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祠堂_顾炎武的事迹
晚清以来的读者如果想要了解顾炎武的生平志业，最方便的途径是阅读张穆所编的《顾亭林先生年谱》。这部年谱除了道光二十四年的初刻本之外，还有《粤雅堂丛书》本（1853），这个本子将其厘定为正文四卷、附录一卷，题名《顾亭林年谱》；以及《嘉业堂丛书》本（1919），题作《顾亭林年谱一卷》，并附缪荃孙过录的张穆校语。
年谱是中国史学中极具特色的一种撰述体裁。它由谱牒、年表、状述、传志发展而来，兼取纪传与编年二体，“纂言记事，考核始终，以成一人之史”[1]。早期的年谱谱主以唐代著名文人为主，附于诗文集之后，其初衷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2]，如吕大防所谓“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窃叹之意，粲然可观。”[3]不过在程朱理学兴起的背景之下，年谱很快就不只限于为文苑中人序次岁月，而成为理学中人编辑宗主事迹以传习师说的手段[4]，以至于章学诚曾有这样的印象：“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序师说，每用生平年月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5]
年谱并非因理学的产生而兴起，但年谱与理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理学的语境之内，先儒先贤的年谱不仅是存真之史，更具备修身教科书的功用，“参详某人的年谱，便是参详他道德奋斗的历程”[6]，所以明代有人在为某位儒者的年谱作序时，就说读者读了此一年谱，“得其一体良，得其全体者光，是故兹谱不可以不刻，亦味道者之一脔也”[7]。以读前人年谱为“味道”之途径，正说明年谱的意义决不仅限于记事存人，而学人年谱在所有年谱中所占比例之大，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部分解释。即使提倡“新史学”如梁启超，也说过“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倘使下一番功夫替他做年谱，那么，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可以整个地看出，毫无遗憾，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8]梁启超的看法虽然不再以理学的修齐治平之学为鹄的，但以年谱为修养的工具则与前人并无差别。
嘉庆朝以前，顾炎武的年谱仅有其嗣子顾衍生所编一种，然而道光时期却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为顾炎武编写年谱的热潮，结果是顾氏年谱的数量一举跃居清代人物之首[9]，即使就全史而言，顾氏也算得上拥有年谱数量最多的人物之一。清末即有人感叹，以一本朝人，而为之编辑年谱者如此之多，“洵乎国朝一人也”[10]。撰写传记所需要的准备与精力都很有限，随人皆可为之，但要为顾炎武这样的先儒撰述年谱，则是一项相当严肃而耗时的工作。顾炎武祠的出现与这股撰述亭林年谱的热潮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故事就从乾嘉以后各家顾炎武年谱的出现开始。(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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