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期刊的初兴_20世纪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期刊的初兴_20世纪中国教育

第二章　中国教育期刊的初兴

资产阶级改良报刊的大量创办，打破了封建专制下的“报禁”和“言禁”政策，使报刊出版获得了清政府的默许。不过，好景不长，慈禧太后的宫廷政变很快又收回了这一默许。戊戌变法失败后全国除少数维新报刊外，其他大部分都遭到了禁毁。这种局面持续了两年多时间。1900年的七八月间，在英、法等八国联军的大举进攻下，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慈禧挟光绪帝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西逃。侵略者的炮火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朝野。这一悲惨的历史境遇却给中国教育专业期刊带来了诞生的契机。

一方面，“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的爱国志士们寻找着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有些人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国民素质不改造，中国是难以强盛起来的。他们观察外国之所以强盛，是在于重视教育事业。教育事业不仅是培养人才之大事，也是改造、提高国民素质之途径。于是，一些教育杂志便应运而生”[1]。另一方面，在严酷的时势逼迫下，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其中，教育改革便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教育事件的急剧增加，如：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派留学、厘宗旨、定学制，等等。一时间如雪片散落，令人目不暇接。这恰恰为教育专业期刊的产生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丰富的新闻源，由此“催生了一些教育杂志”[2]。其中，以兴农、兴学、办杂志起家的罗振玉，此时响应清政府的“新政”国策，于1901年5月，得益于张之洞、刘坤一的资助，[3]发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

第一节　《教育世界》的诞生

《教育世界》每月上、下旬出版，从未有间断，至1908年1月，共出版166期。半月1期，年成1辑，分辑为《教育丛书》，共出7辑，标志着中国教育期刊的正式诞生。前期主编是罗振玉，自第69号始主编为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在文学、文字学、考古学、史学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留下了鸿篇巨著。1902—1907年，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达六年之久。他一生曾主编过多本有影响的杂志，除《教育世界》外，还有《农学报》《国学丛刊》《学术丛编》等。在编辑工作方面非常有经验，“既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又是中国现代具有突出个性的学术编辑家。他巧妙地将学术与编辑工作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一身兼二任的‘编辑—研究—编辑’双向进程、互相促进的编辑家的典范。《教育世界》的突出成就及注重教育研究的特色与王国维的编辑风格有直接关系”[4]。为该刊撰稿及提供译稿的除了王国维和罗振玉外，还有张元济、高凤谦、樊炳清、陈毅（黄陂）、罗振常及日本《教育时报》主笔辻武雄等。(www.guayunfan.com)

《教育世界》延续《万国公报》《农学报》等教会报刊和维新报刊的编辑风格，特意为刊物订立宗旨：“一引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家言谘行以示激劝。若夫浅薄之政论、一家之私言与一切无关教育者概弗录。”[5]将刊载内容严格限定在教育领域内，主要研究各种教育学说、考察各国教育制度、介绍教育名人逸事等。

该刊初出版时为线装本。在栏目和内容设置方面，虽然罗振玉在该刊第1号的《教育世界序例》中描述得比较丰富，“每册前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后附译书”，但是，出版后内容比较单调，只有“文篇”和“译篇”两个主打栏目，外加“学校”“卫生”以及介绍日本教育行政机构的“文部”栏目，而没有他说的“论说”等栏目。显然，这直接受到《农学报》专栏设置的影响。下面是《教育世界》（1901年5月）第1号目录：

有时，栏目内容相当单调，如1903年9月第58号：

自第69号起由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改为新式装订，为大32开本。内容比前期有了很大的扩充，开辟栏目近20个。其中，“论说”“代论”“视学报告”“文牍”等栏目，主要刊登国内有关教育的言论、章程、奏折、调查报告；“学理”“教授训练”“修身训话”“学校管理”“家庭教育”“学制”“教育史”“学术史”“传记”“杂纂”等栏目，主要刊载译作，介绍外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小说”“文苑”等栏目，主要刊登外国教育小说和王国维的诗、词等。下面是第69号目录：

插画

显然，改版后的《教育世界》是一个以教育研究为主，兼登教育新闻、事件，以及文艺、人物传记等在内的综合型教育期刊。栏目多、容量大，综合性是早期教育期刊的一大特点。

《教育世界》每期100页，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是当时中国教育期刊中发行量最大、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较大的教育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曾作出过巨大贡献。

第二节　官办教育期刊数量众多

《教育世界》的创办开私人创办教育专业期刊的先河，但是它的出现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仿效，也没有引来私办教育期刊的盛况。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与当时的政治因素关系很大。由于百日维新失败，大多数报刊被封杀，清廷虽然实行“新政”，但是禁止私人创办期刊的专制政策实质上并未有多少改变，国人对创办期刊顾虑重重，尚不敢越雷池。罗振玉则不然，他政治上支持皇权专制，并寄希望于农业兴国，创办农学会和《农学报》，普及农业知识，试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由于成绩突出，很快得到张之洞在内的清廷要员的赞许和支持，并从此与张之洞私交甚深。戊戌政变时取缔所有维新报刊，而唯有《农学报》得以幸存，与此关系甚大。后经张之洞提拔，1906年起，罗振玉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逐渐参与清室的复辟活动，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因此，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与创办《农学报》一样，怀揣教育兴国、维护清朝统治的初衷时，清廷非但不干预，反而给予积极资助和支持。

第二，与罗振玉个人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和教育实践的丰富性有很大关系。罗振玉（1866—1940年），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曾以上虞县学第七名出身，应壬午（1882年）、戊子（1888年）两次乡试不中，遂在淮安教私塾，授课之余发奋潜心治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并志于农业兴国，与蒋伯斧等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及《农学报》，聘请日本大学汉文科毕业的滕田丰八为日文翻译，专门翻译日本出版的农艺书籍、文章。鉴于聘请外国人代价高昂，而且多有不便，于是在上海创设东文学社（实际上是一所日文专科学校），着手培养中国自己的日语翻译人才。在教学配备上，“滕田君任教务……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君（岭云）为助教，上海日本副领事诸井学士（六郎）及书记船津君（辰一郎）任义务教员，授东语，学社乃立。”[6]聘请的教习为有一定文化素养并精通汉文、熟晓翻译技巧的日本人。学校开办之初，学生只有王国维、樊炳清、沈紘等六七人。他们成为后来《农学报》《教育世界》重要的翻译人才，不负罗振玉创办学社之初衷。由于治校得法，深得张之洞器重，并电邀他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之职，重点整顿湖北农务学堂。后来，他还协办过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

罗振玉之所以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因为他认识到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土积而成山岳，水积而成川流，人才组合而成世界。是世界者人才之所构成，而人才者又教育为之化导者也。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优胜绌败。今日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加之意乎！”[7]对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加上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创办《农学报》的深刻体会，使罗振玉产生了创办一份教育刊物的想法，并很快变为现实，“爰取最近之学说书籍编译成册，颜之曰《教育世界》，以饷海内学者”，以期“裨川岳于万一”[8]。

因此，只有像罗振玉这样既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又对教育有深刻认识，并经历丰富教育实践的学者方可轻车熟路地创办一份教育专业期刊。而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清末并不多见。大多数人或者整天为钻营功名而神伤，或者埋于纸堆而心痴。钻营政治者绝少能认识到教育事业的重要而投身于其中；埋头纸堆的文人体味着戊戌政变的余悸，迫于清廷的专制淫威，也绝少有创办教育期刊，普及教育于民众的想法。

私办教育期刊未能带来私人创办教育期刊的盛况，却为当时大刀阔斧推行“新政”的清廷所关注，为配合“新政”重要内容之一的教育改革，清政府开始仿效《教育世界》，鼓励各省学务公所，各府、州、厅、县地方劝学所等兴办起了官方教育期刊。至民国成立时，历年新增（年中新发行的教育期刊，下同）的官办教育期刊总数不下20种，见表2[9]。

表2　清末官方教育期刊一览表

可见，当时官方教育期刊数量确实不少。正如《教育杂志》1909年第1年第5期“介绍批评”所评价的“近者各省所出教育官报不下十数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直隶教育杂志》《河南教育官报》等。

《直隶教育杂志》是官方创办较早的教育期刊。1905年1月创刊于天津，原名为《教育杂志》，直隶学务处（后改为学务公所）编辑发行。1907年，自第3卷起改名为《直隶教育杂志》。1909年，第5卷起改为《直隶教育官报》。主要内容有关于教育的诏令、章奏、论说、文牍、报告、学制、学术等。主张教育救国，逐步实施义务教育，抨击当时官办学校的落后与腐败，对当时的教育制度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有所论述。虽然属于省级教育期刊，但是反映出了当时教育界的一般问题。

《河南教育官报》由河南学务公所于1907年8月9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一）创办。1912年2月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停刊，历时四年半，该刊为旧历半月刊，大32开本，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出版。全年24册，每期5万字左右，累计共出103册。该刊宗旨为：“教育为凡百庶政之本。豫中政界既有官报（指《河南官报》），而于全省学务之枢要，若无以特别而纵表之，是徇流而忘源也。今拟举全体教育所系，条理其文，叙次其例，以报告百十六属（指当时全省一百一十六个府、厅、州、县）命之曰《河南教育官报》与《河南官报》相辅而成。其旨在开智发蒙。”根据上述宗旨，《河南教育官报》决定其内容：

断自改设提学使始（公元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河南省主管教育的长官由提督学正改称提学使）凡关于兴学要旨者，皆供搜录。绵蕴之始，拟略宗学部报例，量加变通，犁为六门：甲（谕旨）、重纶音焉；乙（章奏），学部与本省特别加详，重所系焉；丙（公牍）凡详、咨、札、禀与函电、批示告文、丽焉；丁（本省学务报告），所以征豫中文明之进退，应博采焉；戊（本省著述），凡豫中先哲遗书，时贤新典，有关系学校中道德法律与发明教育心理者，名山石室，不厌穷探，盖一以征文献，一以启新知焉；已（杂志），无论中外私述，丛谭，凡有裨于教育者，悉入之，恢闻见焉。[10]

然而，无论办刊初衷如何积极，刊物宗旨如何明确，事实上，清末官方教育期刊对当时教育实践的作用收效甚微。正如时人评价，这些官方教育期刊“非仅载空言无补之文告，即载一、二琐琐之章制。本省长官以权力迫州县分销，州县则束之高阁而已”[11]；“吾国近数年来，教育报未尝不发达也，若奉天、若吉林、若直隶、若山东、若江苏、若浙江、若江西、若福建、若陕西诸省固皆学务官报之刊行。或总其成于提学使署，或集其权于学务公所。其魄力之大，人才之众，编辑之善，亦足自豪。乃刊者自刊，购者绝少。即以长官之命令札发派销，亦不过束之高阁……安见于教育前途有毫末之助哉？”究其原因，“是办理教育报之咎，而非教育报之咎也。盖报既属于官，虽有宏论谠议，恒以有所避忌，不敢畅发，其弊一；材料则谕旨、章奏、文牍先已占其大半，其余或选录他论数篇，或杂译东籍数种，敷衍了事，安能奕奕有生气乎？其弊二；既归札派，则出报者不必另谋销路而优劣可以不计，阅报者又因非出本心，而姑为酬应长官之具，故研究绝少，其弊三。积此三弊，安有一效。此所以各省虽有教育报之设，而仍不收统一之良果也。”[12]

由于囿于官僚政治，官方教育期刊的创办理念和办刊质量已经偏离为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服务的宗旨，进入敷衍政策之势。单纯的数量众多不能说明当时教育期刊已经进入兴盛。恰恰相反，由于官方的干涉，中国教育期刊刚刚起步就误入歧途，失去了《教育世界》创办者所具有的那种研究教育问题、普及教育事业于民众的教育研究精神。

第三节　教育会机关报刊崭露头角

现代大众传播学认为，团体是有一定组织原则的社会有机体，它与期刊有着密切关系，“每个文化团体成立，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创办期刊。每一个社团至少有一个期刊，多者有十多个期刊。期刊是社团生命力的表现。期刊的多少，表现了社团生命力的强弱；期刊的休结，也预示着社团的生命力即将终结。每个文化团体就是依赖其期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或大或小的贡献。社团与期刊共生，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13]随着清末各种文化团体的大量创办，清末也出现了大批教育社团——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

有学者称：“教育会是一种民间性质的、对教育行政部门起辅助作用的教育研究团体。它得到官方的承认，目的是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参加的人除了与教育有关的地方士绅外，多为各中等、师范、专科等学校和小学校的校长、教员及教育行政机关的职员。它往往通过设立各种类型的教育研究会、办讲习所、设立图书馆、对地方教育进行调查等方式，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14]然而，将教育会看作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这一结论有失偏颇。事实上清末的教育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团体，它集官方与民间两种性质于一身。《教育杂志》（第1年第9期）陆而奎的《教育会之性质》称：

各国教育会皆为目的会，吾国教育会则兼有地方会性质。尚以私意揣测，学部颁行教育会章程，盖有二因。当时预备立宪，甫奉明文地方自治尚无端绪，欲建设教育行政机关，厅、州、县之劝学所自不能少，然总懂以下员数多，则费不资，员数少，则事难兼顾，惟以教育会为补助而后地方教育行政之组织始备，此其一原因也；当时集会演说方为时忌，禁之不可，听之不能，于是以教育二字为范围，使有制定之法令为之闲检。设一教育会即以消除各种学会，此又一原因也。有此二因，我国教育会性质遂与他国异，且与他种集会亦异。

集会者团体自由结合也，其章程必为自定之章程，其事业必为自营之事业。同志者入会无地方关系即不以地方限制。千里之外，声应气求，此目的会之说也。若官为制定章程，限以地方区域，则直地方会耳。

由此，我们认为清末的教育会属于半官方半民间性质，此时的教育会机关报刊亦属半官方半民间性质。

当时，国内各省、各府、厅、州、县学务所和地方民间绅士一般都有联合创办的教育会组织，有的教育会研究部创办有自己的教育研究刊物。如：1905年昆山教育会研究部创办的《教育研究》，1907年奉天省教育会创办的《教育杂志》，等等。从创办时间来看，以上两个刊物是清末地方教育会创办较早的教育期刊。

但是，据上海《教育杂志》（第1年第11期）载：“东西各国无不有地方教育报，以谋各该地方教育之发达。我国兴学已逾十年而各地未闻有此种报章发行，良可叹也。倾连得通海、曹州地方教育报发刊之信，并承寄示简章，欣喜无量。爰附刊志末以为各省各府、厅、州、县学务诸君告记者志。”按照以上说法，较早的地方教育会教育期刊是通海、曹州两地教育会创办的机关教育期刊——《通海教育界》和《曹州教育机关报》。其中，前者准备于“宣统二年正月起”发行，即公元1910年元月；后者发行时间未明示，不过既为“发刊之信”，应该不早于1909年。这个时间显然要晚于昆山《教育研究》和奉天的《教育杂志》创办时间。笔者认为此属上海《教育杂志》编辑信息不灵通引发的编辑失误。这说明，除了官方的“教育官报”外，在清末，由其他团体和个人创办教育期刊之事并不常见，即便是官方与民间联合性质的教育组织——教育会亦是如此。由此可见，清廷对民间创办报刊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使像教育期刊这样很少涉及政治问题的刊物亦不放松控制，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国教育期刊事业发展步履蹒跚。

值得注意的是，远离清廷的日本留学生在教育专业期刊创办方面小有贡献。他们先后创办了两份较有影响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和《教育新报》。《教育》，月刊，1906年11月由留日学生小团体爱智会创办于日本东京，发起人及主要撰稿人有蓝公武、冯世德、张东荪等。设有“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等栏目。以“融合东西”“洗垢穷理”“扬新阐旧”“匡正人心”为宗旨，主张教育救国，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还有西方教育发展现状，论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问题。1907年停刊，仅出2期。《教育新报》，月刊，留日学生团体“湖北教育会”于1908年5月在东京创办，范熙壬任主编，“以输入教育之新知识，谋内地教育之完全发达为宗旨”。不分栏目，着重介绍各种教育家及其学说，报道各国教育发展情况，共出3期。这两份教育刊物为被严格控制下的中国教育期刊事业注入了些许活力。

第四节　出版界的参与——教育期刊的初兴

1906年，罗振玉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王国维亦随其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由于二人公务繁忙，加上对国学孜孜以求，再无暇顾及期刊编辑事务，不得不于1906年和1908年相继停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190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瞄准《教育世界》停办后的商机，迅速推出《教育杂志》——一份中国教育期刊史上历时最长的教育专业期刊。它的问世首开中国图书出版单位创办教育期刊的先河，使教育期刊较个人创办具有了稳定的编辑队伍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大大延长了教育期刊的寿命。这是一座中国教育期刊走向正规化发展道路的丰碑。

《教育杂志》，月刊，按年分卷。辛亥革命期间，曾因脱期补出，造成卷期与年月参差，至第7卷才相符合：

本杂志向例按年分卷，按卷分号，每年以正月所出为第一号，挨次顺列。自辛亥事起，交通阻碍，延停数月，复以遵用新历，故顺延而下。遂以正月出第十号，十二月出第九号，号数月数因而参差不齐，输形不便。现在，第六卷第九号照例十二月出版外，所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号赶排赶印，一并于阳历十二月内出齐。民国四年正月起出第七卷第一号，使号数月数相符，并答爱读者诸君之盛意，特此通告。

教育杂志社谨启[15]

该刊1932年12月（民国21年12月）一度停刊，1934年9月（民国23年9月）复刊，卷期续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迁至长沙、香港等地出版，抗战胜利后仍迁回上海。1948年12月（民国37年12月）停刊，共33卷。其中，第1卷出13期，第24卷出4期，其余各卷都出12期。内容分为图画、主张、论说、学术、教授管理、教授资料、史传、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牍、纪事、调查、评论、文艺、谈话、杂纂、质疑答问、介绍批评、名家著述、附录20门：

一、图画：采集教育界人物、男女学校之照片及关于教育之种种图画，用铜版精印，每期插入两张以上。

二、主张：教育上应施设或改良之事，本社主张必当如此者，以简直之文达之。

三、论说：有关系之文字，非为一事发者……选论来稿亦附焉。

四、学术：译述关于教育之新学理。

五、教授管理：或译东西洋之新法，或述实地教授之经验，期有裨于实用，教授案亦附焉。

六、教授资料：叙述可供教授上参考之学理、事实，以为教授之资料。

七、史传：关于教育之史事及著名教育家之传记。

八、教育人物：记述近人关于教育人物之事实或评论之。

九、教育法令：采录关于教育之上谕法规。

十、章程文牍：采录学务上各种章程文牍。

十一、纪事：分本国、外国二部，记录关于教育之新闻。

十二、调查：或为统计，或为报告，或为一事之本末，或为一处一校之情形，或为各处物产、风俗之调查。

十三、评论：评论一事之是非得失。

十四、文艺：或撰译教育小说，或选录关于教育之诗词、杂著，学校唱歌亦附焉。

十五、谈话：撰译童话寓言等，以有趣味而合教育旨趣者为主。

十六、杂纂：纂录笔记、格言、杂文等。

十七、质疑答问：教育界诸君如有疑难垂询，本社当酌夺详复，其有关系者当刊入此门，以与阅者互相商榷。

十八、介绍批评：新出之书，当加以批评介绍读者。

十九、名家著述：择精要之著述按期刊入。

二十、附录：无可归类者附录卷末。本国、外国中等以上之学校招考问题，或鉴定教员考验之问题，亦择要采录，借供参考。[16]

可见，《教育杂志》的刊载内容相当丰富。下面是1909年第1年第1期目录：

由此可见，《教育杂志》继承了《教育世界》的编辑宗旨，即注重教育研究，服务教育实践的精神。在初创时的《简章》中就明确表示：“本志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17]较之《教育世界》，它在栏目与内容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较之“教育官报”，它完全摆脱了教育“官报”那种敷衍政治，只重政策宣传不注重教育研究模式的桎梏，中国教育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终于从歧途步入正轨。

《教育杂志》的主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陆费逵，字伯鸿，又字少沧。浙江桐乡人，生于汉中。1903年入熊育锡所办熊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深受教师吕烈煌的器重，任正蒙学堂校长。1904年随吕烈煌到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1906年任楚报主笔，后为昌明书店经理。1907年任文明书局编辑，兼文明小学堂校长。1909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主持出版部，同年主编《教育杂志》。多年的教育、出版和编辑生涯，造就了这位中国教育期刊的编辑巨匠。《教育杂志》在清末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和民初为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献计献策的与时俱进的编辑风格，正是陆费逵与时俱进的人格特征的生动写照。他曾经寄希望于清末教育改革，在《教育杂志》上积极刊登清政府有关教育改革的大政方针和各地方的兴学经验，刊发介绍外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文章以及国内具有创新意识的教育论文。早在1911年，鉴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潮流不可遏制，他敏锐地意识到革命成功在即，遂私下与人商讨编辑新教科书事宜，到武昌起义时，新书已十成八九。此时，他力辞商务印书馆职务而自立基业，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接着依托书局创办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著名的两份教育期刊——《中华教育界》和《中华学生界》。在教育期刊领域内，与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注释】

[1]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24页。

[2]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24页。

[3]［日］阿部洋：《向日本借鉴：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教育体制》，载《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4]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5]《本报改章广告》，载《教育世界》第68号。

[6]罗振玉：《集蓼篇》，载《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7]罗振玉：《教育世界序例》，载《教育世界》第1号。

[8]罗振玉：《教育世界序例》，载《教育世界》第1号。

[9]整理自：《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著录内容包括四项：刊名、刊期、编辑出版、起讫时间。凡刊名、刊期、编辑出版者有变化的，仅著录最初者，另在备注中说明其变化。出刊时间仅著录首尾卷期的年月（年与月之间用“．”隔开），并在尾年月后加停刊符“／／”（尚难确定是否停刊的暂不加）；凡目前创刊停刊年月有所疑问之处，在年月外加“［］”或直接以“？”标注。期刊中途改名用“新”字标，停刊后复刊用“复”字。下同。

[10]王琼编：《全国主要图书馆馆藏河南期刊联合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1]《介绍批评》，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5期。

[12]戴克敦：《论宜广设教育报以统一教育》，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9期。

[13]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60页。

[14]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15]载《教育杂志》第6卷第11号。

[16]《教育杂志简章》，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

[17]《教育杂志简章》，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