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红帮的历史演变与罪恶活动

论青红帮的历史演变与罪恶活动

一、青帮与红帮的合流过程

青红帮是旧中国势力最大的帮会，是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组织。青红帮是青帮与红帮在晚清以来逐步合流以后人们对它的统称，原先青帮与红帮都是相对独立的秘密社会系统的组织。

青帮的形成与漕运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罗教又称罗道、罗祖教，是明清两代流传较广的民间秘密宗教，它出现在明正德年间（1206—1221年），由罗祖所创。罗祖即青帮所供奉的第二代师祖罗清，俗名罗梦鸿，罗清是他的道号。罗教糅合释道两家思想，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空”、“无生”境界，以此号召徒众。“真空”是宇宙的根本，是绝对的，永劫不坏的。它的变化，创造出人类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生”即是永生无死。具体地说，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生，是受苦无尽的过程，但只要受到“无生父母”的召唤和拯救，把他们带回“真空家乡”，便可以永无生死。罗教的宗教信仰被统治者和正统神权视为异端，虽被明政府禁止，但仍秘密蔓延，传布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各省，成为明清两代最有影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在传教过程中，罗教形成了许多支派，主要有无为教、大乘教和老官斋教等。其中无为教和大乘教在江浙一带漕运水手中拥有大量信徒。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田赋转运制度。清代漕运沿袭明制，设“漕运总督”，负责从江苏、安徽、浙江、湖广、河南、江西和山东各省征集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清代每年运往北京的粮食400余万石，漕运粮船约当12 000多艘，水手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由于明清两代漕运百弊丛生，因此，水手仅能糊口，江浙一带富足地区人民向来不愿从事水手职业，而山东、直隶等贫瘠地区，从土地上分离出大量破产农民，流落他乡，在江浙一带，多以漕运谋生，造成这里“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的现象。[1](www.guayunfan.com)罗教与漕运水手发生联系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原因却非常明显。漕运是季节性职业，每年回空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回空这段时间内，水手无处安生，于是那些修筑在河边的罗教庵堂便成了水手们的临时住所。“因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人民，回空之时无所住歇，疾病生死亦无处掩埋”，所以以罗教庵堂为依托，“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2]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为各地水手多次械斗，清政府平毁了苏杭两地33座罗教庵堂，企图割断水手与罗教的关系。由于罗教庵堂的拆毁，水手组织的活动中心被迫从庵堂转移到粮船上，出现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支，悬挂罗姓图像。分派一人去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账目，为当家”。[3]“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结敛钱，挟制旗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之害”。[4]松散的水手宗教组织在水上得到了强化，并改变了性质，它以老堂船为核心，以当家、老官师傅为首领，形成一套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老官师傅对水手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5]这标志着“帮规”、“家法”的形成。不但如此，水手帮会透过层层师徒关系，“霸占帮联，视同己业”。[6]“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论列辈分，彼此照应”。[7]这表明，青帮已由初期的罗教组织转变为带有严重迷信色彩的行帮会社。据估计，道光初年帮会控制的水手不下四五万人，占江浙水手总数的绝大部分。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江苏海运始于道光六年，浙江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初因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遂无岁不海运”。[8]海运的结果，造成江浙水手再一次失业。数以万计的水手、纤夫，或投奔太平天国，或加入清军阵营，但更多的则以“安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

青帮之所以在淮北得到发展，一是因为江浙地区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重要战场，青帮在此无从插足；二是淮北盐场是贩私集聚之地，立足于此，自然有许多油水；同时盐枭集团“青皮”是水手帮会的天然盟友。“青皮”是“粮路积惯匪徒”，早在浙江海运未兴之前，即与漕运水手相勾结，有的“随帮上下为水手售私渔利”，有的“盘踞村镇码头窥伺粮船到境勾结为匪”；甚至冒充水手，隐匿在粮船上。[9]当水手帮会从漕运行业转移出来的时候，很快与“青皮”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贩私、抢劫集团。

青帮在两淮站稳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成为安徽、江苏、浙江最主要的帮会之一；从事的行当，也不仅局限于贩私和抢劫，而成为一股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的社会恶势力。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逐渐转向上海、镇江等大中城市，青帮头目也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投机，向社会上层发展，成为旧中国的一大祸害。

“红帮”的名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到民国年间才流行，人们用它来泛称哥老会。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咽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会势力相结合。它们之间经过互相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哥老会势力的大规模飞速的发展，是在晚清的同治、光绪年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

关于红帮创立的情况，说法也不一致。比较可靠的是光绪年间江苏北部东海县盛春山主持创办的“春保山红帮”。盛春山死后，“春保山”即由徐宝山接任山主，成为红帮首领。此后春保山分出东梁山、西保山、细紫金山、伏虎山等数十山堂。这些红帮组织不仅有山堂香水，其内部也设内八堂外八堂之职，它的10大帮规内容与哥老会的会规完全相同。[10]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发动，哥老会（红帮）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迅速占了上风。这是因为，民国成立后哥老会（红帮）的一大批头目都接受了政府和军队中的重要职位，做了官，忽视了红帮组织内部的事务，使一些地方的红帮组织无形涣散，形成了江湖流派，以致“大哥吃兄弟，兄弟耍大哥”；另一方面，由于红帮先后遭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政府镇压，许多组织被取缔解散之后，除少数上层分子转入国民党政府升官发财外，大部分群众则流为盗匪，或重拉山头进行活动，或与青帮势力同流合污。

过去江湖上提到青帮、红帮，总有“青红不分家”之说，一些帮会史著作也说：“只有金盆栽花，没有青红分家。”其实，“不分家”的起始，只是在清朝末年才见诸史籍。红帮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四川、湖广等省，而青帮则活动于两淮及江南、浙西、皖南一带，两帮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多见，只是当时贩私活动进一步扩张，青红两帮的势力才有所汇合。青帮在两淮所经营的私盐，一般都装船运往湖广腹地，或在皖、浙、苏南的一些地区出售。在湖广地区，青帮势力与当地红帮力量相接触（在长江中上游，红帮更多被称为“袍哥”，乃哥老会组织的代名词）。同样，红帮从内地走私鸦片等毒品销往沿海各地“码头”，也需要青帮的保护和协助。虽然也有两帮争夺码头，互相仇杀之事，但青红帮之间的合作是一大趋势。而红帮所贩的川土、方土，沿江而下，沿途不仅有青帮保护，在运抵沿海各大码头后，还有青帮接洽，帮助在各地销售，如此合作，很是默契，这必然要以有组织的融合作为基础。具体地说，就是需要有身在青红两帮的头目，才能实现两帮的合流。这种双重身份的人物，在1891年长江教案发生期间，出现了一批。[11]

这年9月，清政府在上海、镇江海关破获了一起与长江教案相关连的、镇江海关职员英国人美生勾结哥老会私运军火，准备武装起义的案件。通过审理美生案的清政府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事实。首先，与美生案直接关联的哥老会头目30人，大都是游窜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山立堂，结党纠伙，拥有很大势力的“巨魁”，正是他们把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广泛传布于长江中下游，这个蔓延的过程是跟哥老会与青帮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进行的。其次，随着哥老会势力的扩张，组织成分也日益复杂，出现了一些来自青帮的头目。号称“长江三龙”（龙松年、王金龙、陈金龙）之一的陈金龙，供认为安清道友通字辈。同案的陈斋公、曾同，原来也是青帮，曾同先入清帮，排行通字辈。再者，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势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青帮。李洪的主要力量本来是青帮盐枭，但在哥老会长江联合起事中，他却摇身变为起义的总头目。

另一方面，青帮在光绪、宣统年间向苏南、浙江一带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也主动地采纳了一些哥老会的仪式和组织形式。最典型的，是安徽沿江一带的青帮组织，仿效哥老会立会堂，散放飘布。

进入20世纪之后，在清朝官方文件中，已经很少单独提青帮或红帮了，而是统称为青红帮。这时，像徐宝山这样既是青帮又是红帮头目的人物，在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原来属青帮人系，1899年又在七壕口开春宝堂，是称霸扬州乃至苏州一带的青红帮巨头，主要以贩盐为业。他的人马从两淮将盐贩至江南各地，贩私船多达700余艘，在千里长江上穿梭往来，连清政府都怕他三分。1900年，徐宝山接受清政府招安，利用帮会的关系为清政府服务，官至江南巡抚营统领。辛亥革命中徐摇身一变，率领部下光复镇江、扬州等地，后来又追随袁世凯，被革命党人暗杀。徐宝山可算是利用青红帮起家，获得高官厚禄的典型人物。进入民国后，青帮的头面人物同时也是红帮的“龙头大爷”（即使不在红帮，也必定与红帮头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因为青帮“准充不准赖”，红帮“不准充”，青帮的身份较为公开，而红帮的身份则较为隐秘，所以许多具有青红帮双重身份的头目在世人面前，大都以青帮的身份出现。像镇江青帮大字辈向春亭这样一个远近皆知的青帮“站山头”的人物，在1924年成为红帮的大爷，但他极少和人谈及红帮的事，极少有人知道他也在红帮。[12]以上就是青红帮合流的大致过程。

二、青红帮的主要罪恶活动

既然是“青红不分家”，那么他们的活动也就很难划分开来了。青红帮的罪恶活动，实在难以历表。下面仅就几个方面略加说明。

1.欺行霸市

自清光绪年间起，青红帮势力逐渐侵入上海、镇江、南京这样一些华洋杂处的通商要口，到民国以后，这些城市已经成为青红帮的主要活动舞台。在旧上海，有码头霸、粪霸、渔市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等各种恶霸。[13]

自上海开埠以来，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码头，大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为经营方便起见，通过包工头来招揽码头装卸小工。这些包工头都是青红帮的大小头目，也就是码头霸。在旧上海，最大的码头霸有三个：一是沈关生，绰号“大刀关圣”，杜月笙的同门兄弟；二是李茂龄，拜顾竹轩为师；三是张春宝，绰号“码头春宝”，是苏州河内河码头的霸主。这三个人都收徒数千人。具体到下面各个码头，还有青红帮的头目在霸占。据调查，公和祥码头由大包头宋玉书霸占，他拜提篮桥的包打听为老头子，成为公和祥的青红帮头目，手下拥有十三股党和二十八股党；十六铺招商局码头（即金利源码头），清光绪年间就有陈鸿林的老三十六股党，民国初年由大流氓杭州阿法的八股党独掌全权，到1947年成立了以陈阿明为首的新三十六股党；大达码头由青帮通字辈秦树明（绰号麻皮阿根）独霸；鱼行码头，有在水云为首的十八股党；华顺码头由青红帮头子乔菜独霸；太古码头由该码头的买办兼总包陈善余与马金定、杨禹延等红帮头目霸占。[14]

新中国成立前，要想在这些码头上作小工混口饭吃，非得经包工头的点头允准不可。码头小工每搬运一件货物，运费法币1角到2角2分不等，但其中60%要被包工头抽走。不仅如此，每逢过年过节或包工头及其亲属的婚丧喜庆，工人都要摊份送礼，包工头利用这种方式来搜刮敛财，叫“打秋风”。凡遇红白喜事，就向手下工人发帖子，谁敢违忤这些工头，就会立刻丢掉饭碗。各个码头霸之间互通声息，一旦被解雇，就很难在其他码头立足。

粪霸也用同样的手段来抽取利润。旧时上海居民使用便桶，每日由清粪工人清倒，每月只按月收倒桶费。收集的粪便卖给农民作肥料。粪便的唯一资本是清粪用的粪车，粪霸把粪车租给清粪工，按月付给工钱。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各有粪把头承包，公共租界是王永康，法租界是马鸿根，他是黄金荣的姘妇桂生姐的儿子。马鸿根拥有粪车400辆，每年向租界当局上缴承包费8 000元，另外付给工人每人每月工资8元，以及法捕房、卫生处有关人员6 000小费，扣除这些费用，每月可净赚1万元以上。

除上海外，只要有青红帮存在的地方，就有把持某些行业的恶霸。在南京，青红帮头目把持了艄业、旅馆业、缎业、南北货等行业。青帮大字辈的荣华庭、卜和尚，是缎业的大把头。荣华庭手下约有三五千门徒，大都是机包子（包机织缎者），他很有势力，号称“威震大江南北”。

2.经营鸦片和赌博

解放前，社会上最流行的毒品是鸦片。鸦片因产地不同而分成四等：大土（印度产）、云土（云南产）、川土（四川产）和蒙疆土（内蒙古产）。

经营鸦片的利润很高，因此成为青红帮争夺的肥肉之一。在旧上海，规模大的土行、燕子窝大都是由广东大埔帮、潮州帮土商经营的，集中在法租界。而控制这些土商的，则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大亨。

要控制鸦片经营，首先必须控制鸦片的提运。鸦片提运是一项冒险活动，但是利润特别丰厚，各帮之间争夺十分激烈，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人物，难以从事这个行当。杜月笙等人为能使鸦片安全提运，聚集同党，组成了一支实力很强的流氓队伍，其中所谓“小八股党”是主要骨干。“小八股党”是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棠等人，都是些亡命之徒。每次提运鸦片，由黄金荣负责与租界方面安排联系，张啸林在军阀中活动，杜月笙则负责指挥“小八股党”及其党羽冲锋陷阵，把鸦片从水陆码头的交接点和“华”、“租”交界等关口地带安全运到土商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打击和拉拢，黄、杜伙同张啸林终于在鸦片提运上确立了垄断地位，逐渐控制了大土商。特别是当他们需要钱临时调度时，只要一拍胸脯，土商们便会立刻凑齐，丝毫不敢造次。

五卅运动后，法租界当局表面上禁烟，暗地里实行鸦片专卖，派租界公董局华董、美记华珍行老板李应生与杜月笙商洽，由杜出面联合潮、埔帮土商数十家，组成鸦片专卖公司，即“三鑫”公司（暗指黄、杜、张三人，社会上称“黑老公司”），先后由金廷荪、顾嘉棠担任经理。各土行销售的烟土，都由三鑫公司贴上印花，统一配给，如需自行外购，则需在到货前，向公司汇报，缴纳印花税及提货费后，才能销售。法租界的每个土行，平均每月要向“黑老公司”（三鑫公司）缴付3 000至1万元的酬金，而“黑老公司”平均每月要缴18万元给法国当局。

1926年，法租界当局在“国民拒毒会”的再三请求下，在租界内进行查毒，引起零售商的恐慌。杜月笙利用在租界内的关系，为烟贩们提供情报，从中收取“保护费”。报纸报道说：“各土贩设有两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险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卖烟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等保护，遂有恃无恐。”[15]

燕子窝同样也有保险，每支烟枪收费大洋3角，按日征收。如遇提获判罪，由三鑫公司代付罚款。这样一来，本来设在公共租界的土行，如郑洽记、李伟记等，也纷纷进入法租界，寻求杜月笙等人保护。杜、黄、张三人俨然成为上海滩鸦片贩卖的总后台，他们平均每月从燕子窝烟贩得到的收入达10万银元。

青红帮包运包销鸦片毒品，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庇护，而且与军阀、国民党政府也有密切的关系，即使在军阀之间互讧，人民群众反帝斗争之际，上海青红帮的鸦片销售也丝毫不受影响，反而由日销20箱鸦片增至70箱。蒋介石到南京执政之后，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名义上禁烟，上海市华界的鸦片市场比之租界毫不逊色。其他地区的情况亦相似。1932年11月9日，蒋介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汉口就有100多家鸦片馆立刻重新开张，“杜月笙在上海公开进行出售鸦片，并以每月交付中央财政部长三百万美元为条件”。1933年末，杜月笙甚至被允许从20万盎司鸦片中提炼吗啡，并将提炼的吗啡和海洛因运销海外。《中国的鸦片运输》一书的作者指出：“青红帮（其头目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而蒋介石是卓越的成员）在吗啡和海洛因的交易中是有重大的利益关系的，正如绑架、勒索、谋杀一样。黄金荣和杜月笙在中国的政治幕后活动中是两个最有势力的人，他们占有南京政府高等顾问的地位……因为杜月笙的权力和他的团体广泛，他们的活动就不会受到国内官员们的干涉。”[16]

杜月笙等人在悉心经营鸦片买卖的同时，也致力于对赌博的控制。杜主持了法租界五大赌台，即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利源五大公司。这几个公司的主持人、抱台脚的打手，都是杜月笙的心腹死党。富生的主持人，外场是顾嘉棠、钱福宝，内场是江肇铭，总账房金廷荪。义生的外场是芮庆荣、李鹏飞，主持人是马祥生。荣生的主持人是顾掌生、谢葆生。其他如华商俱乐部、人和栈赌台所安置的人马，无一不是杜月笙的人马。整个法租界的赌博，都在杜的控制之下，而每个赌台每天要向杜月笙交付贿赂钱2 200银元，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五大赌台才被迫停业。

3.破坏革命

青红帮虽然也曾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但由于帮会的性质所限，它逐渐走向反对革命，作为国民党的帮凶，在屠杀共产党方面，表现十分活跃。

1927年春，蒋介石在发动清党之外，派杨虎、陈群、王柏龄具体负责与“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络，共同策划行动步骤。杜月笙等人立刻召集上海青红帮头子樊瑾成、刘春圃、袁寒云等人为帮手，打出“中华共进会”的招牌，声称是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的继续，邀集“旧日同志”，“投袂奋起……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17]招牌打出后，果然有许多旧会员应召而来，所谓“旧会员者，盖合清门、玄门两大团，结合为一者也”；“仅就上海一方计之，此二大帮人数，已不下数十万”。[18]不久之后，在“中华共进会”的幌子下，集中了各路帮会头目、大亨、把头以及他们手下的地痞流氓、市井无赖，人数不下万人。4月11日上午，杜月笙派门徒万墨林送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到驻在湖州会馆的总工会，并随带一张请帖给汪寿华，请他当晚到杜公馆赴约。晚上汪一进杜公馆门，就被绑架，由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等人押到龙华活埋。12日凌晨，“中华共进会”党徒分别由杜、黄、张的爪牙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商鑫宝、马祥生、杨顺铨、顾竹轩等率领，分别从租界向南市、闸北、沪西纠察队和工会驻地电车公司等处出击，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四个团，紧随冒充工人的流氓分子，伪装援助工人，借口调解纠纷，维持秩序，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在突击中，工人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杜月笙等人的爪牙，还“掳去工会及纠察队驻所一切物品，虽—衣一履，囊括无遗。缴械之后，呼哨入租界而去”。[19]数以万计的青红帮匪徒像一批发疯的恶狗，他们以10块银元一个人头为代价，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黄、杜、张等投入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他们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当时共产党的中央机关重要活动场所设在租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不能直接进入租界去搜，而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法租界充任公董局要职，租界警务处的华探头目，从巡捕、包探到探目，大多是他们的门徒，共产党的许多要员就是被他们抓到以后送到蒋政权的监狱和刑场杀害的。

青红帮活动范围遍及沿江各省，罪恶活动五花八门，像抢劫、绑票、偷窃、包娼、贩卖人口、走私、迷信诈财、行骗等，都是青红帮的“常规”活动。以上仅从几个大的方面进行了披露。

青红帮从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民国初年的流氓团体，直到演变成为一股反动政治势力，就帮会本身而言，是一个堕落的过程；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是旧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注释】

[1]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以下简称硃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2]硃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3]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4]硃批奏折，道光十六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

[5]录副奏折，道光五年江苏巡抚陶澍奏。

[6]硃批奏折，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陶澍奏。

[7]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8]《海运全案》卷1《浙江海运全案重编序》。

[9]硃批奏折，道光十六年十月十日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

[10]参见[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大连：满洲评论社，1932年。

[11]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2]《向春亭谈青红帮》，《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7年第20辑。

[13]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

[14]参见邱勉：《浅谈解放前上海码头工会、地方帮口与帮会及其相互关系》，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硕士论文，1993年。

[15]《时报》1926年4月8日。

[16]Clubb，The Opium Traffic in China，Han kow，1934，pp.21，81 83.

[17]《申报》1927年4月8日。

[18]《申报》1927年2月3日。

[19]《新闻报》192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