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一、幸福感研究的起源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的20多年间，世界各国一直将经济发展（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认为经济发展之后，国民的生活质量自然会提升，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后来人们却发现，虽然经济发展切切实实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诸如焦虑、抑郁、不安、功利、恶性竞争等精神问题，以及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社会冲突、住房教育等社会问题却趋于严重，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同时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单纯的GDP增长也不能够准确、全面地体现社会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作为测量国民生活质量指标之一的幸福感陆续引起了各国政府及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国家发展层面提出幸福感概念的国家是位于南亚的不丹。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美·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的概念，改变了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将提升国民的幸福感确定为国家的发展目标。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世界，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金融、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处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在此现实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迄今单纯发展经济，以GDP增长测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的完美性，开始探讨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问题。

其中，2008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倡议成立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简称CMEPSP）^[9]，将人们的幸福感及相关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该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了《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倡议政府有关经济发展的测量体系应该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转变为“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即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仅仅是国家GDP的增长，而是更多地包括国民的福祉与民生。另外，日本政府基于2000年以来国民收入下降及幸福感弱化的社会现实，2010年在制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时，明确指出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的幸福感一定要同步提升，并于2010年12月成立了由各个领域专家组成的幸福感研究会（幸福度に関する研究会），从国民的就业、收入、教育、住房等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身心健康状况两个维度，就如何提升日本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专门调查。

在政府部门的倡议引导下，人们的幸福感由此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到目前为止，幸福感已经成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但是，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取向或者分析视角的差异，在幸福感的内涵及其产生机制等方面，研究发现仍存在很大的不同。

二、西方经济学的幸福感研究

由于学科研究取向的限制，国外经济学者主要从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居民经济收入增长两个维度研究幸福感，但研究发现却不尽相同。

（一）经济发展与幸福感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否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这是经济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10]这就是被经济学者争论了40多年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伊斯特林悖论”包含两个含义：其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未必就一定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其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经济发展仅仅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因素，其他诸如个人层面的身心健康状况、社会参与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民主正义、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因素，也是影响人们幸福感不可忽略的因素。其后，伊斯特林通过调查不同国家居民的幸福感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于1995年分析了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国民的幸福感，发现在过去50年中，尽管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但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同样欧洲发达国家自1973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国民的幸福感却呈现下降的趋势。^[11]

但是，围绕“伊斯特林悖论”的成立与否，经济学界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比如：韦胡文（Ruut Veenhoven）于1991年分析了西欧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幸福感，发现在过去50年里，国民的幸福感均有所上升。^[12]另外，斯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沃尔夫（Justin Wolfers）于2008年分析了近100个国家的数据资料，同样发现：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也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同时增强人们的幸福感，甚至会弱化人们的幸福感。比如：布拉克夫劳尔（David G.Blanchflower）和奥斯瓦尔德（Andrew J.Oswald）两位学者于2004年分析了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数据，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强，觉得生活幸福的人反而从34%下降到30%。^[13]另外，奥斯瓦尔德本人于1997年分析了欧洲九个国家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发现在比利时、爱尔兰和英国三个国家中，人们的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倾向。^[14]因此，在国外经济学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否增强国民的幸福感，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课题。

（二）国民收入增长与幸福感

西方经济学者除了分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个人层面的幸福感的关系之外，还分析了经济发展背景下，国民的收入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对此，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发现。

其一，经济发展背景下，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其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该观点基于收入的增加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生活需求，进而产生积极情绪的理论假设，主张拥有收入即意味着拥有幸福。首先，这一观点获得了国外学者经验研究的有力支撑。哈林（Marilyn J.Haring）、迪纳等学者分析了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个人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15]另外，韦胡文、迪纳、哈伊（Bernd Hayo）等学者分析了印度、巴西、东欧等国家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16]

其二，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其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该观点基于在当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并且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理论假设，主张在环境污染、民生保障、住房教育等社会问题丛生的社会现实下，单纯的收入增加未必一定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前述“伊斯特林悖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伊斯特林于1974年分析了多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在经济发展背景下，虽然经济收入的增加对人们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作用不再显著。^[17]另外，坎波（Angus Campbell）、海蒂（Bruce Headey）和韦尔林（Alex Wearing）等一些学者同样分析了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有时两者甚至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18]

由此可见，在欧美发达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是否产生于个人收入的增加，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是，在东欧、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这一观点，已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共识。这说明，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9]阶段时，收入作为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衣食住）的第一要件，是幸福感产生的重要源泉，是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

三、西方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

由于幸福感本身，就是产生于个人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因此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幸福感成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西方心理学界基于身心疾患能够给人们带来痛苦，进而产生消极情绪的理论假设，主张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于健康的身体以及健康的心理。比如，伯林（Ann Bowling）、莱文（Jeffrey S Levin）等学者分析了身体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自评的身体状况越健康，则幸福感越强一些。^[20]另外，德莱夫（Kristina M.DeNeve）和库珀（Harris Cooper）两位学者分析了心理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乐观、自尊和外向性格与幸福感存在稳定的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幸福感则存在稳定的负相关。^[21]再者，富尔汉姆（Adrian Furnham）和程（H.Cheng）两位学者于1997年分析了人格因素中的外向性、神经质、宜人性、严谨性和开放性与幸福感的关系，分析发现：人格因素中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及开放性与幸福感存在正向关系，而神经质与幸福感则存在负向关系。^[22]因此，尽管西方心理学者对人们的幸福感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是研究发现基本是一致的，即现实生活中，身心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拥有较强的幸福感。另外，这一发现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

四、西方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

西方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维度研究了人们的幸福感。社会结构分为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其中，在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方面，主要的研究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人的社会特征与幸福感

1.性别与幸福感

西方学者的研究说明，现实生活中，不同性别的个体拥有的幸福感是存在差异的。女性遭遇挫折或者不幸事件时，虽然比男性更容易产生较强的消极情感，但当女性的家庭以及工作生活稳定时，则会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幸福感。^[23]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布拉克夫劳尔（David G. Blanchflower）和奥斯瓦尔德两位学者研究发现，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24]而伊格利（Alice H.Eagly）、温迪（Wendy Wood）等学者的研究同样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25]即使在位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同样有学者研究发现，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26]

2.年龄与幸福感

有关年龄与幸福感的关系，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并非一致。其中，拉尔森（Reed Larson）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有升高的趋势。^[27]但是斯茅特金（Dov Shmotkin）的研究却发现，在排除收入等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年龄与幸福感并不具有显著的关联。^[28]另外，还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年龄与幸福感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而是存在U形的变化倾向，即年轻时期拥有较强的幸福感，到了中年时期，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而步入老年之后，幸福感再次呈现上升的倾向。^[29]

3.学历与幸福感

许多西方学者从教育学的维度探讨了学历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实现生活的幸福是人们追求教育的终极目的。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也确实发现，学历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奥斯瓦尔德于1997年分析了学历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高学历者的幸福感高于低学历者。^[30]凯瑟琳（Ross Catherine）和玛丽克（Willigen Marieke）两位学者同样于1997年分析了美国居民的学历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良好的教育有助于人们获得稳定的高收入工作，提高情绪的控制感，构建稳定的社会关系，因而拥有较强的幸福感。^[31]另外，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发现，高学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与职业地位，因而会比低学历者拥有更高的幸福感。^[32]

4.职业与幸福感

现实生活中，职业地位较低的阶层往往拥有较低的经济收入、较差的工作环境，因此在理论层面上可以假设，职业地位与幸福感两者应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理论假设。其中，奥斯瓦尔德于1997年分析了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状况，分析发现：职业地位较低的自我雇佣者的幸福感反而高于职业地位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公职人员。^[33]但是，佐野、森川等日本学者同样分析了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状况，分析发现：职业地位较高的服务业与金融业白领阶层、公务员的幸福感水平高于职业地位较低的企业劳动者和打工者。^[34]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职业地位高的阶层的幸福感未必就一定高于职业地位低的阶层。

5.婚姻状况与幸福感

在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方面，在理论层面可以假设，结婚可以给人们提供幸福美满的生活，从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学术界的研究发现也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理论假设。其中，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学者研究发现，结婚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35]而哈林等学者研究却发现，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度不高。^[36]另外，日本学者白石的研究发现，近些年来，未婚者、离异者、已婚者三者之间的幸福感水平的差距呈现减小的倾向。^[37]

6.收入与幸福感

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同样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但研究发现基本上与如前所述的经济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也就是说，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经济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经济收入的提高虽然也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收入超过一定水准后，两者的相关性减弱，甚至两者呈现负向关系，即现实生活中，高收入者的幸福感未必高于低收入者。

（二）社会关系结构与幸福感

社会学者基于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人们减轻生活压力，并且获得社会支持的理论假设，主张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于丰富的社会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是指不同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个体、群体、组织）的社会结合，具体分为人际关系、社团参与两个层面。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丰富、社团参与广泛的个体，与社会的结合越紧密。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阶层结构显著分化的当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与兴趣爱好的不同，不同个体的社会关系状况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德希（Edward L.Deci）和瑞恩（Richard M.Ryan）分析了人际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8]格鲁塔特（Christian Grootaert）、克罗斯利（Adam Crossley）等学者分析了人际关系数量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同样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39]另外，阿盖尔（Michael Argyle）分析了社团参与状况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社会团体，能够从中享受到快乐，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来源。^[40]因此，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充分说明，在经济发展背景下，社会关系的大量形成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