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注重谋略的战争观
刘向认为，要想在战争中攻取战胜，就必须以民为本，而爱民、得民、附民。要想做到这些，就要文武兼备，内外兼治，恩威并施，本末俱行。这就是:
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侫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17]
治国之道，必须有文有武，文武并重，文以附众，武以威敌。有文无武，敌人不
;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所以要“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18]非如此，则国不治，民不附，敌不服。
刘向明确指出，“文”与“武”的关系，是“内”与“外”、“本”与“末”、“先”与“后”的关系。所以必须先治内、后治外，先正本、后制末，先文德、后武力。他说: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乱世，继先王之体，而强楚称王，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统天下。不先广养京师，以及诸夏，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则不料力权得失，兴兵而征强楚，师大败，樽辱不行，大为天下戮笑。幸逢齐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19]
治国安邦，要先内后外，先文德后武力，以仁义道德教化天下万民，使天下顺从。如果“文化不改”，还继续为祸天下，就要以武力征
，惩恶扬善。如果教化能改，便不可动用武力征服、诛杀了。是否动用武力讨伐的前提是“文化”、“内治”，没有这个前提，“武力”征
也不会成功，故要先文后武，先内后外。
刘向深知“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的道理，告诫统治者，“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发动战争，倒行逆施，兴风作浪，必然祸及天下而为“人所弃”。[20]就是说，不思虑战争之患者而用兵作战，必然引火烧身，所以必须三思而用兵征战。否则，不思战争后果，不顾战争之患，必有殃祸随之。刘向举例说:
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列，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21]
这是说，那种只想以战争取利者，一心想发动战争，征服别国，扩大领土，从中获利，却不计后患，就像蝉鸣在前，螳螂在后;螳螂在前，黄雀在傍;黄雀在上，少年持弹丸在下一样，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后面有患。这就警告好战者，要计虑战争的后果、后患。不可轻易地发动战争，招致后患。
刘向认识到战争的危险性、危害性，故强调谋胜，不战而胜，讲究举兵行战，贵在谋略，肯定“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22]他说:
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事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23]
王者举事、用兵，贵在谋虑、谋划、谋策、权谋，经过周密的谋划、计谋、运筹，集众人之智，“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以此举事、用兵，方能无所不成，无所不胜，“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因此，刘向强调用兵贵谋。
刘向进一步指出，举兵征战，讨伐暴逆，不仅要贵谋，而且要先谋。所谓“先谋”，就是在举事、用兵之前，全面谋划，制定方略，确定战术，正确决断，这是举事成功，用兵制胜的关键。所以说:
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兵不豫定，无以待敌，计不先虑，无以应卒。
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24]
谋略先定，举事成功，伐敌胜利。兵不豫定，必然失败。计策先虑，必定成功。所以对敌作战，必须先谋敌，早定计，以取敌。
胜敌在谋，贵在先谋，要想“谋”，“先谋”而成功、制胜，其要在“知”，知敌而谋敌、伐敌，必然克敌制胜。不知而战，注定失败。知敌要透过各种现象认识敌人的本质，方可出兵与敌人交战。刘向以楚庄王伐晋、伐陈取胜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明年，又使豚尹观焉，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先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25]
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观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遂取陈。[26]
前者通过观察晋国君与臣关系的变化，断定是否可以讨伐。君臣同忧乐，贤臣在君侧，彼此共谋事，则不可以出兵征伐;君主好淫乐而无礼，多用奸侫，不用贤人，下以怨上，上下离心，民众反叛，便可以出兵征战。后者透过陈国这个小国城廓高，沟壑深，蓄积多的现象，说明其赋敛重，徭役多，民力疲，如此，则民怨上，民众苦，故可讨伐。战争的结果证明，楚国君臣的分析判断是正的。就是说，知敌情而谋敌，谋敌而战之，方可取敌。
刘向指出，知敌而战，战而胜之，虽然可取，但是兵作为凶险之器，战争作为危险之事，即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是以杀人耗财为代价的，所以不是上策。最上之策是不战而胜。所以说:
昔禹与有扈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兵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曰教为务也。[27]
修德振武，修教待伐，敌人自服，故以修教为务，不战而胜，不战而取。如果这样做了，敌人还不服，再选择适当时机，讨伐敌人。故要以修教为务，使敌人自溃，伐而取之，是为上策。
刘向认为，兵为凶险之器，战争为逆德之举，不可随意举兵行战，但为了讨逆伐暴，制止民贼的暴政、暴行，则要举义用兵，且义战必胜。他以历史事实、战争实例，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辱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问焉，曰:“天下之图事者，皆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以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对曰:“殷信天子，周信诸侯，则无胜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周公对曰:“臣闻之，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制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众举师，与殷战于牧之野，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财矣。”入室见女，曰:“谁之女也?”曰:“诸侯之女也。”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金钱以与士民，黜其战车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纵马华山，放牛桃林，示不复用，天下闻者，咸谓武王行义于天下，岂不大哉![28]
举义用兵，讨伐独夫民贼的正义战争，救民于水火，必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种“伐枉而不伐顺”的战争，不战而知其胜，不卜而知其吉。战争胜利之后，仍要实行义举，不杀败国之人，不毁败国之物，不掠败国之财，不取败国之女。同时还要把残暴君主、独夫民贼掠夺的人、财、物归还于民，这种行于天下的义举、义战，既为万民造福，又立天下大功。所以说:“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侫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29]惩恶伐逆，为国除害，为民造福，是为大功。
刘向还对教民习战，有备无患;选贤为将，无往不胜;两军相抗，智勇者胜等军事谋略，作了论证。
【注释】
[1]引文均见《汉收·楚元王传》。
[2]《新序·杂事第四》。
[3]《说苑·建本》。
[4]《新序·善谋第十》。
[5]《说苑·政理》。
[6]《新序·杂事第二》。
[7]《说苑·政理》。
[8]《新序·杂事第一》。
[9]《新序·杂事第一》。
[10]《说苑·政理》。
[11]《说苑·贵德》。
[12]《说苑·政理》。
[13]《说苑·谈丛》。
[14]《说苑·敬慎》。
[15]《说苑·敬慎》。
[16]《说苑·谈丛》。
[17]《说苑·君道》。
[18]《史记·孔子世家》。
[19]《说苑·指武》。
[20]《说苑·指武》。
[21]《说苑·正谏》。
[22]《新序·杂事第一》。
[23]《说苑·权谋》。
[24]《说苑·谈丛》。
[25]《说苑·奉使》。
[26]《说苑·权谋》。
[27]《说苑·政理》。
[28]《说苑·指武》。
[29]《说苑·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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