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见证东西方文化的远古碰撞

之五：水洞沟，见证东西方文化的远古碰撞

作者：唐荣尧

2008年的春天，宁夏水洞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期。4月9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处处长周少平代表中科院宣布，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宁夏工作站，同时成立了宁夏水洞沟遗址研究院。3月底开工建设的水洞沟遗址博物馆也开始了主题工程建设。近期中央电视台七套的乡村节目隆重推介水洞沟。中国最权威的地理杂志《中国国家地理》第四期以专题形式推介了《水洞沟：见证东西方文化的远古碰撞》一文，这是水洞沟第一次被权威的地理杂志介绍。

水洞沟——这块位于宁夏灵武境内、明长城边上的台地，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著名的考古学家率先发掘后，这里的考古就具有了国际背景。80多年间的几次重大发掘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国际色彩。水洞沟也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家关注的地区。进入21世纪，这里又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非洲古人在中国大陆落脚的地方。如果这个论断成立，一个早于著名的丝绸之路几万年的东西方人类交流的大通道就出现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也会多一份颇具分量的证词。

水洞沟，是非洲古人在北亚的落脚点？

今天，我们在世界地图上看到的非洲大陆是指北纬38度到南纬34度、西经30度到东经30度之间的地方，但是在500万年前，其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

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直立原始人完成从森林到草原的进程，持续了300多万年的时间。大约在10万～20万年前，这些原始人才进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12万年前地球变冷，持续了7万年的冷冻期，使整个东非草原上的气温逐年下降，动物的种类越来越少，草原上可提供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气候的恶劣导致生命在这里生存的难度加大了，同时，也导致了从7万年前到5万年前地球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工具制作上的飞跃，出现了制造工艺，在对食物资源的初级利用上开始提升能力，为非洲草原上的人类选择出走并行走在地球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其中的一部分开始向东迁徙，延伸到欧亚大陆的草原带。在西方生物学研究学者那里，这些人被记载为M9,“M9的后代，大约于4万年前出生在伊朗平原或亚洲中南部”。这些带着欧亚谱系的早期人类，逐渐向东移动着。

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两个屏障被翻越后，这些人开始选择气候和食物条件更好的天山南部地区。向南迁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这些欧亚谱系中出现了一个被称为M45的新变异，绝对时间检测法测出这种变异发生的时间在3万~5万年，地点是中亚一带。一个困扰西方学术界的问题出现了：在直立人和4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亚的“现代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这些人去了哪里？直到21世纪初，在水洞沟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间接地为来自非洲的那些古人提供了一个至今还有些模糊的答案。

就这个问题，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高星的话或许是个答案：“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的一些考古学家便提醒我们，关注同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遗存的比较。”但那时还没有相关的资料，他们的推论只是缘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上，刚刚访问西伯利亚归来的盖培先生直言：“我们不能再坐井观天，到西伯利亚去看看标本和遗址，就知道水洞沟工业源于哪里！”

高星先生的判断有着他独特的视角和理由：“当法国学者初次接触水洞沟出土的石制品时，便发现它们与西欧旧石器遗存的相似性，于是‘发达的莫斯特文化’、‘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等标签便被附着到了水洞沟的石制品组合上。”一个考古学上的新课题，在2007年得到了新的剖析：法国考古学家在1923年发现的水洞沟石制品，无疑和欧洲的旧石器遗存的“发达的莫斯特文化”、“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相似，是否从侧面印证了水洞沟文化和遥远的非洲古人有着一定的隐秘关系呢？这批古人类如果是古非洲人类中的一支，那么，中国的古人类就是从西方来的。

2007年8月到9月中旬，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令专家们迷惑的是，那些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确切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是一直就在这里生活的，还是从西伯利亚地区甚至更远的西亚乃至非洲来的？参与挖掘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国际杰出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学家刘东生认为，这些人从西伯利亚来。但他的观点遭到了国内另一部分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水洞沟遗址反映的是3万年前生活在宁夏的古人类是土著还是外来人的问题，进而反映的是这些人创造或生衍出的文化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

在现代，中国人的来源又成为学术热点，我们的直接祖先可能是数万年前来自非洲的外来移民——这一假说被一些学者提出并流传至今。因此，水洞沟这个埋藏着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的另类的地方，又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刘东生先生将这些讨论赞誉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当然，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水洞沟文化起源于本土，是华北传统旧石器工业的一个变体，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的一部分。

水洞沟是东西方的“媒介”？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定石叶最初起源于欧洲3.5万年前的奥瑞纳时期，并将它看做尼安德特人之后出现的更进步人类的标志。水洞沟发现的石叶引出了水洞沟古人类创造石叶的线索：古非洲时期，石叶已被批量生产—欧洲旧石器遗存“莫斯特文化”—3.5万年前的“奥瑞纳石器”—西伯利亚地区—天山地区—水洞沟文化。

水洞沟遗址下层文化距今4万年至1.5万年，属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水洞沟原始先民的足迹，通过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天山地区—贺兰山与卫宁北山一带到达水洞沟，这一行程早已被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恰好这个证明连接上了从非洲大草原来的那批古人类进入亚洲后的生活地段。那些具有非洲大草原上的古人类血统的古人们，经过几万年的“出非洲”，经过多少代人的迁徙后，在今天的宁夏水洞沟一带，发现了这个气候温润、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的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开始了在这里的定居。

抵达这里的古人类已经拥有了具有一定技术的生产工具，甚至有了用鸵鸟蛋皮制成圆形穿孔项饰和耳饰的审美能力。而这些，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其他古人类遗迹所没有的。

刘东生院士的论断是：“在水洞沟这个横贯欧亚大陆的黄土地带东端的遗址上，所遇到的具有与欧洲风格相似的旧石器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所迸发出的火花。”

谜一样的水洞沟

为什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甚至世界考古界对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一个关键点在于学术界对水洞沟文化性质的模糊与争论。最早，布勒等人的报告便认为，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好像处在很进化的莫斯特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步日耶甚至认为这里出土的小的叶状尖状器“至少同原始梭鲁特文化期类型有某些一致的联系”。法国已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博尔德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

当西方学者提出水洞沟上述观点时，中国学者在水洞沟文化的认定上则显得十分谨慎，没有人说“是”，只说“像”。即便说像也是到了1964年，贾兰坡才开始发表言论，认为水洞沟的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器相比，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毫无二致”。更多缺乏国际视野关照的中国学者则在水洞沟石器的渊源关系讨论中，更多地将水洞沟文化与国内的相关文化相联系。尽管对水洞沟先后进行过三次调查和五次发掘，历时近一个世纪，但对水洞沟的认识，似乎一直就没有清晰和明确过。桑志华、德日进第一次考察这里整整80年后，2003年，《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一书的出版，对于水洞沟文化性质（严格地说是石器打制技术）的认定才算趋于明朗和统一，但考古学家们的内部争论依然激烈而持续着。钟侃说：“由于所处的特殊年代，从1960年开始，学者们都不敢说这里的文化和欧洲的关系，直到这次挖掘后，才算敢说两者有某种关联。”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在当时发表，直到200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成果。整整80年后，一个正式的挖掘报告才算出台。

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的序文中说：“水洞沟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宁夏考古所的专家王惠民则认为，水洞沟文化是迄今为止中西方文化交流最东的驿站。

现在，让我们回到非洲古人的迁徙之谜上——那些古人从非洲草原经过中部亚洲乃至天山后，是否南下了呢？如果南下，他们到哪里落脚了呢？水洞沟经过80年的发掘后，似乎给这个谜面提供了谜底。假如，《人类前史》的作者斯宾塞·韦尔斯看到水洞沟的发掘和那些古人类用的饰物，他笔下描述的非洲的古人在3万年前的去向，是不是就清楚地告诉了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