同时，某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高低变化，也取决于该国各类微观主体在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金芳，2003；汪斌，2006）。因此，企业竞争优势是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形成的微观基础。企业竞争机制主要是企业运行的更新能力机制和创新能力机制，充分体现在企业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和相应活动创新（刘春生，20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与各类国家（地区）贸易已呈现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共生共存的状态，一方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其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开始体现在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总体上制造业有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从特定行业或产业内贸易来看，中国工业产业及其产品中一部分只是占据提供一定价值量的不完全竞争环节，大部分工业行业及产品占据的是提供很少价值量的完全竞争环节，与发达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获得价值链上最多价值增加值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中国如何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由工业大国真正发展成为工业强国，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一个非常需要和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汪斌，2006）。

（二）全球产业网络的动因及运作机制

对于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原因，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释。鲁邦旺（2007）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的成因：（1）政策层面。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贸易投资政策的改善，为生产网络的地区化和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又降低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成本。（2）产业层面。制造业的模块化发展促进了高效的全球产品价值链布局的形成，并最终推动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与发展。（3）企业层面。跨国公司是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关键推动者，直接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因此，全球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产物。

苏桂富、刘德学（2006）则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除了与多数学者认为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等因素有关外，与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关的开放经济政策，从而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尤其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以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生产的费用。另一方面，竞争压力的加剧，迫使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由简单一体化战略逐渐向复合一体化战略转变，采用网络的方式在全球配置资源，根据各区域竞争优势，通过内部分工体系将位于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的经济活动进行分工合作，形成全球生产网络。

刘春生（2006a）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是推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原动力，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规则正在逐步完善，并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的必要环节和进行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而跨国公司本身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载体和节点，利用其“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体现着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

卜国琴（2007）则从静态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内生比较优势、不同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差异、投入品比例差异、交易费用和市场竞争压力等方面，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的产生和演变。

刘春生（2006b）研究了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区位布局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全球生产网络不但涵盖了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还囊括了技术研发、物流配送、市场销售、品牌管理等价值链的所有环节，包含的职能是相当全面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主体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多样化的合作。典型的全球生产网络通常包括各种级别不尽相同的层次，从拥有系统整合能力而控制整个网络的领导厂商到通常规模较小的各种本地专业化网络供应商。领导企业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直接加以管理和控制的资源，其运作过程往往是由领导企业作出战略决策和进行组织管理的；而后者，反过来对于领导企业的战略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领导企业通过其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具备便利的技术创新条件以及拥有协调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知识交易和交流的能力等诸多有利因素，从而可以更进一步地增强自己的实力。

苏桂富、刘德学（2006）则指出全球产业网络中领导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不同节点的协调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主要供应商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直接与核心主体进行交易，他们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R＆D和战略性营销环节被领导厂商控制外，主要供应商他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一般供应商直接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交易，他们很少与核心主体打交道，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主要承担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全球产业网络组织的运行效能依赖于以信息资产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管理和伴随着信息资源管理的学习机制，其协调机制则是基于网络内成员的声誉、承诺和信用。

苏桂富、刘德学（2006）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网络的出现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微观基础，其本质在于包含了多种不同深度合约的复合网络组织形式，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次重要的组织创新活动，兼容了传统二元治理模式的种种优点，使生产组织得更有效率，也使居于网络中的某一企业尤其是领导厂商更具竞争力。尹建华（2004），尹建华、王兆华（2004），刘志强（2008）等探讨了资源外包网络的治理问题。任胜钢等（2010）基于企业的内外部网络视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一般将全球产业链中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安排在本国，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安排在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广泛的竞争机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将资源转移到价值链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价值活动中去，还有利于降低不利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推动技术升级（刘春生，2006b）。

刘德学等则着重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问题（刘德学、苏桂富，2006；刘德学等，2006；卜国琴，2007）。邬关荣（2007）以服装产业为例，研究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徐雪刚（2008）则讨论了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的中国外贸企业转型问题。

从以上内容看出，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关注社会嵌入问题，但国内学者还是延续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经济升级问题，对社会升级关注不多。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将成为本书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