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转型与持续的城市空间重构

7.1　长期的转型与持续的城市空间重构

对于解释体制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原动力，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实用和更为深刻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推动制度变迁发生的动力是制度变迁主体不断追逐来自制度非均衡的获利机会所导致的预期利润，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将由于制度非均衡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大于潜在成本看做是制度变迁的动力，而将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因素看做是制度变迁的源泉。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North）的看法，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创新则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人们认为的经济增长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因，而只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从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相比于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作为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超越了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而且可以更加微观和更加动态地解释身边的种种现象。

按照Pacione（2001）的划分标准，当前中国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城市形态研究与实证主义研究的阶段。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与变化赋予了城市物质空间以深刻的“社会意义”。Castells认为，空间是社会的表现，甚至空间就是社会，其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演进所塑造的。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城市，同样也适用于任何“政治经济系统”，当然也包括“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城市，对当今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过去的政治经济制度分析之上（Wu，1997）。吴缚龙进而指出，可以从3个主要方面对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进行分析:①政治经济总体环境的转变，其核心是分权化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引入；②城市发展组织模式的转变，例如政府主导的综合发展、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地产发展等；③与全球经济的整合（魏立华，2006）。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基本也是集中关注了这样的几个方面。

对中国而言，发展环境、体制转型与城市空间重构是泛指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城市空间上的种种深刻作用过程和相应的重要表征。正如中国对其目前发展阶段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一样，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尚不完善的市场化框架、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资源紧缺的约束、不断严峻的社会问题等等，都注定了中国的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但是，对中国城市重构的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表明，“转型”不应该被看做是一种向某种广为使用的模式趋同（吴缚龙，马润潮，2006），我们既不应过分强化、固化所谓的“中国范式”转型，也不应预先设定中国发展转型的确定方向。

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和新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力量相互影响而产生了不同的城市重构的空间形式（吴缚龙，马润潮，2006）。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所有的制度变迁可以被分为2大类: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一个人或某一利益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规则，它更多地反映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的作用。而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指由政府通过法令和法律予以强制实行的种种规制，它更多地反映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力量。当然，许多诱致性制度变迁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引起政府的防范或得到政府的认可，导致政府相应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出现；而在许多强制性制度无法涉及的领域，却需要大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予以及时的调整和弥补。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量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案例中找到实证。制度转型环境下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既表现出某些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现象与发展趋势，更有中国复杂转型环境中产生的自身特色与众多问题。结合国内发展实际和国际研究前沿，本书着重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3个重要方面进行了研究，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是3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领域。

（1）地方政府角色变化与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地方政府角色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空间的演化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由于政府企业化倾向所带来的治理模式变化，以及对城市空间调控管理机制的变化，如规划手段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城市营销（city promotion）的方式和相应的空间结果。城市空间重组也是一个政治建构的过程。可运用尺度（scale）理论分析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空间重组，探讨经济发展、行政管理与尺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中地理尺度与行政建制尺度之间的整合是问题的关键，例如近年来广泛出现的行政区划壁垒、行政区划兼并等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巨大影响。

（2）经济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从国内市场化不断深入的角度看，由于土地经济使用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性。而从全球化、国际资本转移的角度看，全球化通过资本、生产要素、信息的流动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正在深刻而有力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空间形态，新空间类型（新产业空间、新生活空间）的出现，给中国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新问题。

（3）社会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城市空间结构是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互相制约的综合作用下形成、演化的，可运用城市政体理论（urban regime theory）研究城市发展的三大动力源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城市空间变化所起的影响。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城市贫困与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社会极化及其对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点。面对城市移民与非正规经济的大量出现，如何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空间匹配之间的有效平衡，将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研究中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