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金城》

1976年，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主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再次修改电影剧本，把主题思想转为歌颂周总理，写煤炭工人与“四人帮”在矿山余党的斗争，并定名为《乌金城》。

我的老搭档导演林农到北京来，要拍摄我的《乌金城》。我们住进了华侨大厦，大厦的经理是我的表弟佘振忠。因为“近水楼台”吃喝方便，差不多每晚上，我们都为粉碎“四人帮”饮酒庆祝。我和林农一块修改电影剧本《乌金城》，这个歌颂周总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批判“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的主题，正合当时形势，很快就被长春制片厂采纳，准备拍片子。于是，我先去沈阳，后到长春。

沈阳正大张旗鼓地为《兵临城下》平反。当年这个戏是在沈阳军区周桓政委指导下写成和演出的，由沈阳话剧团首演。之后，东北十几个话剧团，全国几十个话剧团和文工团都排演了这出戏。为此很多人受到牵连，被迫害。长影将话剧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文革”中也是重灾区，现在正忙着为受害者平反。

《乌金城》剧本写完后，组成了摄制组，到枣庄煤矿看了外景，准备开机了。厂里还派了一位叫郑会立的女同志协助我们。

在长影组织摄制组期间，辽宁人艺院长、刚升任省文化厅长的洛丁同志，也到长春来了。他向我们提出拍摄“西安事变”，认为“最有戏剧性”。于是我们又着手筹备电影《西安事变》。为了收集材料，郑会立和我们一同到北京，住在华侨大厦。我们请郑会立去政协联系，搞了很多“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及原始材料，并复印出来。大家夸郑会立能干，称她为“郑会办”。谁知日久见人心，原来这个“郑会办”也会搞阴谋诡计。这个郑会办原来是吉林一个工厂的刷瓶子的女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运动到了长影。本来《乌金城》摄制组已到枣庄看了外景，林农也写好分镜头脚本，准备开机了。我和洛丁，还有煤炭部宣传部长左长安同志一同回长春，着手写西安事变。

有天，郑会立忽然提出《乌金城》中有个细节，要我修改。我以为自己到过三个煤矿，深入生活了两年多，而且林农已写好分镜头剧本，不宜修改。但郑会立坚持要改，口气很硬。我听了很生气，脱口而出：“要改你改，我不能改！”郑会立生气跑了，还哭鼻子！左长安说：“要做工作。”我不在乎。果然郑会立找了长影领导，不知进了什么谗言，领导提出先拍《西安事变》，再拍《乌金城》。真是岂有此理！我一怒之下离开长春。

左长安同志一同返京，他觉得《乌金城》戏写得好，反映煤矿工人的生活，表现四个现代化主题，丢了可惜。要我改成话剧，由煤矿文工团上演。文工团演过我的《兵临城下》，从领导到团员都熟悉。于是我将电影改成话剧。团里请了严阵同志当导演。严导演费了很大力气导好戏，正遇上煤炭部召开“学大庆赶开滦”的群英大会。《乌金城》于1977年12月，在北京友谊宾馆礼堂上演，受到煤矿英模们的欢迎，大约演了一星期。左长安同志告诉我，煤炭部有位副部长从山西调回北京，他认为《乌金城》只宣传周总理，没有宣传毛主席。我说戏的主题思想提倡四个现代化，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戏只能这样写。于是群英会结束后，戏就停演。我不甘心，把《乌金城》印成单行本，后收入《白刃文集》。

再说那个破坏《乌金城》电影的郑会立，不知何时窜到深圳，投靠一个领导，据说是搞了一个影视公司之类的机构（有说是深圳电视台，不知确否？）。后来《人民日报》上登出郑会立被公安机关抓起来。这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