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期刊的发萌

第一章　中国教育期刊的发萌

鸦片战争之前，历代中国封建专制政府绝对禁止言论自由，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非官方宣传媒介的出现，国内只有《京报》等官方控制的报刊。中国近代报刊是在西方列强的声声炮火中逐步萌发的。

在近代中国，西方列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不忘积极推进文化侵略。在文化侵略方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抛开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主观意图，在客观上，毛泽东所讲的“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其实就是被动的“西学东渐”的具体内容。他讲的“办报纸”，其中就包括办期刊。中国最早的期刊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出现的。^[1]

清朝统治后期，外国传教士开始在距中国较近且华人较集中的马六甲等地创办西方现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考》（1815年），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外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随后，他们的办刊活动逐步移至广州、澳门等地。如，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在1833年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每月统记传》。

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主义者与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许多权益，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和交流信息，他们把办刊活动深入到中国沿海重要城市和内地，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等地创办了一些中、西文报刊，如：《遐迩贯珍》（1853年）、《六合丛谈》（1857年）、《中外杂志》（1862年）等。其中，《六合丛谈》是1857年1月由英国传教士伟列亚力等创办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该刊内容涉及宗教、科学、文学、史地、商业信息、新闻等。中国的王韬等为其撰文。

这些期刊的产生“悄悄地突破了不准民办报刊的禁忌”，“孕育了最早一批中国新闻工作者开始活动。而且伦敦会在上海和香港的两个宗教印刷厂，都为今后中文报刊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2]。自此之后，中国人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期刊，中国教育期刊也随之萌发。

第一节　西方教会中文“教育期刊”的创办及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及上海的办报刊活动一发不可收。仅在上海，就相继出现了多种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教会报刊，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对教育期刊发蒙有一定影响的报刊还有《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教会公报》）、《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等。

《教会新报》于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该刊每周1期，照官版书式大小，每期4张，印8面，大约有六七千字。主笔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该刊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宗教宣传，同时也刊登中外史地常识、科学常识和教育方面的消息。1874年9月5日，该刊出至301期时，改名为《万国公报》，仍为周刊，但是宗教性有所削弱，成为一个以介绍事实和西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883年出至750卷停刊，6年之后，于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册次重计，成为英美在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每册32页，3万字左右。内容增设社说、评议、中外时事，译介西方政治伦理学说，同时刊登光绪政要、谕旨、奏折。1907年12月，出至72卷第237册停刊，前后存在时间长达40年之久，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历史最久的刊物。主要撰稿人和编辑工作者既有英美传教士林乐知、慕维廉、李提摩太、花子安，也有中国的沈溟柱、蔡尔康等。复刊之后的《万国公报》曾“大量介绍西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及科学知识”^[3]。

《益闻录》于1878年在上海创刊，是天主教的言论机关。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1898年改名为《格致益闻汇报》，1912年又名《圣教杂志》。

《中西教会报》于1891年在上海创刊，主编林乐知。该刊共出版35期，1893年12月停刊。1895年复刊后由卫理、高宝真、莫安仁等先后担任主编，从1912年1月起改名为《教会公报》。1917年2月停刊，共出版294期。

宋荐戈著的《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把以上这几种教会报刊都归为“教育期刊”，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教会报刊的根本任务在于宗教教育宣传，因此，对教育方面的新闻事件往往会积极地关注。现择其要予以说明，如：《教会新报》在1868年第1期和第3期上分别刊登过涉及教会学校和学生人数统计的文章《1866年耶稣教义学及学堂表》《1866年天主教书院及学生数》；《万国公报》对教育事件更加关注，凡涉及教会学校的地位与作用，教会学校的规章、制度、课程，以及传教士和有关人士对教育问题的言论的文章，都积极地予以刊发，如《谨拟书院学规十条》（1880年3月19日，第12卷第581号）、《温群内地会仁爱义塾条规》（1876年5月6日，第8年第386卷）、《宁波长老会书院条规》（1880年7月31日，第12卷第600号）、《汉口伦敦会医学馆条规》（1880年5月15日，第12年第589卷）、《中西书院课程规条》（1881年11月26日，第14年第666卷）、《上海创设格致书院缘起》（1874年10月10日，第7年第306卷）、《速兴新学条例》（1898年8月，第10卷第6期）、《设学校以育人才论》（1901年8月，第13卷第7期）、《重视教育说》（1903年6月，第137册第1—4页）、《改寺院为学堂之疑义》（1902年12月，第14卷第11期），等等。黄新宪曾分析了《万国公报》在晚清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指出，《万国公报》“重视对建立新型学校教育制度的宣传”，“注意刊发倡导女子教育的文章”，“为社会教育的开展制造舆论”。认为这些“宣传和报道对统治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群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4]。

第二，这些教会报刊的主办者和主笔大多是从事教会教育的中坚分子。如，林乐知担任过《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教会报刊的主编。他是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在上海传教。1864年经冯桂芬介绍，担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年。1867年重回广方言馆任西学教习并兼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历时16年，清政府曾授予其五品顶戴官衔。1877年他被选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1881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自任监院，主张“中西并重”。1890年又在上海创办中西女塾。这样一位对教育有着浓厚兴趣并且长期从事教育和报刊编辑工作的“报刊编辑的老手”^[5]，凭着对教育的执著与敏感，在他主编的报刊中，对教育事件的报道占有特殊地位。

第三，以上的教会报刊除了积极刊登有关教育的论述外，还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文学、史地、天文、数学、气象学、动物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些都是现代西方学校开设的基本课程，是现代西方学校主要的教育内容，对这些教育内容的刊载，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习。对于这一点，黄新宪也指出，《万国公报》“促进了学校教学内容的改革，丰富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促进了教育内容的近代化”^[6]。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教会报刊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以学科教学内容为刊载主题的教育期刊雏形。

有学者说：“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同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是他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7]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和本意在于借助报刊这一宗教教育宣传工具，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渗透，为其侵略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传教士的办刊活动对中国人自己创办期刊以及中国教育期刊的产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既要看到其立足点的局限性，又要看到它们在客观上有某些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它们带动了中国期刊的发展。”^[8]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教育期刊的行为，本身就能激发中国人自办现代教育期刊的强烈愿望。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以上几种期刊，在客观方面，把西方办报刊的思想观点、模式与经验带到中国，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近代报刊的作用与功能，为中国近代报刊以及教育期刊的创建、编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会期刊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在编辑工作上直接从西方嫁接了已经发展200多年的办刊经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官报”无法比拟的。这使中国教育期刊的产生拥有了现成的模式，少了一份白手起家的艰辛。比如，《万国公报》已经有明确的办刊宗旨，有明确分工的编辑、有较稳定的栏目，重视编辑艺术，重视与读者的沟通，注意扩大刊物影响等，^[9]所有这些特征在上海乃至中国第一个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的编辑工作中均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主观方面，这些教会期刊往往故意夸大教会教育的重要性，极力地歪曲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事业。中国人民绝不能忍受这种侮辱，面对甲午海战失利，在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主张变法图强的维新志士怀着把宣传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强烈信念，开始大力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报刊。

第二节　中国人自办教育期刊的发萌

洋务运动的兴起直接推动了“西学东渐”的深入以及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思想界涌动着一股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潮——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民族危机急剧加深，这股改良主义思潮迅速转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到1898年“百日维新”达到高潮。

维新运动伊始，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就把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作为变法维新的两种基本手段。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发起并筹资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之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上海强学会的机关刊物。虽然这两种报刊在1896年1月被清政府查禁，“但各地维新人士发起成立的学会和出版的报刊有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10]。不到半年，各地国人办报刊呈活跃之状。两三年间先后问世的报刊不下数十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普及性报刊有《求实报》《算学报》《农学报》《新学报》《蒙学报》等，这些报刊“在传播新思想，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情况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1]。而创刊于上海的《蒙学报》和《农学报》，对上海近代教育专业期刊的产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蒙学报》于1897年10月26日在上海创刊，上海蒙学会编印，周刊，叶瀚主编，每册20页左右。该刊的宗旨是“连天下新志，使归于群，宣明圣教，开通国蔽。立法广说，新天下之耳目”^[12]，“这是一份有关儿童教育的报纸（刊）”^[13]，专为童蒙创设的启蒙教育读物。它以启蒙为主，分文学、算学、智学、史事、舆地、格致等。文字平实，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内容多译自西方通俗儿童作品，适合儿童阅读。每期分上、下两篇，上篇供5～8岁儿童阅读，下篇供9～13岁少年儿童阅读。它还详细介绍了东西方各国教育儿童的新方法，“是维新运动时期教育战线上介绍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重要阵地，在介绍西学，抨击封建教育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4]。1899年，该刊出至第72期时停刊。《蒙学报》是中国人在教育专业期刊创办方面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教育期刊的萌芽。

《农学报》，1897年4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半月刊，次年起改为旬刊。由罗振玉等创办的农学会主办，亦称《农会报》，至1906年1月停刊，共出315册，是中国农业方面最早的专业刊物。《农学报》初期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农政、各省有关农业的奏章和农情，外国农林业科技知识的介绍，农业知识问答等。到后期，主要内容分为“文篇”“译篇”和“农业科学”三个主要栏目。“文篇”主要刊登各省有关农村水利等事件的奏章；“译篇”主要刊登介绍外国农林状况及农业技术知识的文章；“农业科学”主要介绍国内外农学方面的著作或有关学科专门介绍的论文，尤其侧重日本的著作。该刊的特点在于每期都刊登农学堂兴办启事与招生简章，翻译刊登日本农学堂章程、教科书、教习等，大力提倡创办农业学堂。《农学报》属于中国农业教育期刊的萌芽。该刊的成功创办为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教育世界》的初期栏目设置分“文篇”与“译篇”，多侧重刊登日本译著，每期都有插画等，编辑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学报》以及先前的教会教育期刊《万国公报》的影响。

综上所述，1868—1898年这30年间基本属于中国教育期刊的萌芽期。此时报与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划分，“对报与刊统称新报、新闻纸、刊报、报刊。所谓的报，既指报纸，也指期刊。不仅时事性的期刊被称为‘报’，就连专业性的科学刊物也被称为‘报’”^[15]。这是此时期期刊的一大特点。因此，不能望文生义地将《万国公报》《农学报》这些“报”字类的报刊简单地视为报纸，它们实际上属于期刊。在教育期刊还未完全创建的时期，这些报刊大量刊载有关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理论以及教育新闻方面的文章，发挥了教育期刊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期刊的萌芽。

【注释】

[1]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2页。

[2]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3]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黄新宪：《〈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57—60页。

[5]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6]黄新宪：《〈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57—60页。

[7]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8]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3页。

[9]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页。

[10]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11]宋荐戈著：《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12]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3]宋荐戈著：《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14]宋荐戈著：《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15]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