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流动_英国的历史

黑死病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流动_英国的历史

黑死病给了摇摇欲坠的农奴制大厦重重一击。这时，贵族不再像贵族，知识分子不再做技术匠人，骑士也不再像骑士，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主体的同等性，当内心的意识化为追寻安身立命之所的行动时，劳动力迁移的洪流加速了。

如果说14世纪上半叶出现的逃亡是“生存型”流动，那么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出现的逃亡就是“改良型”迁徙。因为劳动力匮乏，雇工工资大幅上升，据奈顿的《莱斯特寺院年代纪》记载，第二年秋天，“少于8便士加食物”雇不到一个收割工，“少于12便士加食物”雇不到割草工。为此，许多庄稼因“没有收获者而烂在地里”……实际上，不仅劳动力缺乏，神职人员更是“奇缺”，少于“10镑或10马克酬金，简直找不到为任何教堂服务的教士。而在瘟疫前，四五个马克甚至两个马克外加伙食就可以找到教士”。[12]人口的匮乏无疑提高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劳动力价值，乡村居民选择高工资成为市场和理性的双重后果，人口迁徙和流动则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对于农奴的逃亡和迁徙，封建统治阶级根本无能为力，尽管政府在各种压力下也曾一度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乡村人口的流动，但都无济于事，劳动力市场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现状使得农奴和自由农不断向高工资地区迁徙流动。

1349年，政府颁布了“劳工法案”，序言中写道：

鉴于大部分人民，主要是工人和雇工死于黑死病，并且某些人趁主人需要和缺乏雇工之机，要求主人付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否则不愿为主人劳动；另一些人游手好闲，宁愿乞讨糊口，而不愿劳动谋生……根据我们的高级教士和贵族及其他有技能者之建议，特规定：王国之内凡身强力壮之男子和女人，年龄在60岁以下者，无论自由的或非自由的……若需要为别人工作，其工资需按朕即位后第20年的惯例支付。[13]

这一年即黑死病发生(1348年)的前一年1347年，政府意欲以瘟疫前的工资标准来限定攀升的工资，从而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的阶级立场在此彰显无疑，并不断地颁布类似法令，譬如1351年颁布《劳工法令》，再次限定工资，禁止农奴、自由农随意迁移。如果说此前对农奴的人身占有、束缚是封建领主的一种政治权利，那么此时《劳工法令》对农奴的束缚和限制虽然“在起源上具有封建性质”，但已更多地具有新的含义：商业性的压榨和勒索。[14](www.guayunfan.com)由于劳动人手短缺，劳动力市场供求严重失衡——供给远远低于需求。农奴们掌握了劳动力市场优势，许多封建庄园主为吸引到充足劳动力也不断破坏法令，逮捕违反法令的劳动者只是使劳动力紧张状况更加恶化。尽管劳动力市场机制在中古晚期并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也没有成熟到像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甚至它的存在有时都取决于领主、贵族的意志，各种超经济手段都在压制、束缚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但经济法则最终战胜了贵族老爷们的意志，《劳工法令》变成一纸空文。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至少显示出近代劳动力市场的萌芽。

豪厄尔教授(Howell)比较了基沃什·哈考特(Kibworth Harcourt)黑死病前后农民的家庭构成，发现在瘟疫之前的1280年什一税税簿揭示出“家里有许多兄弟和孩子们在等着(分割)耕地”，而1377～1379年的人头税册表明“大部分身体健康的人已经离开村子去寻找工作”，其中许多人离家后第一次受雇是做仆人，而大部分男性是在14～20岁时就已经出门在附近的村子或城镇打工。就整个家族而言，在1280～1340年间，即黑死病爆发前的60年里，没有一个家族离开村子或放弃家庭份地，只有5家新户到来，但是黑死病发生后，到1390年时，只有16％的老住户还在村子里生活一段时期，50年后则只剩下8％的老住户。[15]可见，整个家族的流动和迁移也是非常普遍的。同样的农民家庭变动模式在黑尔斯欧文(Halesowen)地区也存在着。黑尔斯欧文庄园位于伯明翰西部，教区同庄园边界相同，长8英里，最宽处达2.5英里，占地大约10000英亩，教区内除黑尔斯欧文市镇外，还有12个乡村居民点，北部的奥尔德伯里(Oldbury)和南部的罗姆斯利(Romsley)是教区内最大的村落，1300年时各有约30～35家农户，其他只有10～20家，最小的伊尔利(Illey)不超过6家。

可见，庄园里农民佃户更迭竟如此迅速，部分原因固然是一些家族死亡率高因而灭绝，幸存农村居民在瘟疫后较以往获得了更多机会得到份地，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黑死病加速了劳役制度的解体和“地租形式的转换”，正如维诺格拉道夫所言：

黑死病加速了地租形式的转换，紧接着，是一个特殊有利于维兰获得自由的混乱时代。他们大批地放弃了自己的小块持有土地，而领主也发现，固持传统的义务极其困难，便愈来愈愿意在货币租的基础上进行协商。[16]

尽管劳役折算和货币租从13世纪以来就已出现，但黑死病无疑“加速了这一先前已有的运动”，加速了乡村庄园农奴制的瓦解，从而为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扫除了制度障碍。据记载，在15世纪初，即黑死病发生仅半个世纪后，货币地租在英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黑死病发生前，农民佃户的孩子大多停留在庄园里，许多刚成家的儿子就在父辈住所旁搭建新房，有的甚至就挤住在父亲的房子里，老少十几口、四世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即“功能型大家庭”(functional extended families)所在皆是。不过，黑死病发生后，从1350年以来，新婚的孩子们不再蜷居在父辈膝下，许多人都迁离了庄园，而留在当地的也很容易获得份地，只要“年满20岁”。尤其自15世纪30年代以来，英格兰农村居民较大规模流动迁移现象几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英国中部和西部这些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现象也明显突殊起来，不再局限于某些地区，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

相应的，此前尤其是12世纪以前各地普遍存在的“功能型大家庭”逐渐瓦解，这表明农村社区里居民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大幅度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数量很少的、小规模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ies)，家庭形式和规模出现了明显变化，而“核心家庭”不能像以往的“功能型大家庭”那样给予子女更多的庇护和保障，这显然也驱使子女们自立门户或迁移他处。当然，“核心家庭”有时以一种“共居型大家庭”(co-resident extended families)面貌出现，尽管外在规模上类似于“功能型大家庭”，但与前者已有显著差别，在这一类型家庭里，存在亲缘关系的只有父母及其子女，仆农和帮手等虽然同主人共居一院，但与主家并不存在血缘关系，共同居住的主要目的是便于从事生产和雇佣劳动。因此，“核心家庭”的出现既是人口流动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

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份地转让也出现新的特点。农户处置不动产土地不再仅仅限于家庭内部和亲属之间，在家庭外部和非亲属之间买卖、转让份地现象变得普遍起来，因而中古晚期除英国西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外，其他地区土地市场也日趋成熟、活跃，显著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化。中等农户数量大幅减少，而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数量则迅速膨胀，即两极分化现象显著增强，前者后来构成了英国约曼和农业资本家，后者则是没有土地或土地数量很少的、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前身，从而推动了英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可见，中古晚期英格兰土地市场交易主体的扩大、交易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市场的作用，从而也对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产生了重要影响。

显而易见，在农村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上，黑死病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分界点。

为获取更高的工资报酬，乡村大量农村居民开始了主动逃亡。“男人和妇女堂而皇之离开村子去寻找更高的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逃亡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普遍方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已呈势不可当之势”，以至于领主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农民的迁徙自由。[17]

R. H.希尔顿教授研究1397～1401年的法庭卷宗发现，康普顿(Compton)庄园许多放弃份地的佃农依然健在，金斯顿(Kingston)庄园有大量维兰未经许可移居庄园外。[18]康普顿农户放弃土地和金斯顿佃户大幅外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待遇”。东盎格里亚地区情况也是如此，诺福克郡佃农的例子是最为显著的。在14世纪90年代，拉姆雷修道院村民开始四处流动，规模较以往大得多，约在1400年，农村人口流动的涓涓溪流突然变成了汹涌的浪潮。相当多农民在村子里、各村庄间及附近地区移动，如同一群蚂蚁搬家一样杂乱无序。有的迁移者距离他们的老家并不远，甚至可能就是在同一村庄里从一块份地转移到另一块份地去。例如，在埃塞克斯郡的萨克斯特德(Thaxted)， 1348～1393年间，村庄里3/4的份地被一些新家庭占有，而这些新家庭并非全部来自外村，其中只有60％来自村外。换言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占据新份地者当中有40％的人是本村庄的。在伯克郡的一个村庄里，1379～1394年间，占据份地的家庭中有64％的名单变换了，这种更替在15世纪持续着。我们在其他地区也发现同样的情况。

在整个15世纪，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农村劳动力频繁转移于各庄园之间的现象。在伍斯特主教小修道院的6个庄园上，80％的佃户家庭名单在15世纪初和15世纪末之间发生了更替。对于苏塞克斯郡阿尔斯顿(Alciston)村庄的研究表明，在1433～1489年间，该村佃户存在着相同更替比例，只有1/5的家庭延续存在了50年。[19]因此，乡村人口具有较大流动性构成了黑死病之后农村社会内部状况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1376年，议会下院曾为此事抱怨：

只要主人控诉他们服役不周，或想依据《劳工法令》付酬，农奴们就逃亡，突然间消失，从一个郡逃到另一郡，从一个百户区转到另一百户区，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村子。主人们根本不知他们去了哪里。[20]

农村社会的这种不满生活现状情绪在反抗《劳工法令》以及其后1381年的大起义中都得到鲜明体现。

我们详细研究后发现，1381年农民起义主要发生在自由租赁制占主要地位、庄园束缚较少的地区，像肯特、东埃塞克斯、萨福克和诺福克等郡，而在农奴制分布广泛且压迫最重的萨默塞特等地区，恰恰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可见，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叛乱社会学”——被统治者对压迫加强和贫穷加深的直接反抗，而是这一时期的农民们比之前人“更加不满于保留下来的旧的压迫痕迹”，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21]据记载，起义群众具有代表性的行为不是哄抢财物、粮食，而是“破坏庄园卷宗”和“攻击法庭官吏”，显而易见，他们不满于当前的维兰身份，迫切希望改变自己低下的、不体面的社会地位，提高自己在国家或社区内的政治地位。又譬如，在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和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起义者除了要求废除该修道院长的领主权外，还要求取得“城镇的市政宪章”，其政治意图尤为明显。[22]

当然，不排除也有一部分起义者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因素，不过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比较而言，中古晚期英国以1381年农民起义为代表，呈现给世人的更多则是非经济的——像自由、提高社会地位等政治因素成为起义者的“诉求”目标。起义最后虽然被政府镇压下去，但沉重打击了英国封建统治，动摇了农奴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农奴制崩溃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进一步扫除了制度障碍。

显而易见，以黑死病为界标、14世纪晚期以来的英格兰农村社会人口流动，就整体而言是一种“谋求发展”的改良型流动，在动机和目标上已不同于早期的劳动力转移。这是同此时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存在密切关系的。中古晚期的农村富裕农民数量显著增加，而贫穷农民数量则相对大为减少，大约“减少了二分之一”。因而多数农村居民的平均地产都得到扩大，可以说较之两个世纪前生活水平提高了，变得富裕了。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不仅从生产资料(土地)增加上体现出来，在生活饮食方面亦有表现。有充分证据表明，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英国各阶层肉的消费量是惊人的，肉类成为农民餐桌上常有的菜肴。这显然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因而在中古晚期畜牧业在国内发展前景良好，尤其是专供肉食的养牛业、养羊业的产品价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不断攀升。这是畜牧业获得发展的一个间接证据或证明。关于农产品和畜产品价格变化幅度可见下表4-1[23]：

表4-1　14世纪和15世纪英格兰小麦和牛肉价格变化比较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镇流动，与“生活贫困”和“生存压力”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至少两者关系不会非常密切。在相当程度上，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更大的动力源于对产业比较利益差额的追求——畜牧业、纺织业等非农产业经济收益高于农业种植业。在庄园经济衰落的危机时期，畜牧业获得显著发展，乡村呢绒纺织业也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有充分证据表明，中世纪早期出现的农牧混合经济趋势在瘟疫后的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巩固并得以确立。因此，正如经济史家卡洛·M.奇波拉教授总结：“雇工们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因，与其说是生活困难，还不如说在黑死病后年代里劳动力市场有了较好条件”，从一地流动到另一地“寻求更好的工作待遇”。[24]可见，黑死病后的农村人口流动同与瘟疫前英国人口迁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与中国古代历次天灾人祸酿成的流民也有着性质上的差异。

据胡如雷先生研究，中国在五代十国以前，农民经常性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是逃避国家课役。“民所疾苦”，故“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户口逃散”，“偷避徭役”等记载所见即是。[25]显而易见，随着土地兼并加剧，自耕农纷纷破产，大量安土重迁的“编户齐民”逃亡转变成了逃荒流民，社会阶级斗争严重激化，最后酿成农民起义。因此，中英两国农民流动的动机有别：一方是条件改善谋发展，一方是饥肠辘辘求生存，其历史命运自然大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塞缪尔·K.科恩博士(Samuel K. Cohn)的论断，黑死病代表了一种“范式”的终结。[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