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开眼看世界

魏源开眼看世界

魏源（1794—1857），字默深，名远达，邵阳金潭沙洲（今隆回金潭乡）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他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出对“杯中含太极”，魏源摸出怀中的麦饼对曰：“腹内孕乾坤”。考官大为惊异。1810年取秀才，1822年中举人。1825年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全书选录了“存乎实用”的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门。《皇朝经世文编》广受士人欢迎，受其影响，数十年间相继编纂了20余种以《编补》、《续编》、《新编》为名的经世文集，蔚为经世文风。

贺长龄调任山东巡抚后，魏源转入江苏巡抚陶澍幕府，帮办漕运、水利诸事。魏源在贺、陶幕府达14年之久，在海运、盐政、开矿以及币制等方面大胆推行改革，充分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才干。1841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在浙江抗击英国侵略者。因投降派昏庸误国，战争失败，签订不平等条约。魏源极其愤慨，“有感而著《圣武记》”。《圣武记》详细记述了清初以来平定三藩、绥服蒙古、堪定回疆、抚绥西藏等军事史及军事制度，其爱国主义思想和史学经世意识对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震动。

魏源仕途多舛，直到1845年才中进士。此后，他出任过江苏兴化知县与高邮知州，仍提倡经世改革，特别注重兴修水利。1841年，他在京口与已革职的林则徐相会，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林则徐将自己组织编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让他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了解世情，挽救危亡。1842年，魏源编撰《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刻于扬州。1847年，魏源又将其增补为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重刻于高邮州。

《海国图志》是当时中国人自编的最完备的世界史地著作，它揭开了近代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序幕。《海国图志》对各国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都有详细介绍，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作了深入探讨。他阐明编写此书的目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其核心思想。关于“师夷”，他指出西方值得学习的“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设立工厂制造轮船枪炮，创办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练兵方法，改造军队；改革考试制度，增设水师科。他特别强调向俄国彼得大帝学习，改革中国内政。在“制夷”方面，他提出“战”、“守”、“款”三项军事原则。如“战”即在军事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抵抗敌人侵略的总原则，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可以达到制夷目的。“守”是诱敌深入的战术方法。他认为守海洋不如守海岸线，守海岸线不如守内地。调外地兵作战，不如训练本地士兵，称“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坚持“威足慑之，利则怀之，公则服之”的款夷原则。此外，《海国图志》还提出在经济上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推崇西方民主制度。

魏源对《海国图志》寄予很大期望，结果却少有人问津，守旧官吏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甚至主张将其付之一炬。《海国图志》在国内滞销，一些商人将其带往日本。1851年，3部《海国图志》到达长崎港，这简直是天照大神赐予的礼物，使日本人大开眼界，第一次详尽了解了西洋各国。日本朝野对其非常重视，誉之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几年内共有19部《海国图志》输入日本，大都为官方所藏，一般士人很难读到，于是1854年日本出现了《海国图志》翻刻本，3年内再版21种，其中翻刻训点本6种，日译本15种。^[1]士人争相阅读，其价格一路走高，1859年时已涨至原来的3倍。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2]横井小楠也深受启发，提出日本必须走“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结合”的“和魂洋才”发展道路。可见，《海国图志》揭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使其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不仅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东亚强国，还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并在1874年开始侵略中国台湾。日本维新志士吉田松阴为此感到惋惜：“清魏默深的《筹海篇》，议守、战、款，凿凿中款。清若尽用之，固足以制英寇，驭俄法。”^[3]日本盐谷世弘在《翻刻海国图志序》中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反为他邦兴。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4]传教士郭实腊、威妥玛也在1850年将《海国图志》摘译成德文、英文向西方介绍。19世纪末美国亦有译本流行。^[5]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是魏源的个人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魏源见其“制夷”之策未被清政府采纳而灰心怅恨，晚年皈依佛法，潜心佛学，辑有《净土四经》、《阿弥佗经》等。1857年3月，卒于杭州东园僧舍，葬于杭州南屏山方家峪。魏源一生著述等身，除《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巨著外，还有《古微堂集》、《曾子发微》、《孙子集注》等47种，共600余卷800万字，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等方面，可谓卷繁帙浩，洋洋大观，尤其是《海国图志》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均有前驱先导之功，被誉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辉煌巨著。梁启超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6]近年来，岳麓书社将魏源遗著整理为《魏源全集》出版，为后人继承和发扬这位启蒙大家的光辉思想提供了方便。在邵阳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村有魏源故居，始建于清乾隆初年的两正两横木结构四合院保存完好，1983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1]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启示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31.

[2]［日］佐久间象山.省侃录.97.

[3]［日］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卷四.东京：岩波书店，1974—1980：37.

[4]刘泱泱.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5.

[5]魏寅.魏源传略.上海：光华出版社，1990：170.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32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