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刁钻”问题

5.3　如何对待“刁钻”问题

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的问题有时非常“刁钻”、尖锐，有时还带有一定挑衅性，特别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常常会在一些问题上纠缠，通过各种刁钻问题逼你就某个问题表态，或逼你多透露一些信息。发言人有时会被弄得很难堪。

在我国，可能除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外，这种情况还不常见，但这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例如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问题都非常尖锐，难以应对。有些记者是专门提尖锐问题的，并以此为己任。有一老记者叫海伦，每次白宫记者会，她总是第一个提问，并且总是要求总统或发言人直接回答“是”或“不是”，不容你王顾左右而言他。克林顿当政时期，台海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一次记者会，克林顿点名海伦提问。她一张嘴就问道：“美国是不是准备为台湾而战？”一针见血，一下子把克林顿问蒙了。前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被海伦的尖锐问题逼得没有办法，开玩笑地对身边人感慨道：“难道没有什么战争能让我们把她派过去吗？”布什总统上任后对海伦心存忌惮，记者招待会上一直不敢让她提问。上台三年后，布什才做出了第一次尝试。没想到海伦的第一句话就是：“您会感到后悔的。”接着她开始质问：“您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导致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死亡，您为什么要执意开战呢？”布什半开玩笑地说，真后悔让她先提问。

久经沙场的老将对尖锐问题都心有余悸，更别说经验不多的发言人了。所以，一些新闻发言人对此都感到很犯怵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对发言人来说，刁钻问题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遇。因为许多刁钻问题都是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媒体关心的问题，正是这类问题给了你说明问题的机会，也给你提供了阐述立场，表明态度的机会。如果你回答好了，宣传和传播效果就更大。

对新闻发言人来身来说，如果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发言人也没法发挥水平，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经过观察，我们发现比较精彩的回答都是刁钻问题引发出来的。许多发言人对此都有同感。

下面是一些新闻发言人对“刁钻”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对你如何认识和处理“刁钻”问题有所帮助。

李肇星认为，记者怎么提都可以。提问题是记者的工作，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就个人而言，他喜欢发布会上能有人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尖锐而有深度的问题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李肇星说：如果只在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新闻发布会就没有多大意义。一次好的新闻发布会，既需要有好的发言人，也需要有高水平的记者。

赵启正说：“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挑战性的问题往往是外国最关心的问题，你回答后容易得到传播。效果好。我们对外宣传讲究效果论。我们要尽量争取正面效果，避免负面效果。”

吴建民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某个记者很刁。能不能这么说呢？我觉得需要研究，我在外交部当发言人的时候从不责备记者提刁问题，因为不管这个问题怎么刁，可能公众当中有这样的疑问。”吴建民喜欢记者提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说：“问题越尖锐，越能碰撞出有意思的回答，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立场。”

沈国放认为，作为发言人，记者所提的问题越具有挑战性，他往往回答得越好。如果问题本身就没有太大的意思，回答起来也没有什么劲。在四年的发言人中，回答得较为满意的问题都是尖锐、刁钻的问题。

孙玉玺说：“我不太喜欢‘刁难’这个词。有些记者从工作需要的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刁难发言人，而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倒是喜欢回答这种问题。只有记者提出这种挑战性的问题，才能促使发言人提高回答问题的技巧。如果一个记者不关心难点问题，写出来的新闻就没有意思了。因此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记者。如果把他们的提问看成刁难，发言人在没有回答问题之前就带有对立情绪，那么发言人的工作恐怕就难做好。记者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给了我们说明问题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阐述我国外交政策的机会。”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从媒体的角度看如何做新闻发言人，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对新闻发言人来说，“越是危险的提问，你能化解的时候，你越能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政府的形象也能因此得到很大的改善和优化。一定不要惧怕带有挑战性的提问。每一个人都有面对挑战的欲望，当你在一场新闻发布会面对几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你的回答很好的时候，这场的分数一定很高；在你下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你的自信心会增加。而反过来媒体对你的尊重、对你的尖锐程度是会减弱的。这是一个矛盾和辩证法的东西。新闻发言人要敢于面对媒体挑战性的问题，并且很好的化解掉了，将来媒体人会对你增加一份感情。所以面对媒体一些挑战性问题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敌人，而是当成你的机会，政府的机会”^[1]。

案例

1993年3月，“93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一开始，一个记者上来就问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否不是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老子光？”

薄熙来回答：“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止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一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岂不是沾了大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大连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

评析：面对如此尖刻的问题，薄熙来没有退缩、没有回避，而是回答坦诚、冷静，不仅回应了记者的责难，而且在公众面前做了一个漂亮的亮相。

实际上，这个问题虽然尖锐，但对薄熙来说是一次做媒体工作、改变舆论偏见的非常好的机会。既然媒体和许多公众都有他沾老子光的看法，何不利用这一难得机会，澄清一些是非，改变偏见。如果问题不尖锐，他还没有机会作这么精彩的回答。

案例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回答：“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

周总理继续说：“在我国台湾省。”

顿时掌声雷动。

评析：这个记者的提问够刁钻的了，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如果说“没有”，就中了他的计，意味着你将台湾排除在中国的领土之外。周总理如此作答，轻松化解了记者的刁难。记者没想到的是，本想刁难一下周恩来总理，没想到却给周总理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现新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的机会，让周总理赢得了记者和世界人民更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