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与顾炎武从祀的思想渊源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与顾炎武从祀的思想渊源_顾炎武的事迹

顾炎武入祀孔庙是整个晚清思想史发展的结果，背后有着多重的思想与政治背景。在光绪十年第一次请祀的时候，顾祠同人对顾炎武的理解是翁同龢、潘祖荫等人推动从祀的思想资源，但是到了光绪末年，朝臣提出的从祀理由已经完全不在顾祠群体的延长线上了。

光绪十年的请祀，支持者所提出的理由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支持者认为，顾炎武、黄宗羲代表了汉宋合一的思潮。陈宝琛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大意谓二人“皆以胜朝之遗献，蔚为昭代之儒”，在明季“经术荒芜”、“汉唐注疏弃置不谈”之时提倡汉学，“宗羲倡之于前，炎武继之于后，承学之士始习古经”，清代经学因得以繁荣。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弟子，顾炎武与李光地相知，“皆深入于宋儒而又能抉许郑之精、刊贾孔之误”[67]。将黄、顾二人塑造成融合汉宋的通儒，其背后仍然是既“传经”又“传道”的从祀准则。在随后由潘祖荫领衔力图挽回的覆奏中，首先指出黄、顾二人“皆有传经之功、卫道之力、崇正遏邪之实效”。所谓“传经之功”，指的是“自三代以来，经学至国朝而极盛，而上溯渊源，并推至黄宗羲、顾炎武而止”，“凡朴学之专门，皆该二儒之余绪，迄今著述炳在人寰，传授既繁，渊源有在，是凡读其书、习其言者，皆以该二儒为转相授受之本师”；所谓“卫道之力”，指的是二儒的著作排斥心学，“自二儒兴而禅学息矣，禅学息而朴学起矣”[68]。

第二，顾炎武、黄宗羲可作为士大夫的人格榜样。陈宝琛说：(www.guayunfan.com)方今世变所趋，士风渐斁，侥幸科举，废弃诗书，其或粗通训诂，则妄訾宋儒，略识时务，又迂视王道。人才之衰，肇于学术，若得宗羲、炎武二人树之风声，动其观感，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原，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行己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则功名不贻气节之羞，而风俗可受师儒之益，其转移狡猾谅非浅鲜，盖不独有光学校已也。[69]

陈宝琛所试图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将二人从祀孔庙而树立起士人的人格榜样，祛除“妄訾宋儒”和“迂视王道”的不良士风，特别是空谈经济、期待“速化”的思潮，这也就是顾祠会祭得以发起的动机。其实陈宝琛对于黄、顾二人的学行未必了了，仅其奏折中“宗羲倡之于前，炎武继之于后”这种史实性的“硬伤”，就足以说明陈宝琛并不熟悉黄、顾的生平，以至于随后由潘祖荫领衔的覆奏还要专门为此做出解释：“即如陈宝琛疏中有‘宗羲倡于前，炎武继于后’二语，查二人生既同时，初无先后之分，学又异派，更无倡继之说，该学政措词偶误，臣等亦不曲为之讳”[70]，亦无怪乎李慈铭要将从祀之请出于陈宝琛看做是二人的耻辱[71]。

除此之外，陈宝琛奏中并未提到黄、顾的任何著作，对其学术也仅有一些大而化之的介绍。对先儒的学问事迹如此之模糊，就敢于提出从祀孔庙的奏请，一可以说明当时黄、顾二人的俗名之盛，二也可以说明从祀的目的不在于确认其思想地位，而在于针砭时弊。然而有意思的是，礼部的驳议却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顾炎武《日知录》的话，判定二人“仅著述家言，未有躬行实践”[72]。双方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从祀先儒是否应当有“经世之学”，而且他们是否真的有“经世之学”。相比之下，“传经”、“传道”反而居于了次要的位置。潘祖荫等人的覆奏特别用力于阐发二人的“经济之学”，称《日知录》、《历代帝王宅京记》、《明夷待访录》等书“同为经济家必资之书”，“流传二百余年而读者犹思取法”，并非空言经济者可比。如今“皇上缉熙典学，正当审辨学术以风示天下”，二儒之从祀实在“系乎时政，而非徒滋议论者已。”[73]

第三，顾炎武是正宗朱子学的传人。康熙二十年，顾炎武在华阴构筑朱子祠，并作《朱子祠堂上梁文》。这件事和这篇文章在其从祀孔庙的过程中被做为顾氏“传授道统”的证据而反复强调。陈宝琛称顾炎武“辨陆王之几微，以紫阳为的”[74]，潘祖荫等的奏折亦称其“推崇朱子”，并对《国朝儒林传》的“微言大义”进行了阐发，称其“谓国朝学有根柢，以炎武为最，至篇末特笔，谓其在华阴云台观侧建朱子祠，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矣”[75]。不论《国史儒林传》是否真有此意，这番话都可表明他们为了塑造顾炎武“传授道统”的形象而对历史资源进行了选择与过滤。

可是到了光绪三十三年，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此时在支持三儒从祀的一方中，起主导作用的张之洞、袁世凯都是预备立宪的支持者：张之洞是《江楚会奏三折》的起草人，在清末新政中起着发端的作用，袁世凯则是预备立宪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他上奏或呈递说帖表示同意的人中，戴鸿慈曾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极力主张实行宪政，同时也是编纂官制大臣之一，世续、陆润庠亦为编纂官制大臣之一，汪荣宝为编制馆起草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为编制馆考定课委员，都在预备立宪中从事实际工作，其他如陆宝忠、徐定超等，也都是立宪的坚定推动者。

顾、黄、王三人之所以在预备立宪的紧要关头被朝廷表为赤帜，首先是因为在支持者的心目中，三人的学说与立宪的精神遥相符合，正如赵启霖原折中所称：“其论著之关于政治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承学之士咸奉为斗杓岱岳，人无间言”[76]。具体三人各有哪些“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呢？赵启霖没有明指，不过在其他支持者的文字中多有提及。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

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77]

又如学部侍郎严修等为黄宗羲、顾炎武辩护的奏折中说：肃亲王善耆、严修等都属于积极推行宪政的一派。不过，善耆、严修等的奏折主要是为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辩护，他们所列举的“国家推行之新政”，未必全是“故儒已发之微言”，至少如王夫之就从未说过要“停罢科举”，而“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也主要是顾炎武的主张。这里综合了顾、黄、王三人的学说，将三人当成一个整体来说。这种一概而论的笼统说法，反映出三儒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他们各自的具体学说如何已经并不重要，三人被当作“一体”来看待，共同构成了新兴政治理念的历史符号。

近时新政多所更张，以二儒之遗书证之，如尚兵学、崇教育、罢科举、通军民、重宰相、用辟召、破资格、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所谓甄采各国之良规者，二人实先言之，盖二儒皆具经世之才，止以生不逢时，功业无所表见，乃一托于撰著，故其言关于朝政民生实多鉴明人之失，隐然欲以待圣人之兴，自国初迄今，颇多采用。[78]

支持者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如果否决三人从祀孔庙，将使天下以为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助长反对立宪的声音，对宪政的推行极为不利。郭曾炘说得很明白：

迩者纶音迭下，宪政纲要次第颁行，君上有统揽之治权，臣民亦有各尽之义务，务扫历代相沿之弊政，建万世一系之洪基，该故儒所谓三代可复者将验于今日……似不宜拘牵俗论，以议礼聚讼之故，而有出令反汗之疑，于宪政前途致多阻碍。[79]

这段话真切表明，三儒能否得以从祀，与朝廷是否真心推行宪政大有关系。其时对于宪政、宪法，朝堂之上的反对之声既不绝于耳，江湖之中的抨击之词又甚嚣尘上，这时如果将学问、经济与宪政各端若合符契的顾、黄、王三儒从祀孔庙，送上神坛，一定可以“涣释群疑”，表明朝廷立宪之决心，这也是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孔庙的直接动因。

顾炎武终于以其经济而非考证学上的成就入祀孔庙，堪称一个巨大的讽刺。顾祠独立于官方掌控的孔庙之外，属于士人中自发形成的崇祀系统，顾炎武的形象在年复一年的公祭中发生改变，最终被官方掌控的孔庙从祀系统所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