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研究的代际嬗变

美国中国学界究竟有无不同的学派？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文责自负，因此美国学术界根本不存在任何“School（学派）”。中国学者则不然，他们非常关注美国学者的不同观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和评论，并以此来划分不同的学派。这里，我想换一个认知角度，探究一下学术上存在的代际问题。

作为战后开创中国学的老一代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戴德华（George E.Taylor，1905—2000）、史华慈（1916—1999）、魏特夫（Karl A.Wittfogel，1896—1988）、瞿同祖（1910—2008，1965年由美返国——笔者注）、杨联陞（1914—1990）、周策纵（1916—2007）、邹谠（1918—1999）、黄仁宇（1918—2000）、白鲁恂（Lucian W.Pye，1921—2008）、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唐德刚（1920—2009）等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辞世，一些与中国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社会科学家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3—2008）、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亦已作古，这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而微妙的影响。从学术史着眼，对这一代学人的学术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合理的传承，应是中美两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2006年12月，为纪念史华慈先生诞辰9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史华慈研究乃至美国中国学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我国学者相比较，美国学者的学术寿命要长很多。目前，有不少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学者虽已年近耄耋，但仍然活跃在学术前沿。他们思想深邃、新见迭出，是美国中国研究的支柱。他们中的有些人亦仍被中国的高等学校所聘用。黄宗智先生就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长江学者”，目前在该校任教。

后世学者从中国研究的实际出发，开始认真思考已故中国学家所留下的问题，并试图从问题中寻找中国研究新的突破，探索认知中国的方法和途径。同时，亦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出审慎的评价。我特别注意到旅美台湾学者汪荣祖近年来对美国的中国学家提出了批评，他的评论颇让人深思。汪先生直言批评的两个人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两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一位是英年早逝的列文森，另一位便是目前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史景迁。他的评论文章《几本研究梁启超的书》、《汉学与汉学家》、《史景迁论》、《史景迁写康熙》等已分别收入《学林漫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书窗梦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再有，时过境迁，在60年代特定条件下崭露头角的左翼激进学者，也随着历史的变动和中国自身的巨变而悄然淡出学术舞台。当年，像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等人，他们曾激烈地抨击了费正清所代表的正统学术、官方学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颇有衷情。直到今天，这种特殊的情怀仍会从一些学者的著作中释放出来。

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便使“中国研究失去了它的紧迫性”。以至于费正清在谈到中国研究的降温时，把“他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作为一个主要的原因。不可否认，当年，推动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关注中国的动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乌托邦幻觉变为现实主义的行动，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两国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倒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家更关注的是一个“文化的中国”。史华慈辞世前，就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面对当时的中国发出了种种引人困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