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学者的中国革命研究

综上所述，美国学者十分重视开展对中国革命的研究，这种研究几乎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整个历程，是他们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革命研究是美国中国学中的重要主题，曾一度为其中的显学。时至今日，虽然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已经不再是重点，但仍然有学者坚持研究，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由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学术训练、理论和方法的不同，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有其特色。

第一，美国学者的革命（Revolution）概念与中国人理解的“革命”概念有所不同。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中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中国人把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不是很确切。因为就西方语境而言，Revolution本身的含义极其丰富，通常是指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政治权力的变迁和正名，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现存权力起到削弱和解体的作用。革命的手段既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革命的类型也是繁多的，既有政治经济革命，又有文化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哲学革命，等等。因此，当我们把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就必须对中国古代关于“革命”的界说来一个“革命”，而赋予“革命”一词更加灵活和丰富多样的含义。西方人还常常把我们所谓的“革命”，如太平天囯革命称做“叛乱”。在西方语境中，革命（Revolution）与叛乱（Rebellion）的区别，在于有无明确的政治蓝图，是否仅仅是改朝换代。叛乱在中文里是贬义，但在英文中是中性词。我在关于孔飞力的论文中曾提到他使用“叛乱”来指称太平天囯运动，采取的是清王朝的立场。孔飞力即指出了我对他使用“叛乱（Rebellion）”一词的误解，表明中西方语义的差别。进而我发现，孔飞力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叛乱，实际上抱有“同情的理解”，他在哈佛大学为博士生、硕士生开设“阅读中国档案”一课，其中一份档案就是关于清朝道光年间湖北崇阳县钟人杰叛乱，孔飞力认为钟人杰是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反抗官府苛政，其行为是完全值得同情的。虽则如此，这些传统社会的农民起义，还是够不上“革命”。另外，在潜意识里，革命在中国人眼中，是神圣的、正义的，但在西方文化背景中，革命往往代表着恐怖（terror）。这种区别，往往也决定了中西方对于革命的评说大有不同。近年来，面对世界范围的否定革命的思潮，一些美国中国学家又重申其对“革命”的理解。裴宜理年轻时就积极参加过群众运动，她在2010年7月27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回到‘革命’的本意，为改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而让人民参与政治的话，我非常赞成。我肯定不赞成暴力，虽然历史证明许多情况下暴力不可避免。”德里克认为，不能否定革命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尽管现在我很难断定中国的未来发展会怎样，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9]。美国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不应只停留在政权的获得和更替的意义上，而应更多地关注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革命是破与立、断裂与延续的辩证统一。

第二，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是跨学科，多视角的。

距离感，文化的差异，社会科学训练，往往使他们能发现一些我们发现不了的问题。中国革命研究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政治文化史的转变，中国学研究模式、中国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美国自身政治经济变化，都会影响到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从高层到下层，从精英到民众，从农村到城市，从宏观到微观，从核心人物到边缘人物，从远看到近看，使得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呈现出斑斓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对于20世纪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中国学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同之上，即肯定社会经济对于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作用，而不是如中国学界主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革命的源泉和动力。^[10]近年来，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比较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视角，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也影响到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解读。美国学者开始突破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史纬度把中国革命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过程，把中国革命不仅仅看做政治革命，而是还包括社会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主张大大拓展中国革命的内涵和外延，不再把1949年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分水岭，而认为中国革命的研究主题应一直延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不再把中国革命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事件，因此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实际上可以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学研究者的讨论对象。当然，中国革命已经不再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我们可以从中国当代历史主题的转变、美国学术思潮和国际形势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视角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国革命这一政治事件的渊源。比如史华慈就是这样。

美国中国革命研究的潮起潮落与美国中国史研究范式转换相关。周锡瑞在2011年发表于《中国学术》上一篇题为“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的文章中，集中表现了一些老一辈美国中国学家对于当前美国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一些担忧。他指出，文化史研究取代社会史成为主导一切的研究模式，革命史从舞台的中心被移开，历史研究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特别是上海。他在1995年也曾经呼吁过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而且，即使是在以革命为主题的研究中，也特别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如阿普特（David Apter）和赛茨（Tony Saich）1994年的《毛泽东的共和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1998），企图证明“颠倒的（即革命的）话语怎样产生权力”和把“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比作“其权力源于话语的宗教救赎运动”。

当然，如果我们把美国中国学研究从历史领域扩展到文学领域，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也出现了从文化研究角度关注中国革命的新趋势，如文棣（Wendy Larson）的新书题为《从阿Q到雷锋：二十世纪中国的弗洛伊德和革命精神》（From Ah Q to Lei FengFreud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20th century China，2009）；而另一本是白培德（Peter Button）《中国文学和审美现代性中对“真实”的构造》（Configurations of the Real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2009）。这两本著作代表了美国学界研究“现代中国”的某种新倾向，即不仅更多地关注“革命中国”和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学和文化，而且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中国”——不论是作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还是作为所谓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其实正是现代性的普遍论述本身，这是一种从革命中国发现普遍性的新倾向。^[11]

第三，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对资料的态度对美国中国学的中国革命研究有很大影响。

美国中国学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是普遍的情况，中国研究受到资料的影响有时是很大的，甚至会决定研究的方向和兴趣，有时随着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会出现“一窝蜂”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中国革命研究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红卫兵小报、资料像洪水般涌入美国，为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走向成熟创造了条件。研究课题也由表层向深层延伸。中心课题均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展开的，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国家结构是什么？”等，研究领域涉及了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夺权、批斗走资派、红卫兵大串联、革命委员会、武斗、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等等。如：鲍大可的《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1969）、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革命政权》（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1970）、林德贝克的《中国：革命化社会》（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1971）、施乐伯（Robert Anthony Scalapino）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2）；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中国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导，1949—1975》（Research Guide to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Meetings in China，1949—1975，1976）。宏观描述性研究往往由于资料不够，而丰富的资料占有往往使得个案研究、纵深研究、专题研究成为可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收集了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出版的全部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托派、陕甘宁边区、左联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美国以香港为中心收集了大量的红卫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为美国学者进行研究当代中国的文献资料中心和访问大陆流亡者的主要场所，如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69）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但是，由于对于获得的“文革”资料和信息不加批判，而且很少有人对“文革”作出批判性评价，对“文革”持理想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做法，对美国也有一种有益的启示。当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甚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应当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服务现实政治，全面了解中国（包括中国权力运作机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文化）的需要；又有个人原因，如早期研究中国革命的记者或学者有亲历中国革命的体验，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身受当时激进社会思潮的影响，本身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偏“左”。一些学者实际上还借研究中国革命来批判美国的现实，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的群众运动赋予了一批美国青年学者一种想象的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热情。当然，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一概认为那一代美国学者走向中国研究都是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会失之偏颇。

革命史学，曾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流行范式，用革命史学来涵盖一切，必然会遮蔽中国现代史的丰富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就不再值得研究，更不是否定革命。中国革命研究在中国，也在美国，在世界。这个领域不能简单地以“敌我友”的政治划界来决定我们介绍什么、吸收什么，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以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介绍和研究跟我们同与异的观点和方法。在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加强对话和互动研究，区分研究中的事实和意见。

【注释】

[1]龚咏梅，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2]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

[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Row，1986。

[4]费正清，戈德曼（Merle Goldman），《新中国史》（ChinaA New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

[5]数据参见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84。

[6]转引自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6069.htm。

[7]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号：141。德里克早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中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全球现代性》等著作。

[8]庄俊举，“Dirlik访谈：全球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9]庄俊举，“Dirlik访谈：全球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10]2011年6月3日周锡瑞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演讲后回答我的个别提问时亲口告诉我马克思主义对他研究的影响。

[11]参见王璞，“在革命中国发现普遍性——谈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本近作”，《文景》杂志2010年7、8月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