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下达之际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诏书下达之际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吴伟业从南京返回时，其实心里已经很清楚，清廷征他出仕的诏书大约很快就要下达，决不会再拖延许久了。

果然，他回到家不过一两个月，刚一入秋，征辟诏书就下达了。[18]就像一场预期近期将至的地震发生，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带给内心的震动仍然是非常强烈的，又像是接到了最后通牒，原来的侥幸之心全被击碎，再没有一丝一毫回旋、拖延的余地了。

骤然间，吴伟业感到有千万钧的压力迫来。晚年，他回忆当时所受到的压力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19]

压力首先来自地方官员。“逼迫万状”之状，他没有细说，但从其后来自述当时处境的一些诗句如“纵抱凌霄姿，萧条斧斤畏”、[20]“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趋迫敢淹留”[21]等等来看，可以肯定有司是以下狱治罪甚至死亡相威胁的。(www.guayunfan.com)十年来，吴伟业被血吓怕了。且不提清兵初下江南时肆无忌惮地屠戮汉族人民曾给他留下了怎样恐怖的印象，单是入清以后文人因文字而招致惨祸者就已让他战战兢兢、铭心刻骨了。顺治四年，函可和尚由南京返回故里广东，被南京守城的清兵搜出其自撰的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变纪》书稿和福王答阮大铖信件，结果，函可被械送北京，关进刑部大狱，第二年流放沈阳。顺治五年，江苏武进举人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只写干支，不书“顺治”年号，被人告以“目无本朝”，重倬及有关人士皆置于法。同年，江苏江阴人黄毓祺在泰州被人告发，从其处搜获到南明鲁监国颁给他的铜印和一本诗集，诗集中多“悖逆”之语。于是黄毓祺被解送南京监狱，不久即病死狱中，其子二人发旗下为奴。钱谦益因为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也遭逮讯。差不多与黄毓祺案件同时，江苏常熟人、明季诸生冯舒也因其《怀旧集》手抄本自序中只书“太岁丁亥”，不写清朝国号年号，并诗中有忌讳语，而被定为讥讽毁谤本朝之罪，死于狱中。以上这些文字狱，就是吴伟业所说的“诗祸”、“史祸”。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吴伟业同这些“诗祸”、“史祸”有什么牵连，但人所共知，钱谦益与他是多年文友，交往不断；毛重倬是他第一部诗集——十卷本《梅村先生诗集》的付刻人，[22]关系也非同一般。物伤其类，那些案件给吴伟业脆弱的神经所带来的强烈刺激是不难想见的，“惴惴莫保”四个字，写尽了他的精神状态。

有如惊弓之鸟的吴伟业担心对征辟诏书抗命不遵同样会招致“目无本朝”的罪名，他尤其担心有司会借故在他的诗文中找出“悖逆”之语，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太容易了。他明白，有司的威胁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灾祸将随时降临头上。当时他所感受的压力同以往的“诗祸”、“史祸”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相比，间接变成了直接、无形变成了有形，纯心理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和迫在眉睫的。

父母双亲和家人对他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其诗文中所说“双亲惧祸，流涕催装”，“脱屣妻孥非易事”当属实情。当然亲人“惧祸”的根源还是官府的威胁，但亲人的态度对于他的最后抉择毕竟会发生极大影响，他无法回避亲人的惊恐不安、痛苦万状以及随之而来的苦心劝说和死劲催促而单独做出决定。

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吴伟业反复权衡，终于屈从于现实利益，甘冒“失节”的恶名，选择了出仕。这是他一生中迈出的最为沉重的一步。消息一传开，立即物议纷纭，批评的、讥讽的、辩解的，说什么话的都有。自此以后，关于他的认识与评价变得复杂起来。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吴伟业仕清这一问题呢？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决不能沿袭“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主义道德标准去衡量这件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察一切历史问题的总的出发点应当把人物置于时代的社会环境中，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看他的行为是促进了社会进步还是阻碍了社会进步，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还是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吴伟业仕清这个众说纷纭的历史陈案，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才能廓清迷雾，得出正确的认识。

明清之交，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满族贵族集团为了攫取全国的统治权，攫取经济利益，在入关之始，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手段，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因而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仁人志士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不屈不挠，英勇斗争。这些志士仁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是农民起义军的余部，还是前明的官僚大夫，他们的斗争都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因而是正义的，应该肯定。那些斗争的领导者也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例如李定国、郝摇旗、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黄淳耀、陈明遇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吴伟业的师友黄道周、瞿式耜、陈子龙、杨廷麟等人也属于这种类型。然而也有不少前明官员为了一己的私利，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协助满族统治者屠戮、镇压、剥削汉族人民，成为民族罪人，像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仲明、阮大铖之流，便是理应遭到人民唾骂的败类。

吴伟业既不同于前一种人，也不同于后一种人，而是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物。他和大多数亡明遗臣一样，隐居乡里，洁身自好。当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当满族贵族强迫实行民族利益转移的时候，他虽然未能赴汤蹈火，拼死抵抗，但也没有自竖降幡，卖身投靠，没有丧尽天良，助纣为虐。他对于出卖民族利益的罪人如吴三桂，还写诗进行批评与讽刺。

当然吴伟业的骨气不算硬，在清廷的高压下，还是出仕了。由于他在士人中的地位与名声，他的出仕对于反清复明事业，的确会起到一种消蚀意志的作用。但是我们也须承认，第一，他的仕清是被迫的、违心的，这与主动迎降还是有区别的。第二，他仕清时的政治形势已不同于清代初年，急风暴雨式的民族斗争已经过去，清廷控制了绝大部分中国，清政权基本上稳定下来。满族统治者为使自己相对微弱的力量有效地稳固地统治广大的汉族地区，不得不拉拢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清代初年满汉两个民族之间尖锐的民族对立有所缓和。满汉合流，成为当时的历史潮流。大清王朝由一个主要维护满蒙贵族利益的政权，变为维护国内贵族整体利益的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了。此时，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逐渐取代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如果我们仍然用“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观念去看待吴伟业的仕清，自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失节”的行为。可是，如果打破旧的观念，特别是打破所谓“华夷之辨”，承认满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同样享有执掌全国政权的权力，承认清朝取代腐朽透顶的明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再来看吴伟业的仕清，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吴伟业无论仕清还是仕明，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力，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不必学着封建士大夫的腔调批评他是什么“失贞之妇”、“二心之仆”。[23]评判吴伟业的品行节操，关键不在于看他是不是做了清朝的官，而是看他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在满族贵族集团以血腥镇压的手段攫取全国统治权的时候是否倒向了压迫者一边，干着出卖、损害汉族广大民众利益的勾当，以换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显然，吴伟业没有这样做。

以上是我们今天对吴伟业仕清一事所执的观点，然而，在吴伟业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突破“忠于一朝一姓”的观念，能够突破严格区分华夷界限的思想，所以当吴伟业决定出仕的消息一经传开，马上便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广阳杂记》卷一记载：“顺治间，吴梅村被召，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这则轶事其实是杜撰的，并不确实，因为虎丘集会时，吴伟业尚未接到诏书并最终做出出仕的决定。但是，这则轶事却完全能够反映出当时人对吴伟业仕清一事的讥讽与批判。吴伟业承受着相当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处在一种十分难堪的境地。

吴伟业的内心从此彻底失去了平衡。此前，他曾因当年未能为有重恩于他的崇祯帝殉节而负疚，但他在明亡之后的十年里遁迹山林，退守田园，不与新朝合作，毕竟保持了名节，维护了道德信仰和人格尊严。而现在，在外力的胁迫下，他却做出了违背历来所受教育、违背良知和道德信仰的举动，气节和人格尊严被抛掷一边，仿佛丧失了立身之本，他不能不感到羞愧耻辱，感到罪孽在身，觉得没脸做人。精神的压抑和灵魂上的负罪感又一次击倒了他，使他“怫郁大病”。[24]病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贺新郎·病中有感》一词：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以前多将此词说成是吴伟业临终绝笔，然谈迁《北游录·纪闻上·崔青虬》已著录此词，谈迁卒于顺治十四年，故此词断不容作于康熙十年（伟业卒年），而必作于顺治十四年之前。细味词意，基本上可定为顺治十年秋吴伟业接受征召之后不久所作。因为词中所写，与作者此时的情状无不相合。一、词题为“病中有感”，而此时伟业确曾大病，钱谦益《送吴梅村宫谕赴召》有“病起恰逢吴八月”语，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有“扶病入都”语，均为明证。二、伟业此次大病主要因精神抑郁苦闷所致，是“心病”，故词中有“吾病难将医药治”、“问华佗解我肠千结”等语。三、上章提到，其顺治九年所作《朱昭芑墓志铭》透露出他的友人们早就预料到他将被清廷征召，他本人曾为此深感忧苦。因而一旦真的被征召，他便发出了“早患苦，重来千叠”的感叹。四、出仕实非其本愿，他深恐世人误解，故词中用“耿耿胸中热血”、“剖却心肝今置地”等语以自明心迹、自我辩解。五、他的出仕至少有一半原因是害怕稍有抗拒会危及家人生命，故他在词中心情十分复杂地说出了“脱屣妻孥非易事”、“今日须难诀绝”这样的话。至于“追往恨”则是指当年未能为崇祯帝殉节尽忠。总之，词中所写，与他此际的处境，心情和思想活动完全吻合。

这首词是吴伟业对名节已然玷污的自己所作的严厉的解剖与自讼。面对爱惜名节重于生命的古人（“龚生”，指汉代龚胜）和“慷慨多奇节”的故人（黄道周、陈子龙、杨廷麟等），他无地自容，不惜用最严峻的话语来鞭挞自己懦弱的灵魂。“竟一钱不值”几个字，是他为自己所下的极其沉重的判词。大约，只有在这样直言不讳地叙说内心羞耻时，在这样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他那由于灵与肉的矛盾、相离相悖而产生的痛苦才可以得到些许缓解，他那负罪的心理才能够获得短暂的平衡吧？

吴伟业正是怀着这样的自怨自艾的沉痛心情走上了赴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