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

城市空间重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通常与全球大转型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全球经济秩序重组，城市与区域空间研究便成为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焦点。总体看，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于城市空间结构静态的、地方性、单学科的描述性研究；二战后至1990年代侧重于城市空间演化与重构的跨学科、定量的理论研究与案例抽象；1990年代以来更关注于全球化、信息化、新经济、气候变化等新趋势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实践，目前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

城市空间结构的国内外研究历程表明，城市空间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段进集成城市地理学、规划学和系统科学理论认为城市空间演化源于空间系统的深层机制，提出城市空间演变存在规模门槛律、区位择优律、不平衡发展律和自组织演化律科技出版社，1999" class="calibre11">^[2]；张勇强认为城市空间演变是城市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综合作用^[3]；而朱喜钢认为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单核演化、多核演化、核心—边缘演化三种基本模式^[4]。科学认识和呈现城市空间演化规律，需要从经济社会与城市空间结构关联、城市空间演化动力和城市空间演化趋势等方面探索，城市空间演化规律既是城市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又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践科学基础。

John Friedmann认为随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空间结构存在阶段性演变，即伴随区域经济的“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演进，区域空间结构顺次呈现“离散型→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结构；区域发展阶段可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后工业（知识/信息/创意）经济时代，“城市”也必然有着与之相同的发展阶段差异，只是农业经济时代城市发展非常缓慢；而工业经济时代及其以后，城市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如果将区域发展阶段理论与城市化进程、城市演变对应起来，可呈现如表2-1与表2-2的产业演变、经济发展与城市演化的耦合。

表2-1　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对城市演化的影响

资料来源：据“周春山.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45”整理

表2-2　产业结构城市空间结构的关联

资料来源：赵仁康，许正宁.城市空间结构重组的产业动力机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4）：146-150有修改

产业升级和主导产业形成，必然会作用城市空间结构，使其发生变化，以形成更符合经济发展所需的空间要素及组合形式。梳理自农业经济时代至今的西方城市发展过程可知：每个时代城市空间结构都有显著特征和表现形式及人类社会对城市空间理性认识的思想。表2-3呈现了西方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化过程，然而目前全球仅有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进入后工业时代，而未来城市将处于何种产业主导，其对城市空间作用机理如何，城市空间结构将会出现何种特性等，都急需多学科交叉探讨。

表2-3表明城市空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发生规模、结构、水平、建设思想等方面的演变：（1）城市空间构成要素的演变；（2）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式演变；（3）城市空间的显性与隐性结构变化：①显性结构变化—城市道路网、建筑界面、开敞空间、城市功能分区等物理空间的结构变化；②隐性结构变化—城市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方式，如城市产业构成与空间分布、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文化与政治等要素的积淀与创新等表现的城市空间属性；（4）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驱动机理等。它们的综合便构成城市空间演化的规律。

表2-3　西方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化历程

资料来源：“周春山.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孙世界.信息化城市.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83；郭力君.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166；Landry C.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UK：Earthscan，2000；Ponzini D.Becoming a Creative City：The Entrepreneurial Mayor，Network Politics and the Promise of an urban renaissance.Urban Studies，2010，47（5） 1037-1057”等分析整理

国内外关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研究”是零散的。国内研究集中在：①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如：杨荣南等（1997），姚士谋、帅江平（1995），姚士谋（1998），何流（2000）认为经济发展、交通建设、政策与规划控制、居民生活需求等是城市空间扩展动力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姚士谋.中国大都市的空间扩展.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社，1998；何流，崔功豪.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特征与机制.城市规划汇刊，2000，15（6）：56-60" class="calibre11">^[5]；郑国认为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外部空间相互作用分别是关中城市空间扩张的原生、直接、方向动力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2" class="calibre11">^[6]；邓楠认为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成为广州城市空间扩展主要动力^[7]。王宏伟认为自身推动力、区域联动力、人为调控力是苏州、无锡、珠海等城市空间扩张动力^[8]；冯君认为人口（就业）集聚、土地利用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投资推动等是山东半岛城市空间扩展动力^[9]。②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如李兵营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行政区划及城建管理、交通等是外力^[10]；张庭伟认为应从“政府—市场—社会”不同层面阐述三者的贡献^[11]；杨永春认为西部河谷型城市空间结构在现代受国家工业化过程和分散布局思想控制^[12]。薛领从多主体视角将城市空间演化动力分为内在动力（城市经济）、基本动力（科学技术）、外在动力（社会组织、政府决策）^[13]；王开泳等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空间演变根本动力自然科学版），2005（1）：116-122" class="calibre11">^[14]。冯健认为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在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15]。马仁锋等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昆明主城空间结构功能分区和功能区边界模糊化根本动力，而以交通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通过推动城市拓展距离演替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演变^[16]。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存在如表2-2对应关系^[17]，产业结构升级是导致城市空间重组的主要动力。

国外研究集中在：①城市空间结构的数量模拟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美国计量地理风行全球。如Pumain分析法国城市群二战后的演化，并与艾伦城市模型（Allen’s intra-urban model）比较^[18]；Charlie Karlsson应用过滤理论和空间生产循环论（the filtering-down theory and the spatial product cycle theory）解释瑞典19个城市1980—1993增长型产业部门的集中化与去中心化^[19]。Akinobu Murakamia利用克拉克线性指数模型与纽林二次指数模型（the Clark linear exponential model and the Newling quadratic exponential model）比较分析人口空间密度，发现雅加达（Jakarta）已步入郊区化时期、马尼拉（Metro Manila）仍处于城市化早期，而曼谷（Bangkok）处于二者之间^[20]。Michael Batty回顾了城市模拟模型历程认为城市模拟是实用主义工具，梳理了城市模型（图2-3）随着城市自身变化和规划思想时代发展而展现出新特质^[21]。Denise Pumain应用智能体模型（The SIMPOP2 model）检验城市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22]。②以历史、动力探索视角理解或构建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如，Huang Lei认为中国自1980年来的城市住房建设推动了城市空间改善^[23]。Zhang Liz以空间生产思想阐述了中国大城市近郊或远郊的城中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与特征^[24]。Mark Gregory Henderson认为中国北方城市体系的无序与极点过大造成了京津都市带的蔓延^[25]。Angel Shlomo描述了全球主要城市扩展的现实，认为人口增长、基础建设等促进了城市蔓延^[26]。Liu Haishan认为经济特区政策演变促使城市经济空间等的快速重构与转型^[27]。Pillsung Byun从地方规制视角发现美国城市蔓延在大都市区最突出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遍及全国或区域性的管制协调^[28]。Rita Schneider-Sliwa以十个大都市为例阐述了全球地方化（glocal）进程中不同城市的结构变化，发现：柏林与耶路撒冷受到“local”层面影响更深；香港和萨拉热窝受到“global”影响更重；莫斯科、圣彼得堡、约翰内斯堡三个城市则是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化竞争导致了都市空间变化；维也纳和布鲁塞尔在国际和欧盟扩张中形成城市功能与空间的水平扩张；而胡志明和河内正在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加速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推进城市的都市区化^[29]。Susan M.Walcotta认为国家基建投资快速增长、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改造及回迁式扩张、外资等驱动上海空间扩展^[30]。Koen Frenken构造了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企业多样化、城市多样化与创新的一次循环，以及由此促动R＆D的规模经济与城市化外部性二次循环，解释产业动力与城市增长^[31]。Frances Frisken以加拿大多伦多为例阐述地方政府治理与城市扩展关联^[32]。Tang Junmei 以美国休斯敦和中国大庆两个石油城市为例发现休斯敦是基于单个CBD的同心圆模式、大庆为多核心模型^[33]。Eric Heikkila认为在未来空间规划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值得关注，且应从综合平衡视角看待城市化与城市空间问题^[34]。Zhang Liz讨论后开放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框架认为后开放时代中国城市主要功能为集聚商品生产与商业消费，因此要调整城市空间^[35]。

图2-3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型构建的理论演变

资料来源：Albeverio S.The Dynamics of Complex Urban Systems：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Heidelberg：Physica-Verlag，2007

国内外对城市空间结构重构动力研究进展的对比与总结：①国内外对城市空间演变动力的研究，都经历了关注城市空间拓展的动力→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只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i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国内一般从土地利用数量的时间序列比较分析，而国外喜欢从历史、文化、政治等视角探讨，甚至直接将其与城市化阶段关联起来横向对比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拓展动力；ii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动力研究，国内外都试图从多因素综合分析予以揭示或模拟城市空间变化，但国内主要集中在经济、土地、人口、国家政策等，而国外试图探索更为前沿或综合性的因素，如技术创新、地方网络与全球网络、土地利用与景观、企业增长、住房需求、市场化机制等独特性研究视角。②当前对全球化、地方化、全球地方化与城市空间演变的研究正成为热点，然而国内尚未出现全球地方化对城市空间演变作用的研究案例，而国外已经开始探索其对大都市的横向比较研究和城市内部高新技术企业的地方知识网络—全球知识网络共同演化对城市空间影响等。③国外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已由社会生态学派、经济区位论学派、社会行为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时间地理学派正逐渐开始衍生出演化经济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生产、全球地方化等新动向。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趋势是指人类社会的城市及组合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后工业社会诸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创意经济）塑造下将发生的变化趋势。后工业时代知识和创意经济成为城市主导经济^[36]形态、信息技术支撑城市运营、可持续发展与管治成为城市治理核心思想^[37]。

（1）信息技术的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进展

1960年代Daniel Bell就提出“信息社会”，Alvin Toffler系统描述了信息社会^[38]。而信息技术的城市空间研究始于Nilles（1976），他创造了远程通勤术语以描述使用计算机和远程通讯技术的基于家庭和邻里的工作^[39]；John Brotchie认为技术进步广泛应用直接或间接引起人类生活方式、价值观变化^[40]；Castells与Hall从大都市尺度分析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将高技术中心分为高技术公司工业综合体、科学城、技术园、综合性多功能科学城^[41]；Castells认为技术决定发展方式，从而引导城市发展的结构变化^[42]；Graham（1996、2001、2002、2004）认为信息技术影响城市空间体现在城市电子流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并形成电子框架^[43]；Yen 与 Mahmassani认为信息技术依赖城市土地利用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组织中发挥作用^[44]；Gordon与Richardson预测信息将使经济活动与人口的空间分散化，可能出现“地理死亡”^[45]；Giuliano et al指出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正改变着工作地和工作组织结构^[46]；Hitoshi Mitomo预测了日本远程通勤的增长趋势对城市交通影响^[47]；Kala Seet haram Sridhar使用城市密度函数分析了远程通勤对郊区化的效应，发现远程通勤促进了城市的集中^[48]。

总体看来，国外对信息技术的城市空间影响研究集中：①信息技术发展重塑了行为主体组织形式，强化了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形成流动空间、电子空间/虚拟空间、网络空间、新的工/商业空间；②信息技术发展对城市经济结构升级起着巨大推动作用；③信息技术将使城市的经济决策与指挥功能更趋集中（城市中心、全球重要的大都市），这主要基于远程通信技术办公、消费和“后台办公（back-office）”；④城市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将更趋多样化与复杂化，多样化源于网络力量引起民众认同、复杂化源于信息技术的距离影响在不同群体间起着各异的作用；⑤城市公共空间将被削弱与复杂化，甚至摧毁。

国内 “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研究始于闫小培（1999），她认为信息密集服务业促使广州城市功能区置换、CBD与功能升级^[49]；李和平认为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结构趋向用地由圈层向网络化演进、居住从邻里向复合功能社区演变^[50]；张楠楠等认为信息网络将促使地理空间与网路空间融合^[51]；年福华认为信息化促使城市扩散形成城镇群体^[52]；侯鑫等^[53]认为虚拟与实体并存、网络化与人本回归、生态化与多功能空间的建筑形体将会出现。姜骏骅认为受信息技术影响漕河泾地区社会结构呈现二元分异，而且城市空间也借助特定的房地产市场力量使位于“鸿沟”两侧的强弱两大阵营均做出了相同的自闭排外举措，解体了原均质空间结构^[54]。汪明峰等^[55]从互联网骨干网络拓扑结构入手认为互联网骨干连接正在重构城市竞争优势，而地理区位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谢守红^[56]、蔡良娃^[57]、冒亚龙等^[58]、付磊^[59]、方维慰优化.城市发展研究，2006，13（1）：30-33" class="calibre11">^[60]、张婷等^[61]、孙世界等与周春山^[62]、童明^[63]等认为信息技术作用下城市空间发展趋势：i以人口为表征的物质空间走向分散，但城市功能空间（如管理、政治、文化等）更趋于集中，由机械分区转向复合式的多中心网络；ii城市功能分区弱化，生产分散、工作与生活界线的模糊，地域空间单元的功能兼容化；iii促进了边缘城市与城市中心的复兴，强化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提高区位自由度、分区弱化与用地兼容化、形成新的城市极化中心与城市体系，促成城市外部空间趋向全球城市、网络式布局的城市群与大都市带等的出现；iv物质交通网络依然是塑造城市生活空间的主要轴线、居住转向郊区并复合化发展、工业更趋分散与网络化。张旭等从文化传播、新信息技术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文化空间重构三个层次分析南京市新信息技术应用对南京城市文化空间影响，发现文化设施产生扩散与文化产业形成集聚并存^[64]。

综上，国内外“信息技术的城市空间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①信息技术促使城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软化和产业组织形式虚拟化，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集聚于都市核心区与其他产业更趋分散并存，并促使都市区用地结构更趋知识化与高级化；②信息技术促使城市功能分散、功能区边界模糊、部分功能实现虚拟化、运行国际化，进而促使城市功能区兼容化与复合化、削弱CBD同时减少了交通用地、城市外部联系的网络化与全球化促进城市控制功能和世界城市体系扁平化。③国内外都预测或从部分实证案例抽象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为：大分散小集中、多中心网络化趋势强劲、新型集聚体将不断生长，而且城市社会文化空间将更多元化与有机融合。

（2）知识经济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进展

国内研究主要是阳建强认为知识经济使城市发展更具弹性和创新机制，成为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费的主要空间载体、诞生新型知识产业集聚空间、生产方式转向以个人为单元等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61-64" class="calibre11">^[65]。段杰等认为知识经济使城市发展趋向网络化世界城市体系、大都市带的地位提升、城市职能发生新的分化与整合、城市内部空间分散化与集聚化并存、研发成为城市新集聚体^[66]。王开泳等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将实现由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的演变，且知识经济城市空间结构将出现由紧凑型向松散型转化，各种经济实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多样化、多中心布局趋势^[67]。王松华等认为大学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的核心，须推进大学与社区、城市的有效融合城市管理及其操作模式探讨.中国物价，2008（4）：53-55" class="calibre11">^[68]。郭力君认为知识经济发展使城市边界模糊化、土地利用混合化、产业出现新的集聚—分散，内部空间趋向网络化与融合化、外部空间与全球城市紧密联系^[69]。

国外研究集中在：①知识经济对城市重要性及政策和知识城市初步描述，主要有Richard Knight构造了基于知识发展的城市概念框架和标准，认为知识资源、知识文化、核心能力、地方与全球联系成为城市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70]。Gábor Nagy以匈牙利中等城市为例探讨处于边缘的低水平创新发生地区，地方信息原生、适应与创新组织是其早期技术应用的路径；信息部门、创新冲击和区域政策引导是近年来城市网络中心地知识经济发展路径^[71]。Daniels认为基于知识经济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城市作为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72]。②知识经济的城市空间影响或知识城市空间特征初步研究，主要有Robert Helsley认为知识的内生扩散与外生扩散有着本质差别，知识内生扩散也存在类似城市规模最优与平衡特征^[73]。Dvir R和Pasher E将知识城市比作地理实体上的伞，用以进行知识创造，包含诸如知识廊道、知识港、知识聚落、知识区域的地区^[74]。Peter Pol和Tan Yigitcanlar解释了知识城市与基于知识的城市发展，提出了知识城市基础（知识基础、工业框架、生活质量、城市多样性、可达性、公平性、腹地规模）及构建指标^[75]（技术与交流、创造力与文化、人力资源、知识工作者、城市发展集群与空间合作）。Hall和Kathy论述了从欧洲巨型城市中学习多中心都市区发展模式^[76]。Kostas Ergazakis认为现有知识城市本质或战略规划缺乏统一标准，据较为成功的知识城市模式特征建构了一般城市到知识城市五阶段^[77]。Martina Heβler以慕尼黑西门子公司科学城为例揭示了1970年代来的科学城作为知识技术生产的城市模型与科学发展关系^[78]。Rafael Boix和Joan Trullén认为城市网络比集聚经济、知识经济更能揭示区域增长理论，发现高水平增长总是与高水平的技术与知识密切相关，而且不同类型知识增长与地方、空间因素密切关联^[79]。Eric Hershberg认为都市核心企业增长和全球竞争力提升依赖于技术驱动和本土化创新，发现构建创新能力不仅需要大学基础研究，更需要与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80]。Laura Williams认为只有有效识别大学、城市各自愿景，并给予适当制度保障大学的根植性，就能有效促进二者融合使知识源成为城市发展动力^[81]。Gianmarco I P Ottaviano构建了基于可流动文化集团的简单2城市模型，研究发现多元文化城市的跨文化社区易形成，但跨文化的交流却仍有隔离^[82]。Tim Campbell认为最好的学习者是有准备、系统、发现与创造新知识并应用，将这种行为内化于集体组织过程，而由于隐性、显性知识影响更需要专业或社会网络才能促进学习的发生，只有需求与供给契合时学习型城市才能逐渐成长^[83]。Simon Firestone认为城市化经济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多维效应存在城市各个产业，只有新兴产业与城市原有产业有技术关联，才能在衰退城市中利用成本优势快速发展^[84]。

综上，国内外知识经济的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表明：①知识经济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知识经济的城市发展和知识城市有着本质不同——前者是城市经济发展形态、后者是21世纪的一种城市形态；②知识经济的城市空间影响主要表现i知识经济促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软化，进而影响产业的城市内外部区位选择，但整体上呈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都市核心区，而其他一般性知识产业位于边缘或郊区；ii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将促进城市内部空间功能分区模糊化、土地利用混合化与兼容化、社会信息化，且呈现多中心网络式空间结构发展趋势；iii知识经济促使城市文化社会空间更趋多元化、和谐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实现战略转型。③知识城市成为大多数大都市的发展战略目标，但其内涵与本质认识都存在盲区和缺乏科学认知，当前大多宣传自己是“知识城市”或规划实践促使城市转型为知识城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框架研究，未能有效整合研究路径和视角，构建知识城市的理论研究体系。

（3）创意经济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进展

国内研究集中在i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包括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创意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创意产业对策、创意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提升、创意产业与城市经济转型、创意产业园规划、“三区”联动发展；ii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iii创意产业与城市互动；iv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更新），主要包括创意产业对城市再生（更新）的作用、途径、基本模式及其政策建议研究；v创意城市研究，主要包括创意城市评价、中国创意城市建设策略、构建创意城市的文化政策等^[85]。总体而论，国内相关研究均是从产业经济和管理学角度研究创意产业对城市经济社会的重要意义及创意产业合理布局等，虽然已开始创意产业集聚区概念性规划，甚至有些城市宣传建设“创意城市”，然而国内尚无创意产业作用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著述和城市发展实践。20世纪末以来，国外“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研究”集中在①产业经济学、工商管理等学科对创意产业的产业属性、产业特征、产业发展规律和产业集群或布局等方面的研究，②创意城市形成因素和创意城市分类与发展阶段、评价等^[86]。

对比分析国内外“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现状可知，当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主要探讨创意产业的经济属性和创意集群/集聚区的相关战略或发展策略；未能探究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区等创意经济的核心内容与创意城市关联机理，更未深入探究创意产业区演化作用的大都市空间重构，尤其是在大都市内部如何作用并生产创意空间，及至未来创意城市空间形成等构成创意城市核心理论内容。

总之，国内外学界关于“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研究”已取得了初步理性认识，主要表现在①初步揭示了四者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机理，进而初步明确了城市产业发展趋向和空间区位选择规律；②初步阐明了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机理和预测了可能出现的城市类型——信息城市、知识城市，并且初步提出了信息城市、知识城市的本质内涵和现有一般城市转化为二者的可能路径；③初步论证和揭示了信息技术、知识经济作用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趋势——i城市内部空间功能分区模糊化与功能兼容化、用地混合化、社会文化空间多样化与和谐化，城市空间结构仍然强化整体分散与局部集聚，会产生新型集聚体，城市将向多中心网络化发展；ii城市外部空间趋向全球城市体系网络，而且流动性快速提升，控制全球的枢纽节点大都市带将呈强化和规模体系扩张之势。④对于创意经济与生态/低碳的城市空间影响研究，非常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影响的相关分析和极少数案例探讨创意/生态/低碳城市的可能空间结构与形态及其规划策略。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未能①明确地指出当今世界那些城市是信息/知识/创意/生态/低碳城市，虽有学者指出他们的可能原型，但却一直争议重重。②相关研究未能鲜明地指出这些城市的未来空间结构图景。③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是支撑知识/创意/生态/低碳城市的核心技术体系，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又不断地通过生态或低碳思想研发新技术促使知识城市/创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可以说后工业社会，低碳、生态是城市的本质属性特征，而知识城市和创意城市则是常见的城市类型，信息技术只是各类城市正常运营的关键基础。因此，只有厘清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生态/低碳等发展思想，才能揭示城市空间重构过程及机理，才能明晰后工业社会城市的发展趋势和图景，才能通过空间规划行动与管治促进当前城市有效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社会福利、善治和可持续。

城市空间重构既是遵循城市空间演化规律的自组织重构，又是受企业、居民和政府等外力干扰被动的它组织重构。现实世界中，城市空间演化主要通过它组织空间重构而实现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表现为城市政府管治（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空间规划）、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冲击等。

（1）城市规划及修编与城市空间重构

“城市空间”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客观存在，“城市规划”是人们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计划。因此，城市规划是人类根据城市演进的客观规律对城市发展和空间结构做出的总体行动计划，城市规划既是城市发展规律的空间实践，又蕴含着人类认知程度和发展愿景的空间构想综合实践。当今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城市规划（表2-4），不仅彰显了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且突出强调了其科学内涵。

表2-4　各国城市规划框架

资料来源：曹康，赵淑玲.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演进与拓新.规划师，2007，23（1）：9-12

自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Ebenezer Howard，1898）奠基现代城市规划以来，西方城市规划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无数次规划理论的论争、规划实践的分歧都已真实反映了人类尤其是城市规划学者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探索，也反映了城市各个阶层对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发展愿景的诉求所在。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城市性质与职能、空间发展战略与空间管治、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等，它在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以中国城市建置与城市规划思想诞生相近年份的青岛市为例，对比分析青岛自德国人1900年编制的建港建城至今的九次城市规划编制及实施过程和历次规划起点的城市空间结构（表2-5），可窥见城市规划对塑造城市空间的高度成效。

表2-5　青岛市城市规划的历史回顾与空间演化

资料来源：据青岛市规划局网站和“张忠国，吕斌，王志美.近现代青岛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转型.城市问题，2004（6）：35-38”分析整理

现代城市规划诞生后，通过行政化、理性化和职业化的努力，使城市规划作为一项政府行政职能，一门学科，一种职业，一套工程技术规范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社会不断的变迁，城市规划难以脱离社会形成一套职业知识、职业规范和学科体系。因此，城市规划与社会紧密相联，在Friedmann（l987）^[87]看来“在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流派划分中基本上是以规划的社会功能来区分的‘①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社会改革（social reform）、②规划作为社会运动的手段（social mobilization）、③规划作为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④规划作为社会学习的过程（social learning）’”。因此，城市规划不仅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而且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也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2）外部偶然性事件与城市空间重构

外部偶然性事件是指发生在城市行政区内的大事件（Mega-events）和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某事物发生变化的幅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心理、经济、社会等的冲击力超过一定限度的现象和活动，如突然爆发的传染病、地震、海啸、恐怖爆炸、火灾、突然停电等^[88]。大事件（Mega-events）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地为获得发展资源与发展机会，通过类似企业运作的方式来包装和推销城市，以高级体育赛事、重要节庆活动、大型会展（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为典型，因其规模和重要性而引发大规模的旅游、高强度的媒体关注以及对举办城市具有强烈经济或形象影响的活动或事件^[89]，一般都是由主办城市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和相当数量的公共财力所主导。而大事件的承办过程，主办城市会通过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和街区的营建来体现城市影响力、形象。这些融合了大型建筑、外部公共空间及环境小品的集合体，就是“大事件地区”。

外部偶然性事件对城市空间影响存在差异，如突发自然灾害因其危害程度将会对城市边缘空间、局部空间、整体空间产生毁灭性的破坏，而城市大事件主要通过营造占地规模不等的大体量、尺度惊人的大型建筑为主，同样对街区、城市中心、城市发展轴线或城市外围地区存在重大影响^[90]，而且城市大事件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也存在影响^[91]，但由于城市精英主导植入、权利不均等分配造成在提升城市品牌、促进城市经济空间增长同时，却在短期内使一般市民与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到大事件带来的福利、甚至在旧城改造或新区建设中失去自己社会关系身份与文化再生产的家园。

突发性事件与城市大事件对城市空间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都不同，前者往往带来是突发性的、毁灭性的城市空间摧毁；后者则是筹划性的城市空间结构营造或优化，呈长期性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是外部决策导致城市空间被破坏或者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