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烈士简介_高金城烈士被害后身藏何处?

时间:2017-01-15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1253 次

高金城烈士简介_高金城烈士被害后身藏何处?

高金城,又名高固亭,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麦岭镇高庄村人。1886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1岁时在乡间福音堂做勤杂工,13岁入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后又到开封教会医院勤工俭学。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开封教会所办的医学堂,毕业后到家乡行医、布道。后辗转来到兰州,在白塔山下勃德恩医院(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跟随勃德恩、金品三潜心研究医术,决意“济世救人”。从1917年起,他先后创办了甘州、肃州福音堂医院,救助贫民,肩挑担子,踏遍河西走廊,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

1922年,高金城赴上海参加基督教会议,返途路经开封时,因救治伤员,而与冯玉祥将军相识,受冯玉祥之请出任冯部伤病医院院长。不久,又重返甘肃河西。战后,高金城返回兰州。1925年因斥责酒泉镇守使吴桐仁苛政暴虐被陷入狱,在高金城和民众的坚决斗争下,吴畏罪弃官逃往新疆。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高金城再次受冯之邀,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1927年,甘肃省政府任命高金城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高金城将全部药品、器械捐给冯玉祥国民联军,后任冯部后方医院院长,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30年,高金城离开西北军,到北平协和医院工作,参加了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救护队。在北平协和医院工作期间,他住在东单东裱褙胡同66号(现中国海关办公大楼),成为共产党员经常开会和碰头的地方。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进行英勇抵抗。高金城积极参加了协和医院战地医疗队,到上海救护伤员。他看到国民党抑制抗日,屠杀人民的现实,愤然离沪,回到协和医院。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他将年幼的子女寄养在香山慈幼院,只身回到兰州,在齐鲁会馆(今永昌路兰州四十中)开办福陇医院,决意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他历经艰辛,同夫人牟玉光创办了福陇医院、助产事务所,救治了大量贫民和伤员。在这一时期,他常和友人抨击时弊,抒发政见。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与院方的中共党员吴波交谈,对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不杀蒋介石的伟大举措深表敬佩。

1937年春,渡河西征的红西路军,在河西遭强敌围攻,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许多红军被俘或流散在河西农村。党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进行营救。高金城在那里办过教堂和福音医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到河西营救红军的最佳人选。经吴波推荐,1937年5月,张文彬、彭加伦来兰建立红军驻甘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时,即与高金城取得联系,高金城慨然允诺去河西营救西路红军。

8月1日,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详细研究了去张掖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并由谢老提请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8月中旬,高金城受中共中央驻兰代表谢觉哉委派,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重开福音堂医院。

8月7日,高金城到达张掖后,即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广交各界人士,宴请地方官绅,申明恢复福音医院,接受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并在他的建议下,在大佛寺召开了抗日动员大会。他在讲演中,强调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等。随后,他以重新开办福音医院为名,要回了被韩起功伤病医院占用的福音堂。他原在张掖培养的学徒,也纷纷回到福音医院工作,协助寻找流散红军。

不久,他与流散红军临时党支部(成员有刘德胜、王定国、邱均品、蔡文良等)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党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并以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同马匪旅长韩起功交涉,将被俘的红军女战士徐世淑、王定国等要到医院担任护士。这些同志来医院后,更好地开展了营救和收容工作,以看病为掩护,联系同志,传递消息。在临时党支部密切配合下,开始了营救红军的工作,医院的20张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治愈后,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

1937年9月,彭加伦电告高金城,张掖南山隐藏红军很多,要设法营救。高金城冒着生命危险,向民乐县红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锋进行交涉,派人携带100多张写好的“红军改编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传单,进入红水区,向流散红军散发。红军接到传单后,纷纷向兰州进发,由“八办”负责送回延安。www.guayunfan.com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张掖,引起了敌人的怀疑。高金城与临时党支部商议,决定将支部成员分批撤离。不久,韩起功部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马步芳密谋杀害共产党员的名单上有高的名字,劝他迅速离开张掖。但他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故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设法营救流散红军。

高金城设在张掖的福音堂医院,实际上成了营救红军战士的主要联系点,使很多红军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同时,他还办起了一所孤儿院,收容流落在街头的红军后代。1938年春节前夕,高金城又收容了十几名红军伤员住院治疗。高金城先生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经常去医院的红军战士、干部也很快被敌旅长韩起功发现,残暴成性的他终于对高金城下了毒手。1938年2月3日(正月初四)凌晨,韩起功派中校副官马兆祥,谎称“韩师长得了急症,请高院长出诊”,将他骗到驻地大衙门的100师司令部,进行秘密审讯,韩起功逼迫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交代放走了多少共产党分子。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惧,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败类,韩起功是嗜杀成性的土匪、刽子手。韩起功恼羞成怒,命令将高金城杀害。被杀时,高金城忍受着剧疼,仍骂不绝口。

关于韩起功是用怎样的方式杀害了高金城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韩起功命令将一布袋子套在高金城的头上,断其四肢后活埋;另一种说法是,用刀杀害。杀害后,在大难当头之际,高金城夫人牟玉光表现得异常坚定,她没有被这不幸的噩耗吓倒,反而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张掖,向敌人头目韩起功要求查明高大夫被害的原因,并严办凶手,并要求韩起功归还遗体,均遭到拒绝。韩起功在她的浩然正气面前,不得不假意表示要追查凶手。

关于埋葬高金城的地方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大约在现在的甘泉公园东湖东南侧假山西侧。第二种说法是张掖大衙门后花园的北墙就是甘州古城墙,将杀害后的高金城遗体又几经转移,在城墙下秘密挖洞掩埋,现城墙已毁,具体方位无法确定。由于韩起功对高金城遗体的藏匿地点秘而不宣,又几经转移,所以家属及党组织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找到高金城的遗骨,因此高金城的遗骨藏于何方,成为一大谜团。

高金城的夫人牟玉光是山东德州人,家境贫寒。曾勤工俭学读医学,在协和医院工作过,1934年到兰州后和高金城同志结婚后,开设福陇医院。她对革命、对人民作出过贡献,作出过牺牲,是一位值得人们纪念的人。

抗日战争前,她和丈夫高金城同志在兰州开办医院,由于从事进步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七七”事变后,牟玉光同志目睹国事日非,祖国大好山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千百万无辜同胞遭到敌人的枪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她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在张掖和老红军周定国一起工作时,她曾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但是,我拥护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是救国的。”“共产党是爱国的,是坚决抗日的。”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谢觉哉同志和办事处彭加伦、朱良才等同志派高金城到甘肃张掖一带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牟玉光同志坚决支持高金城在张掖的工作,并以她在兰州开设的助产事务所为联络点,转送失散红军回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牟玉光同志当时在兰州,也同样在做寻找红军战士的工作。她是兰州有名的产科医生,利用工作之便,结识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太太,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及言谈,她了解到在兰州秘密关押了一批红军战士,于是立即报告给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修权等领导同志,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使这些同志获释,如林坚、华全双等同志都是这样得救的。

高金城被反动派暗杀后,牟玉光以极其悲愤的心情返回兰州时,除带回她十岁的小儿子高士杰外,还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了杨淑兰、万子英、钟成秀(钟一平)三位红军女战士,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1949年秋,张掖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了烈士遗孀牟玉光。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牟玉光来到张掖,继承高金城的遗志,再度开办福音堂医院。

1951年,甘肃省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通知张掖县为高金城烈士修建纪念塔。牟玉光携其子女亲自撰文立碑,此碑现藏于甘州区博物馆。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主持召开了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以及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领导同志和当年被高金城营救过的红军领导干部魏传统、李开芬、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寄来题词,送了挽幛,表示悼念,颂扬高金城的功绩,副书记孙作宾送了“精神不死”的挽幛。后来,牟玉光将福音堂及医院所有房产、设施献给了国家。先后有新华小学二部、张掖县党校、汽车大修厂等单位进驻该地。经过几十年拆迁、改建,尤其是在“文革”中受造反派的冲击,纪念塔被破坏,纪念碑被推倒,唯有这栋二层小楼保留了下来。1993年,这座小楼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此,福音堂医院遗址成了人们凭吊先烈英灵,缅怀烈士遗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2000年9月,甘州区建成了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为8532平方米,展厅面积为2100平方米,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国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