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

如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奠基发展时期，有关中国历史或远东史的英文通史教材很少。^[5]1947年，韦慕庭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苦于缺乏英文教材，最常依赖的是1944年出版的由恒慕义主编的工具书《清代名人传略》。^[6]缘于此，赴美华裔汉学者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同致力于美国汉学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料建设。邓嗣禹于20世纪50年代在印第安那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便将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因为这本书在他看来“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它没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的观点中肯客观，是一本理想教材”^[7]。此外，他还与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一同编纂《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论，1839—1923》，该文献汇编由65篇有关清代的重要历史文献材料组成，在美国流行了近二十年，是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8]

众所周知，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从选题、拟定大纲、搜集资料、写作，到编制参考书目，都必须首先检查目录。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了解相近的著述以丰富内容，同时可以依靠各种目录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基于目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袁同礼自1949年定居华盛顿后，利用国会图书馆藏书之便从事西文有关中国研究之编集，先后编纂了《西文论华书目》、《德文汉学著作选目》、《俄文论华书目》等三种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此外，袁同礼还编集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中国数学书目》以及《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等有关中国之专科书目三种。其中，《西文论华书目》可称为法人高第（Henri Cordier）的《中国书目》及其补编的续集，收录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之专著1.8万种，以补高氏所收迄1942年的资料之不足；《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专为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者编集，该指南收集有关统计、经济、金融、地区调查及社会发展之英、法、德文专书、期刊及参考书；《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收录了西欧及俄文有关书画、建筑、雕刻、陶瓷、铜器、版刻及工艺之专著及论文1 500条。^[9]钱存训到美后，亦编著了《中国书目解题汇编》，该汇编选录中、日及西文有关中国研究的目录约2 600多种。^[10]还有的华裔汉学家则协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目录的编纂。刘广京耗时3年协助费正清详细调查1 067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并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厚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华裔汉学专家所编辑的“为人之学”的目录指南，成为美国汉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对每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人而言都是必备参考书。正如费正清在评价其所编纂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时所说，“读着这卷书，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它就像使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还要来得可靠得多。”^[11]

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华裔汉学者中，有不少人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如裘开明从1931年始至1965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吴文津于1951年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图书馆学院硕士，在斯坦福大学修完中国近代史博士课程后，出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1965年又开始接掌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些华裔汉学者任职美国各大图书馆后，无不致力于发展汉学方面的藏书建设。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华裔汉学者裘开明的执掌之下，中、日文书籍从7 000册增至40万册，成为西方世界大学图书馆中之最大、最佳与管理最善者。^[12]再以钱存训为例，自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后，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年将他接手时的7万册线装书和从芝加哥纽柏利图书馆购得的、已故汉学家劳费在清末从中国购回的中、日、满、蒙、藏文图书约两万余册，全部整理编目完毕，从而使得这些重要的收藏得以方便师生及研究者使用。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借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之东风，钱存训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报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发展有关近现代中国藏书的同时，他继续搜集古籍善本和与教研相关的特藏，并陆续购进近200种明版和抄稿本善本书，约500种日本所藏中文善本书影以及地方志、官修会典、则例和供教学研究中国书史所用的汉代封泥、居延汉简、敦煌写经、雕版、活字、纸币和早期印刷等珍贵样品多种。当钱存训于1978年退休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在美国各大学中跃居第三位，以古代经典、哲学、考古、文学、历史、艺术史和地方志收藏丰富而著称。^[13]由于钱存训对芝加哥远东图书馆的杰出贡献，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资源的前副校长哈里斯（Chanucy D.Herris）在他退休时致函称，“我能与你共事多年，不胜荣幸，同时谨代表学校对于你建设芝大远东图书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谢意。你在将原先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4]对中国文化作深入研究，必须要有充实的图书资料作为基础。华裔汉学者致力于汉学图书资料建设，为美国汉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赴美的华裔汉学者还积极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同致力于美国汉学的其他基础建设。举例言之，有的华裔汉学者在美国本土汉学家主持的有关汉学基础文献的英译中担当主角。德效骞（Homer H.Dubs）英译的《汉书》之所以被誉为“标准的中国史著英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应处于一流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杨联陞所言，是因为“潘洛志（P’an Lo-chi）作为其中国合作者”^[15]；魏特夫主持的中国社会史资料搜译，其辽代部分由其与华裔学者冯家昇合作完成，两汉部分由瞿同祖和王毓铨负责，清代部分由房兆楹、杜联喆负责；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荣捷在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东亚思想史资料汇编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6]有的华裔汉学者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编纂汉学研究工具书。恒慕义主编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撰稿人除了50多名研究生外，还包括费正清等众多知名学者。不过，正如费正清所说，所有美国学者的贡献都远远逊于恒慕义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房兆楹、杜联喆夫妇。无论培训美国学生，还是编辑审定工作，房氏夫妇都获得了成功。他们“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外文著作”。^[17]傅路德主编的《明代名人录》和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主编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亦离不开诸如房兆楹、邓嗣禹等华裔学者的参与。^[18]还有的华裔汉学者则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开展汉学研究，帮助其查找、翻译研究所需的中文资料。珀金斯坦承，“这项研究工作（指中国农业发展研究），倘若没有一些人不断地给与帮助，我是承担不起来的。王业键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经济史家，他对这个计划的进行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关键性的参考资料，给了我极为宝贵的帮助。就算我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知识事实上要好得多，但要从成千上万部地方志中找出1900年前的资料，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这项工作却由肖王国璎女士和苏永明小姐出色地替我完成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