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教材的内容特色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乡土教材的内容特色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三、乡土教材的内容特色

民国初年的乡土志书，受到清末本地乡土志书的强烈影响，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新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人们对乡土教育的认识，对“爱乡”与“爱国”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一阶段的编纂行为以及乡土志书本身都逐渐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人们对乡土教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乡土教育可以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感，而且能让他们产生捍卫国家主权的意识。民国《磐石县乡土志》说：

东西各文明国，将乡土之山川、人物编入初等教科，以授儿童，戟刺之深，则有爱乡之观念。有爱乡之观念，则有爱国之思想。及其长也，爱国家之寸土等于寸金，不肯轻让于人也。[57]

江苏《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把乡土教育归为地理教育，把乡土教育的内容扩大到“国耻”教育、“形势”教育、“风俗”教育、“实业”教育等。(www.guayunfan.com)

盖闻地理一科，所以培养国民爱国之心者也。儿童生长家庭，未受师友之薰陶，未历山川之险阻，而能知世界之大，舍地理其奚由？地理内容若国耻，若形势，若风俗，若实业，无一不备，即无一不足以启其智识，而乡土者，则又为地理学之基础，尤足以增儿童之兴味，能使儿童推爱乡之心以爱国……顾吾闻之，爱国者，恒基于爱乡，乡虽僻陋，苟生斯食斯，老死于斯，则亲爱之心有不期然而生欤。[58]

该书作者缪文功有着和侯鸿鉴非常相似的经历。缪氏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通州师范毕业后，于1905年在家乡栟茶镇（今属如东县）创办启秀小学堂。面对列强欺凌，他认为当前亟应唤醒人们“洗雪国耻，振兴华夏”的爱国心，于是以“知耻”二字作为校训。所以他在编《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一书时，才把自己定的“知耻”校训贯穿于该书。[59]

在表达乡土情结方面，民国的乡土志书编者与清末的乡土志书编者差别不大。加强乡土情感，仍是乡土教育的职责所在。民国九年《盖平县乡土志》的作者认为，在目前“国体已更”的情况下，乡土教育受到重视，是研究和学习社会实际的需要。

乡土志一书，在昔八股时代，工骈俪、务帖括者率不以之为重轻，故硕学宿儒有问以某山某水之原委，某人某物之事理，辄谢以不知，而不以为耻者所在皆是。今者国体已更，科学尤重，而学又皆求实际，举凡风土民情，山川草木，道里河渠，以及人事之遗留，物类之动植，皆有待于研究，以为增长学问，扩充知识之具。此乡土志之所由见重也。[60]

《江苏省乡土志》更是指出，要读有益之书，而读乡土志可以唤起人的救国心：

读何书可以救国乎？吟风弄月，无补于身心，泛论空谈，何益于国事？……况今之国势阽危，有过于昔日……忧国者将何以措辞？其必有使人先知之致用之学，或必有根据于先知之学之言，然后可免空言虚矫、惘然无所适从之病，则民可以观，国可以兴矣。[61]

《萧山乡土志》说：“豪放之徒，足迹遍五洲，于其间风土人情，每津津乐道焉。而一叩以故乡之事，或瞠目不能置一词，数典忘祖，识者讥之。欲免斯弊，莫如取乡土志而研究之。”[62]在这里，不重视乡土，不但要被“识者讥之”，而且会被斥为“数典忘祖”。由此可见，“爱乡”、“爱国”仍旧是民国乡土教育的主旨。

乡土教材和中学历史教材不同，它主要面向小学及普通民众，所以“党化”教育的色彩并不浓厚[63]，而且在1931年辽宁省就规定，不在方志中专门列入“党务”一门[64]，但是在乡土志书中偶尔也能看到其影响。比如，1930年章驹等编《慈溪县战时乡土常识》一书，就包括沿革、地势、天象、山脉、河流、交通、民众生活、教育、商业、党务等60部分。

内容方面，民国各地的乡土志书，除了介绍本地历史、地理状况等常规内容之外，引人注意的，仍旧是编纂者对社会改良的要求，而且其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非常多。仍以江苏、上海两地为例。“好奢靡”、“重鬼神”是这一地区突出的风俗特征，因此乡土志书对这个方面给予了非常关注，转变这种恶劣社会风气的呼吁，在乡土志书中显得尤为突出。如《江宁县乡土志》说：“金陵染六代委靡之风，往往以赌酒征歌诩为风流，于是秦淮一带，酒楼画舫，游人纷集，旷时废事，莫甚于此，耗财犹其小焉，士大夫既如是矣，岂不可慨！有志改良风俗者以敦厚挽浮华，庶乎可矣。”“茶坊酒肆之多，以近来为尤甚……何处得许多闲钱，许多闲汉？”“国奢示俭，谋社会教育者宜注意也。”“迷信鬼神，以乡人为甚，……其所祀之神，亦诞妄不经，似亟宜禁止为是。”[65]《南通县乡土志》的作者对当时进行的风俗改良的效果表示了担忧：“本市风俗较他市乡为奢，故婚丧之礼多喜铺张外观，致本意尽失。市中营业惟洋货号及茶馆酒肆颇见发达，而赌博之事又时有所闻。近通俗教育社虽已成立，改良风俗亦不过影响耳。”[66]《无锡新乡土参考书》指出：“吾邑民风代有变迁，及乎近世，俗尚奢侈，游惰成习……以钻营奔竞为干练，浮猾狡诈为精明。愚者迷信神佛教，不惜金钱；桀黠者喜讼好赌，不操正业。惟草野农民尚有长厚勤朴、友助扶持之风，发挥而光大之，贤者之责也。”该课还对本地民俗的优缺点进行了列表对比，希望学生能对此有深刻认识，将优点“发扬光大”，把缺点“挽救化导”。[67]《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以“对于本乡土之希望”和“对于本乡土之感触”为题作结，表达了作者对本乡土各个方面的理想展望。[68]

其他地区的乡土志书也比较重视社会风气的指陈。《醴陵县乡土志》批评本地人民“所短者有二，一曰不负责任，二曰妨人成功。不负责，则事莫能举；妨人成功，则人不肯尽力。此县民所当引为切戒者也”[69]。河北《藁城县乡土地理》说本地“惟日趋奢华，衣服尚奇丽，饮食无节制，有疾则信巫觋，遇丧则致僧道。甚至妇女时常聚赌，奸民常习掳掠斗狠。视若故习，财博淫邪，狃为常行”[70]。《嘉定乡土志》呼吁道：

吾邑旧时的风俗非常醇朴，全县人民都靠花布生活。男耕女织，足以自给，并且重视气节。……近数年来，也趋向自由，中等人家子弟也习奢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生计也渐渐的困难，希望行政当局和我们大家，快快挽救这种的颓风罢！[71]

对地方民族经济也非常关注，并且言论激烈。江苏、上海地区自明清以来商业就非常发达，但晚清以来，“洋货”对该地区的冲击尤为剧烈。纺织品是江苏省传统特产，由于外国生产机器和产品的大量引进，民族纺织业受到极大的挑战，有遭淘汰之虞，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江宁县乡土志》说：“自洋布洋缎及各种呢绒盛行，遂为一大漏卮，欲挽回利权，当注意于改良工艺。”[72]《无锡新乡土参考书》也表达了与此极其相似的观点：“吾邑乡间妇女昔时多习纺织，而北下乡东亭所出之布，素以缜密著，惟墨守成法，不求进步，致洋布乘机而入，土布销路阻滞，故业是者渐少。有识之士见利权外溢，急设厂仿造，以图挽回，惟供不应求，仍非多设工厂，广事制造，不足以塞此漏卮也。”[73]《南通县乡土志》说：“本市工厂除缫丝外则为织布，织布厂有三，一名建华，二名民生，一名集成。三厂织机共百余，所出之布曰丝光，曰花纹，曰爱国。其他则有被面。此为抵制外货者。”[74]

胡春惠指出：“地域观念本只是情感上的，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的所谓‘地方主义’”；“早在民国初期，就有人指责‘地方主义’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如徐氏在民国2年3月6日的《民立报》上，即以‘奈何有地方主义’为题，发表时评。徐氏说：‘近来观察社会，有至可悲可惊之现象，即地方主义之日形发达是也，事实上虽力谋于合，而心理上则力趋于分，有省界而复有府界，有府界而复有县界，使如此之地方主义而不亟为打除，则适自兆分裂而已矣。’”[75]对乡土利益的追求是乡土志书所表达的重要内容，因此，有乡土志就“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地方主义”、“国家主义”两者并非矛盾的关系。

或曰：文化日进，世局日新，□者每以国际为言，即国家主义亦被排斥。而子乃欲持此狭小之地方主义，以强聒于众，不虞他人之见为故步自封，而以为不足道乎？曰：不然。地方主义者，正所以完成其国家组织，使得与世界相见也。吾国之积弱□出于军阀挟帝国主义者以相陵，然□民之不竞，亦匪□朝夕矣。姑以地方而论，一地方之人，不忧乏食者几人？其能操正当职业，以维持一身一家之生活者几人？又兼具有普通知识，足以应用于社会者几人？夫具有普通知识与正当职业以自解决其生活，而立于社会，斯固言国际者之所要求于国民也，固欲其国家列于平等国际之国民所当有事也。苟一地方之民，能具足所要求，以从事于国家改革，使国家得自列于平等国际之地位，推之其他地方，莫不皆然，如是，而群以成国，则军阀无所施其技，帝国主义者无所逞其奸，斯又言国际者之所愿欲而不得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是而言，岂惟地方主义不足讳？即谓人皆必先讲个人主义、家族主义，而后能进言地方主义、国家主义，以至于世界主义可也。地方主义，犹侈言之云尔。乌见为狭小乎哉？又况学校之社会学科，于史地公民备及国家世界特为注重应用，改进县民生活不得不有所补充，则乡土志之作，固不容讳言地方主义而已之也。[76]

这段极力为“地方主义”辩护的文字，在众多乡土志书中极为少见。它的出现，与作者所在的醴陵时势是密切相关的。该志作者傅熊湘（1882—1930），字文渠，一字君剑，号钝安，又别署钝根，后省为屯艮。早年曾入渌江、岳麓两书院，师事长沙王先谦、同邑吴德襄。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归国后在醴陵的一个大镇——王仙镇创办小学并任教师。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挚友、同盟会会员宁调元等在上海创办《洞庭波》（后改名《汉帜》），宣传排满思想，鼓吹推翻帝制。后与柳亚子诸人结“南社”。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回醴陵，先后在中学、女校、长沙明德学堂任教五年。宣统二年（1910）至苏州与张默君编辑江苏《大汉报》。次年返湘，任《长沙日报》主编。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政权，傅氏常常在报刊发文反对。民国二年（1913），袁党汤芗铭督湘，下令缉拿傅熊湘，后经友人掩护方才脱险，回到醴陵后，重返王仙镇从事教学。1916年袁氏死后，出任《长沙日报》主编。此后军阀混战时期，1918年直系皖系军阀在醴陵城展开拉锯战，醴陵先后数次遭南、北军阀的劫掠。“皖系军阀张敬尧攻入湖南后，在平江县宣布‘三日不封刀’，纵令军队烧杀抢掠。接着，北洋军又两次血洗醴陵县城……这场战祸致使醴陵4?7万余户受灾，死伤2?4万余人，其中被杀者即达2?2万。”[77]1918年12月，傅氏与湘绅组织创设“湖南善后协会”，到上海向南北议和会议请求赈济。他还主办《湖南》月报、《天问》周刊，参与编写《醴陵兵燹纪略》、《湘灾纪要》等，声讨张敬尧祸湘罪行。据研究，湖南学联发起的驱逐张敬尧的学生运动“湖南人民自决会”与傅氏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天问》也发表了毛泽东的“自决”宣言。[78]

正是有了以上历史背景，傅氏更重视保护地方利益。他在《醴陵县乡土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醴陵兵燹的情况，处处强调发展地方经济，健全地方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主张保护地方民众利益，认为只有重视爱乡土，重地方，才真正达到“国家主义”，才不会给军阀以可乘之机，才不会出现“军阀挟帝国主义者以相陵”的情况；认为只有这样，“帝国主义”才无从横行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