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价值与个人价值

（一）城市价值与个人价值——心灵的家园

城市定位是一种自然与人文情感的回归，要寻找、创造城市人心理归宿的家园，在创造城市个性文化和风格、创造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特点的同时，创造城市人的“心灵归宿感”。在现实的社会中的人们，要么生活在城市里，要么生活在乡村。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多数人已经把城市与个人的身份、成长放在一起，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将城市与自己的身份、个人价值联系起来，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我是巴黎人”、“我是莫斯科人”、“我是北京人”、“我是东京人”、“我是上海人”、“我是杭州人”云云，这些概念里包含着对自己生活过的城市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也包含着人们表述身份的一种“城市性”倾向。即使是温州深山里的打工妹，来到其他城市创业，他们也会明确地说“我是温州人”，而不会说我是温州乡下某地方的人。芒福德在他的研究视野内，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他在论述城市与人格、空间和社会整体生活价值取向的表现时曾这样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其代表作《心理学原理》中很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人的住宅、财产也像他的知识、情感、观念和行为同样是其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它就更适用于社区:因为城市正是凭借新奇优美的建筑来体现新形成的集体人格、展示自己的新面貌的。”这里强调的是城市正在体现“新形成的集体人格”，这句话对中国的城市来讲特别有意义，因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城市社会处在一个急剧的变迁当中，有些城市正在创造并形成新的城市人格和地域关系，如深圳、东莞等城市90%以上是外来人口。江苏苏锡常2008年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三分之一。昆山距离上海很近，外商投资非常踊跃，昆山市的居民中有接近70%是外来人口，现在昆山提出了“新昆山人”的概念，试图创造一种共享性城市文化环境，以推动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芒福德还认为:虽然城市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最卑微的居民则可以将自己同城市的集体人格联系起来，同城市的权力和光彩联系起来”。⁽¹⁷⁾在市井文化的环境中，有时会看到人们对某些城市的蔑视，进而对这个城市的人产生片面认知。这些文化现象说明，在城市生活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会把自己的存在、个人价值与城市联系起来，形成自己个人认知的城市身份感。

“我是杭州人”，很多杭州人都会自豪地这样说。而且很多杭州人会如数家珍地介绍杭州的西湖、灵隐寺、六和塔、龙井茶等，这或许是每一个杭州人的骄傲，这里包含着杭州城市市民整体对杭州城市文化认同和杭州城市地位的感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是城市本身的一种存在价值，也是赋予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外在价值符号；这既是一种城市定位描述，也是一种“城市文化资本”的广义表述，杭州人能够自觉把握这种价值的“城市文化资本”性功能，设想把杭州打造成“休闲之都”、“浪漫之都”，并成功地创造性地运作了“西博会”，这是城市定位的最好体现之一。但是，有些城市不是这样:人们对生活的城市文化不仅缺乏认同与荣誉感，而且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还有一种自卑感，如南京人经常把自己称为“大萝卜”，虽然有笃诚、憨厚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潜在文化喻示的是落后、保守、愚笨的一面，潜文化意识上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文化缺乏整体认同，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精英群体未能在这座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中形成文化创新的中坚力量，没有成为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样板阶层。保守、落后、传统思维与思想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中国现实的城市文化发展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城市缺乏“社会样板阶层”的社会整合中，必然使很多城市的文化及相关符号成为过去，已经看到的事实是某些城市的城市文化口碑记忆和物化的文化记忆正在丧失，城市正在失去人们赖以文化认同的文体载体，也就是说城市文化景观、符号的丧失，使城市失去了市民社会应有的城市文化整体认同的平台与“介子”。我们所说的“城市精英文化”换一个角度说，其实质也是一个城市的某种意义上的“城市草根文化”，如果说，“城市草根文化”的丧失，再加上城市物化文化如城市建筑文化、街巷文化等文化符号都已经成为过去，不见踪影，城市的形象必然是苍白无力的，城市文化认同的要素无法共享，城市整体定位就很难有感召力。

我们在对有些城市进行文化调研时发现，某些城市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谈起。

西方学者在研究城市市民的感知文化时，有这样一种说法:“欧洲城市的多元化政策与公民权力模式”（简称MPMC），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成果，在这一研究的认知中，对“城市性”的城市感知与作为公民身份的认知的前提作了分析。阿里斯戴尔·罗杰斯在《多元化主义和公民权力空间》一文中说:“研究公民权力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公民总归是‘某个地方’的公民。”“近来对公民资格的争论提出了作为某种形式共同体成员与公民资格的正规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城市恰恰是产生归宿感和认同等深刻问题的场所。”⁽¹⁸⁾能够产生归宿感的城市往往都是城市文化具有个性的城市，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叙事的城市，在城市叙事的陶冶中，形成多数人认同的城市文化机制。而城市定位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创造多数人对某一城市及城市人自身的文化认同，让更多的城市人对自己的城市有归宿感，让更多的城市外部人，形成城市人心灵中的“根”与“魂”。正如汉娜·阿伦特认为的:“积极的生活（vita active），亦即处于积极行动状态的人类生活，总是植根于人与人造物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它永远不可能脱离或彻底超越的。人与物构成了人的每一项活动的环境，离开了这样一个场所，人的活动便无着落；反过来，离开了人类活动，这个环境，即我们诞生于其间的世界，同样也无由存在。”⁽¹⁹⁾创造性开发城市定位模式，是一种群体型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在这个积极的生活体系中，让城市成为积极生活的场域，每一个人在这个场域中能够成为向上的“因子”，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合力。著名的城市建筑学家凯文·林奇说:“通常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其他一些相关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的，部分的、片面的印象，在城市中每一个感官都会产生反应，综合之后就成为印象。”⁽²⁰⁾让更多的人感受城市，并能够以自己生存过的城市作为自己身份注解与说明，这才是城市的本原动力。

创造城市社会的整体印象是城市定位的一种内在要求。黑格尔说:人有一种“外在事物上面刻下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实现他自己”的冲动。⁽²¹⁾城市是人的生活的家园，城市又是个体“公民性”的生活背景，农村或小城市的人把与自己相关联大城市人视为一种“个人地位”或身份证明，其本质是城市文化价值所赋予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代表和影响个人价值。很显然，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人，与一个生活在偏远山区小镇的人比较，对外部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虽然居住在大城市或者居住在小城镇里，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正的或者是本质的价值，但是，至少在最初阶段能够让人们联想到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所生活的阶层。因此，对任何一个人，面对一个新的城市，作为个体“特殊的外在事物”，必然留下心中的烙印，对新的城市产生某种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