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城市重构

在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城市空间也进行了重构，不同研究者关注到了中东欧城市转变的共同趋势：第三产业的崛起、传统工业区衰退、旧的工人阶级住房衰退、社会空间隔离、门禁社区出现和新住房的不可支付性（Fassmann and Lichtenberger，1995；Harloe，1996；Szelényi，1996；Sailer-Fliege，1999；Ma and Wu，2005）。随着新制度的出现，很多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量都发生了变化，塞勒·弗利格（Sailer-Fliege）的研究中，将这些制度的变化总结为五个层面：

首先，在市场方面，自由主义引入市场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开始从计划经济发生转变，城市土地和房地产的市场逐渐形成，住房也重新被作为商品而赋予价值。其次，在市场转型方面，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公司的注入，导致了去工业化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崛起。再次，在社会层面，随着劳动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层（re-stratification），并出现了新的贫困和弱势阶层。而后，在城市规划的权力方面，虽然城市规划的责任已经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层次，但由于预算的限制政府掌握的预算还是极为有限的。最后，在投资主体方面，国家已经开始不直接参与城市住房市场的建设了，城市住房市场主要是私人部门来投资（Sailer-Fliege，1999）。

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随着制度转变，中东欧城市的城市空间也发生了重构。一些学者基于中东欧国家的实证研究，将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总结为：（1）城市第三产业在郊区出现，并采取连锁超市和综合性购物中心的新商业形式（Pütz，1997）。（2）传统社会主义公共住房社区的衰退，这是由于公共部门对住房投资的不足引起的，也导致了传统工人阶级邻里的向下过滤（Berey，1997）。（3）住房私有化和社会主义时期遗留的结构性短缺，造成了住房可支付性的下降，由此原先的公共住房产生了拖欠房租、驱逐、无家可归者，而境况较好的家庭迁居到郊区的新住宅——这种迁居的流动性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Sailer-Fliege，1997）。（4）内城的土地价值凸显，这些地块重新作为商业功能被再开发和更新，很多情况是在私人部门的投资下完成的（Kovács，1999）。（5）作为城市不断私有化和碎裂化（fragmentation）的一种表现，门禁社区和带门卫的居住大院（guarded residential area）开始出现；虽然在类型、位置和封闭的程度上并不相同，这些门禁社区却为高收入家庭提供了通过自我选择而进行自我社会分离的机会（Glasze，2003）。

相应的，在针对中国背景的转型期城市演变中，在出现与西方城市相似的内城衰败、郊区购物中心、门禁社区等现象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亚洲城市的特质（Zhou and Noen，2001）。在双轨制土地市场体制下，大量工业和机关单位用地转为商业用途，并形成了高新技术区、中央商务区、精英消费空间、创意者聚集区等现代城市景观；而与此同时，内城和郊区的住宅也经历着大规模的更新，其中一些在更新后转变为精英社区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空间隔离（Ma and Wu，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