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德不观兵”与西周中后期战争诗

二、“耀德不观兵”与西周中后期战争诗

唐君毅曾经说过：“在整个中国文化之发展中，除为保存扩大文化而攘夷拓边之战争外，战争皆无意义，亦少促进文化之效。而中国之学术文化之人物，自春秋战国起，即未尝有借现实之武力，以实现理想者。中国以后文化之进展，皆罕假手于战争；而战争之事，多只是乱。”^[22]西周中后期，随着周族礼乐制度的日臻成熟完善，耀德不观兵，怀柔徕远，成为周族处理与异族关系的指导思想。受其影响，西周后期战争诗也呈现出与周初不同的体式特征。

1.耀德不观兵的战争观

典籍以“礼乐征伐”并称，实则在周人礼乐文明体系当中，征伐为推行礼乐之保障，除非不得已方可用之。礼乐教化不能实行，方可用征伐。《国语·周语上》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上引祭公谋父这一大段话对周族在建立政权前后所经历的战争及其性质做了回顾和评述。特别强调周武王之“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这是立足于西周穆王朝礼乐制度的解释，带有“文过饰非”的意图，其核心意思无非是说周人靠礼乐教化治理天下、和抚四夷，强调重德修文的精神，即“先王耀德不观兵”。动武，只是外族入侵时不得已的举动。西周后期穆王、宣王时的战争诗，均体现着上述精神。

2.西周中后期战争诗的诗体特征

西周中后期战争诗计有《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采薇》、《出车》、《杕杜》、《六月》、《采芑》等。据《毛序》、《郑笺》及今人孙作云、程俊英、陈子展、赵逵夫、刘毓庆、李山等考证，上述诸诗均产生于周宣王之时，主要描写叙述宣王朝周族抗击淮夷、猃狁等入侵。

厉王时期，国人暴动，周朝内部政治形势危急，虽有召伯虎等大臣鼎力辅弼王室，但周朝政治已呈衰微之势。周宣王在内忧外患中登上王位，外族乘虚而入，边境上战争频繁发生，这一切并非周人所愿意。严粲《诗辑》云：“周兴西北，岐丰去江汉最远，故淮夷难服，从化则后，倡乱则先。周人经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监以叛，其后又同奄国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继命方叔伐蛮荆；后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盖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则一方倡乱，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后四方定。此《江汉》、《常武》所以为宣王之终事，而系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严氏所论，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周末战争诗何以既歌颂平叛胜利而又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战争。

《江汉》一诗，《诗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郑笺》：“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朱熹《诗集传》：“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诗以周宣王朝抗击淮夷的战争为背景，按《竹书纪年》载这次战争发生在宣王五年至六年间，另有《召伯虎簋铭》载其事。方玉润《诗经原始》比较《江汉》与《召伯虎簋铭》，以为两者句法语气相似，内容相同，故称：“《江汉》，召穆公平淮铭器也。”“《集传》以为诗人美之者非，盖自铭其器。”郭沫若据此进一步研究指出：“《大雅·江汉》之篇，与存世《召伯虎簋铭》之一，所记乃同时事。《簋铭》云：‘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尝簋。’诗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文例正同。‘考’乃‘簋’之假借字。是则《江汉》之诗实亦簋铭之一也。”^[23]所说从诗体形式特征出发，指出其与铭的相似性。可知此诗与周初《武》、《象》一样，带有纪念性特征。

《常武》亦述周宣王朝伐淮夷之事。《诗序》以为“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胡辰珙《毛诗后笺》：“此诗以《常武》名篇，《序》者以武不可常，故以常德立武事解之，可谓善于说经矣。范氏《补传》云：召穆公之意谓德为可常，武不可黩，故先极言其盛美以满宣王之欲，卒章乃陈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历来的解说都认为此诗于平叛之师获胜之际而作，但陈赞美之意，而无尚武之心。这首诗首述功勋，末陈箴戒之意，与箴体写法一致。当是有意为之。古来铭、箴并称，此诗之体仍与《江汉》相同，为纪念性诗体。

以上两诗与《武》、《象》也有所不同。首先，创作的目的不同。此两诗为突出时王（周宣王）与统帅之功而作。其次，诗体形态不同，《武》、《象》为仪式乐歌，而《江汉》、《常武》徒诗。再次，《武》、《象》有对战争场面和杀伐之事的叙述，而《江汉》、《常武》主要描写周朝军队的威势在展示军容声势中渗透着耀德不观兵的礼乐文化精神。

《小雅》中的《采薇》、《出车》、《杕杜》、《六月》、《采芑》，也产生于周宣王朝，但在诗体形式方面又不同于《江汉》、《常武》。《诗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考文王时，周族尚未建国，未有如此完备之礼乐制度，歌诗以遣帅并劳还勤归。王先谦据鲁诗、齐诗遗文以为《采薇》是君子忧时之作，作在懿王时^[24]。亦不可信。考《出车》言“赫赫南仲”，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太祖”，为宣王时人。另外，周朝昆夷、狁之患，莫甚于宣王朝，故此数诗之作，当在宣王朝无疑。魏源《诗古微》^[25]、今人孙作云对此有详考^[26]，兹不具引。

前代学者对此数诗的作时虽有小的分歧，但对其诗体形式则皆有精辟见解。孔颖达《毛诗正义》揭示《采薇》三诗之诗体及演述形式云：

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谓述其所遣之辞以作诗，后入歌，因谓本所遣之辞为歌也。《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劳一也。劳者，陈其功劳；勤者，陈其勤苦，但变文耳。还与归，一也。还谓自役而反，归据向家之辞，但所从言之异耳。……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归……

孔氏指出《采薇》、《出车》、《杕杜》的作者本“遣帅之辞”而作诗，周礼出征有遣帅命将之礼，诗人据以作诗的“遣帅之辞”，即是《出车》所谓“简书”。朱熹《诗集传》：“简书，策命临遣之词也。”三首诗之主脑皆是外敌入侵，不遑安居之意，也说明作者的确是据“遣帅之辞”而为诗。孔颖达又云：“后入歌，因谓本所遣之辞为歌也。”意谓此三首诗本为徒诗，后采之入乐而歌于仪式。孔氏所论既指出此三诗的诗体来源，又指出其表演传播的形态及礼仪功用，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宣王朝战争诗的诗体形式裨益良多。

此外，《采薇》、《出车》、《杕杜》的作者还大量吸收民歌的“套语”而作诗，这也是西周中后期战争诗的一个体式特征。如《采薇》前三章以“采薇采薇”起兴，且取复沓章法，显系用同一曲式。这是典型的“风”体。又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见于《出车》，类似句式还见于《小明》，这说明诗的作者在创作时沿用了民歌“套语”。类似的情况还有，都能证明上述观点。因此，有的学者指出“《采薇》以下等篇，虽属雅诗，却似风体，从内容看来也像是民间歌谣”^[27]。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西周中后期战争诗在诗体形式上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还未脱尽周初战争诗的仪式乐歌性质，呈现出“箴铭化”文体特征，带有纪功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杂有风体，受到民间歌谣的影响。魏源认为“《大雅》言文、武兵，其词典；《小雅》言宣王兵，其词夸。固有正变之殊”^[28]。信乎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