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观的嬗变

公平观的嬗变

Fair View of the Evolution

李朝军 闻 丽

公平是健康社会的基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更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与条件，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不断争取公平正义理想社会制度实现的历史。

一、大同图景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将公平正义视作衡量理想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礼记·礼运》中有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从历史看这种大同图景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多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间乐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即是代表。

大同图景成为后人历久不衰的追求，直至近代，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素有大同理想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不同于古代的大同理想，康有为认识到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主张经过缓慢的改良在遥远的未来使“君衔……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天下为公”也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不仅高度重视生产力因素，还提出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则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二、从大同图景到平均主义

大同世界的美好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等贵贱，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成为人们更具体的向往和追求，对历史实际的影响也更大。对于一个封建等级制度而言，影响其统治秩序的关键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凌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陷入凋敝，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里，公平既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更成为这一时代的志士仁人发动人民进行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毛泽东对此即有深深的不舍之情。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1]他对三国时期四川地区张鲁的原始共产主义政策一直表示很欣赏。1958年8月至12月先后四次介绍张鲁的所谓吃饭不要钱，免费医疗的历史案例，他甚至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2]

在公平问题上，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平均主义思想。他害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变“修”，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剥削。正如逄先知所言：“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但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3]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形成了最终结果的公平和追求最终数量上的公平思想。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其公平思想指导下，我国普遍存在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人民公社化集中反映了他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公平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平均主义”。

三、从平均主义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农村，实行了责任制或包产到户，在分配上国家承认农民在交足了按规定应交的款项后其余所得为合法。这个“其余所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意味着我们已把分配制度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在城市，一些地区、行业和单位内部已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开始有了奖金和计件工资等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城市里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因此也就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社会中流行开来，并长时期支配着我们的社会分配过程。历史地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我们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确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推断出来的著名结论。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深刻地分析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指出在公平与效率这个矛盾统一体中，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4]在邓小平看来，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即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却硬要公平，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而共同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

同时，邓小平始终认为，社会公平或者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另一个体现。他多次指出：“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根据历史经验，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但邓小平认为打破平均主义，尊重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多劳多得，尽管这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贫富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损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邓小平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实际上赋予社会主义公平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内涵。

四、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正义

历史地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我们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的确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毋庸置疑，这一观念的基本导向是效率而不是公平。改革开放前我们推崇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理念，确实损害了效率。改革开放之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影响下，注重效率、追求效率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价值准则和自觉行为的同时，忽略了经济社会发展平衡问题、出现了基尼系数快速上升等严重问题。

经过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随着经济总量的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已经上升为突出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就对突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做出了前瞻性的论断。他曾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可见，此时虽然仍旧在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对此做了明确的限定。两个“既要”表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优先”与“兼顾”。而两次分配各有“注重”则进一步表明，效率与公平应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侧重。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把推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在描述和谐社会时，把“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一。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要解决有关公平问题，令人鼓舞。在十七大报告中，针对当下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胡锦涛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为此，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至此，我们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乃至公平观有了全新的观念和认识。

五、结语：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面临着的转变，是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还面临着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转变的艰难使命。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曾经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7]因此，在这种复杂多变的转型时候，建立什么样的公平正义共识将起着决定性作用。

胡锦涛曾明确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温家宝则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归结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发展生产力，他指出：“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从上述两位领导人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公平正义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

（第一作者为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党校讲师，

第二作者为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