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士王安石_一场失败的国家主义改革_中国士人的故事

特士王安石_一场失败的国家主义改革_中国士人的故事

特士，有独特志向、操行的人物。“良吏不媚上而求怀于民，特士不求无非于众。”（明·何景明《与宁兵备书》）

特士，即特立之士，有独特志向、操行的人。《礼记》中说，儒士中有这么一种人：“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1]说其见财不起心，处玩乐不沉迷，见利不忘义，至死不改操守；往事不悔，来事无虑，错话不再说，流言不追究；保持威重，不习权术等，这种人便是特立独行的士人。王安石就是这么一种人。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论品行节操，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他，誉之“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2]在金钱与私行上，他从未受人指责，绝非奸佞小人。即便是为了推行新政，打击、排斥反对派，也从不罗列罪名陷害对手，更不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争理不争利”。

作家林语堂说王安石是一个行事随意，悭吝质朴，但聪明过人，博学多才的人；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激进的农政改革家；一个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者，一个不成功的经济学实践者；一个有极高威望的士大夫，一个政治上以党派划线，打击对手冷酷无情的党魁。

历史上许多文人才子，从小要么格外受到母亲的怜爱，要么备受女性的呵护，性情随之温柔慈和。王安石不一样，一直跟随外放做官的父亲长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心肠硬，个性倔，生活怪癖。譬如出门会客时不梳不洗，吃饭时蘸墨汁吃猫食也不知道，读书时“囚首丧面而谈诗书”，[3]说话时，“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4]

王安石（1021～1086）生于临江（今江西清江），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外放任官，增加了社会阅历，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朝“积弱”局面有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5]曾写《读孟尝君传》一文说：世人皆称孟尝君能招贤纳士，但他根本没得到高明之士，食客三千不过是些鸡鸣狗盗之徒。如果孟尝君能得一真贤士，秦国的威胁也就不足为虑了。为什么高明之士不到孟尝门下呢？“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6]说经邦济世之人，是不和鸡鸣狗盗之徒为伍的，可知王安石隐有吞吐天下之志。(www.guayunfan.com)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此后，长期在地方任官。由于对北宋中期社会隐伏的危机有认识，屡屡上书，“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要求朝廷改革，减民负，但未引起任何重视。朝廷不亲王安石，王安石也就不近朝廷，后屡屡拒绝入朝任官。旧例，地方任满的官员允许献上文章申请京官职。庆历六年（1046）任满回京，外放官员中只有王安石不做这样的申请。和元年（1054），王安石三十四岁，任满赴京特授集贤校理，王安石坚辞不受。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其入值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声称自己不愿受闲职。原因是，之前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时，曾又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生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7]，请求改革政治、财政和边防，依然未引起重视。嘉祐八年，（1063）母卒归葬，王安石辞官回江宁。英宗继位（1063），屡召赴京，均以服丧和有病为由辞却。

王安石的举动引起朝中大臣们好奇，“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8]认为其清高，对不曾谋面而感到遗憾。治平四年（1067），直到神宗继位招其“越次入对”，王安石这才洋洋入朝。听说王安石要来，朝中没有一个不高兴。王安石初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很快，神宗下诏入京，气氛格外隆重。此时北宋积贫积弱，“官吏繁冗，十倍于国初”，[9]官员中保守主义盛行，与豪强地主妥协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失地农民转职军旅，又使军队人数激增。而军公人员享有免差役赋税的特权，政府如担巨橐。外部对辽、西夏战争，“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10]这一切，使北宋国力沉疴。特士王安石此时来京，特为变法而来。在《与马运判书》中，王安石提出一家一国乃至一天下，解决穷空出路在生财之道：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11]

王安石为开国家生财之道而来，这是士大夫替国分忧、合理义之举。依此，在随后变法过程中，始终以政治主体傲然自居。“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12]对朋友同僚吕公著、欧阳修、富弼等为我所用；对保守派司马光等“遇人杀人、遇佛杀佛”。

王安石矢志变法，是要为国家找一条生财谋利之道。第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13]理财有正当性。第二，改财政为信贷，以国家财政商业化去刺激经济成长，理财有方法。第三，搞政府专营，理财有政策。第四，政府开当铺，代行银行职能，以相对较低的20%利率向农民放贷，理财有手段。第五，参与市场盈利，基本商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理财靠官员。第六，增加政府专营之物品，搞市场控制，理财靠垄断。用现在话说，这一切就是积极财税干预政策。从此，财源滚滚入国库。不数年，财政收入从宋初一千六百万贯增加到六千万贯。“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14]神宗新建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很快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王安石变法效果十分显著。

直到近当代，王安石的理财措施还被效法。一九三○年美国经济萧条，时农业部长华莱士来华考察西北，赞王安石是国家干预“新政”第一人。说青苗法、常平仓等国家干预措施，美国新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15]回去后，罗斯福搞新政还真的成功了。为什么王安石当年一败涂地的变法，在今天的美国可以顺畅实现？学者黄仁宇曾有分析。

王安石改革为谁谋利？农民和政府。王安石改革对谁不利？富商与豪强地主，换言之就是对今天的中间阶级不利。王安石变法推行全国，有一项重要内容是“青苗法”，政府向农民贷款，解决农民遭高利贷商人盘剥的现实，一年后政府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收回贷款。就立意看，“青苗法”是新法中一种设计很好的商业运作方法，国家获利与民众受益，二者兼顾。平常农民一年当中春天最苦，秋粮这时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所谓“青黄不接”。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季节，农民是有钱有粮的，“钱粮”还是地里的青苗，只是暂不能“兑现”。过去这个时候，农民借钱借粮是高利贷，也以地里青苗作保，实际是一种“抵押贷款”。只是如遇灾害无收成，农民则要卖地还贷。古代中国的土地兼并，一般由此而生。王安石实施“青苗法”，仍然以地里青苗为抵押，只是改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向农民贷款。这种做法，王安石在陕西任官时推行过，颇受欢迎。

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全国推开，国家民众各受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为了推行此法，堵住那些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旧“义利观”的口实，王安石还建构了一套符合儒家伦理的财务理论，即新“义利观”，理论先行，为变法开路。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6]社会正“义”才是儒家士大夫的目标。王安石用这一套新“义利”思想，在浓浓道德氛围的传统社会里，给了人们开口谈钱的理由。当司马光质疑政府贷款生财天下大乱，“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时，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一信中，用新“义利观”下的理财理论回答他，核心就是：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17]

王安石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他以国家富强为政治正确性，把“义”字高高举起，将“利（财）”字轻轻放下，对政事、理财和义理三者间的关系进行辩护，精彩漂亮。一句话作出了迥异于传统“义利”观的崭新阐释：为国家谋利就是最大正义。这个“国家至上”的谋利主张，被林语堂评鉴为“国家主义”财富论。

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18]大力宣传只要是充盈国家府库则为“义”，目的正确“逐利”就正当。一句话，为国谋利，天经地义。在这个理论下，王安石扩张了国家行政的职能，“首建制置条例司”，类似于今天的国家体改委，强化改革政制。第二，改革教育，培养理财人才，科举实行“现代化”，选任目标从“君子士”向“理财师”转变。传统儒家把“趋义”还是“趋利”作为判别君子小人的标准，王安石改变了这个旧观念。熙宁四年（1071），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废除，进士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联系实际经济撰写经义策论。次年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第三，为了将新“义利观”纳入知识系统，王安石把儒家经书重新注释，名为《周礼义》、《书义》和《诗义》，是为《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作为科考通用教材。王安石在“王学”中给传统“义理”概念注入新内容，以“经术造士”取代了“科举取士”。总之，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深入到了意识形态阵地。

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建设强大国家的理想改造经济，改造社会意识。王安石也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认为如果从国家道理上应该这样，那现实中就可以变成这样。

王安石是比诸葛亮、魏征等贤相重要得多的人物，原因在于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政策，并付诸实践的政策经济学家。中国历史上，秦朝商鞅、北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三位改革家中，为什么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

为了保证变法顺利实施，王安石一面安插同党填满御史台（类似于今天的宣传部），控制舆论阵地；另一面以变法的名义设置新的特别机构，集大权于一身；又一面在旧体制中忙于成批更换官僚，基层旧机构穷于应付，干脆立个名头代替实际；再一面为了应对官吏的惰性，依赖特务政治监督官员的行为。这样，一个变法的良好创意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弄得天怨人怒。譬如“青苗法”推行中，中央政府给各地下达贷款准备金，死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还要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借贷利润。对这个硬指标，各地官员千方百计强迫农户无条件接收，无论农户是否需要贷款。这样一来，国家的利润旱涝保收，官员、农户和富户受拖累。其他变法项目亦大同小异。结果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任何一种新法推出，最后都成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变法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王安石君子品行，私德几无瑕疵，可叹一个人的私德不能掩盖其政治上的无能和冒进。

王安石变法维艰的原因有三。一是制度不合。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政府直接插手经营，剥夺私人放贷改为国家放贷，表面上防止了“私人资本之剥削”，实际是搞国家资本主义。二是商业经济规律不合。为了方便国家增加收入，设立全国或省际的官家批发专营机构，富商和地主自由交换获利方式被国家夺走，国家垄断取代私人竞争；变法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缺失金融杠杆体系；不知道工商业才是产生资本的源泉，农业并不是存积资本的对象；商业运作性质改变为官僚运作，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三是与传统文化不合。在帝国体制下文化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要远远超过金钱，乃至超过商品交换的力量和科技的力量。传统中国依赖文化立国，文化国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自然经济纠结在一起，各级官僚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性表现，要比他们改造社会环境的能力还受重视。[19]王安石超前的理想主义实践，搅乱了保守安静的中国文化。更有甚者，王安石还企图改造知识系统。梁实秋严厉批评这一点，说在政治社会冒险改革之外，“最显出王安石妄想狂性格……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他）像王莽那样篡改古籍，为经典疏解，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既是官权的滥用，也是对学术的侮辱。”[20]

在推行新法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与王介甫书》三封长信。信中列举新法“侵官”、“生事”、“征利”等弊端，提出这场变法从制度到生活、从经济到文化，全部违反了以德立国的体制，更批评违反了祖宗法制，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虚名实行，强辩坚志”，依然固执于迫使全国官员士大夫从“君子士”向“理财师”转变之己见，司马光不得不退隐洛阳，编纂《资治通鉴》去了。若干年后的朝堂上，士大夫文彦博与皇帝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很能说明司马光观点的合理性：

宋代熙宁四年（1091）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21]

这个“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就足以说明传统中国立国根基：之所以形成帝国一致的局面，是赖于士大夫代表的文化凝集力，构成了社会的纪律。也就是说，一个依赖道德教化驱动的社会，不适合用金钱商业化决定其运作。今天，史学家黄仁宇高度评价王安石理财的能力娴熟，却生错了时代，“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辞去职务，离职是因为他感到太累太累了，并非遭受罢黜。十年后，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去世，葬于江宁。又数年之后，在金陵附近的乡间，有人看见他骑驴喃喃自语。再若干年后，皇帝想念故去的王安石，派人寻访他的后代，晏然无果。宋士大夫贫富无定，王安石家人早就湮灭民间了。

注释

[1] （汉）戴圣：《礼记·儒行第四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 林语堂：《苏东坡传·卷二　壮年·第八章　拗相公》，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一零　辨奸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宋）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卷上·先生与仆论变法之初》，中华书局，1985

[5]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

[6]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　杂著·读孟尝君传》，中华书局，1959

[7]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书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华书局，1959

[8]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

[9]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　嘉祐八年·秋七月，辛亥》，中华书局，2004

[10] （北宋）张载：《张载集·文集佚存·边议》，中华书局，1978，第385页

[11]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书·与马运判书》，中华书局，1959

[12]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

[13]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十一　宋神宗一·八月壬寅》，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4]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传第八十七·安焘传》，中华书局，1985

[15] 李超民：《王安石变法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6] （春秋）孔子：《论语·里仁第四》，中华书局，2006

[17]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书·答司马谏议书》，中华书局，1959

[18] （北宋）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吉林出版集团，2005

[19]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三联书店，2007

[20] 林语堂：《苏东坡传·卷二　壮年·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1] 引自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　——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