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与新闻自律思想

第一节　早期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与新闻自律思想

一、早期新闻职业道德问题

自新闻传播活动成为一种社会职业、近代化报刊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手段之时起，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一直为西方新闻界内外的正直之士所关注与忧虑。虽然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坚持新闻必须真实等职业道德原则，但是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总是想方设法地对新闻职业道德原则加以扭曲与践踏。

在西方封建专制统治时期，教皇和欧洲各国权贵几乎在近代报业出现的同时，就采用出版特许、出版保证金、新闻检查等手段，竭力钳制新闻事业的发展，堵塞新闻流通的渠道，歪曲事实真相，致使报刊只能刊登“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伏尔泰语）。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在其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中，对当时法国新闻界的卑劣与无耻作了辛辣的嘲讽：“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别的戏园子，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审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我因为想利用这个可爱的自由，所以宣布，要出版一种定期刊物，我给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废报’，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和任何报纸引起竞争了。哎呀！不得了！我看见无数靠报纸为生的可怜虫起来反对我。我的刊物被取消了，这一下，我又失业了！”⁽¹⁾这样的历史条件，这样的工作环境，使得一批新闻工作者依附于王公贵族的门下，新闻的真实性无从谈起。

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确立，使新闻事业不再被封建专制制度所扭曲，讲真话被新闻从业人员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新闻职业道德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物极而反，新闻自由这一捍卫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武器不久后即被新闻从业人员所滥用，使西方新闻界重新陷入了道德的困境，产生了许多新的职业道德问题。在美国，绝大多数的新闻从业人员毫无自我约束意识，滥用新闻自由权利，并将社会上的指责一律视之为对新闻自由原则的践踏。在美国政党报刊时期，各党派主办的报刊均站在本党派的立场上，对其政敌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战略，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人身攻击。19世纪30年代商业报刊成为报业发展主流后，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转而一切向钱看，以谋取最大的利润为计，广告可以冒充新闻，新闻可以借助幻想，甚至以讹传讹、诲淫诲盗。例如，1835年8月，美国《纽约太阳报》凭空捏造了一系列英国天文学家发现“月球人”的报道，自8月21日一直闹腾到31日，旨在耸人听闻，从而增加报纸销量。又如，1896年，《纽约日报》老板赫斯特指派该报美术记者芮明顿去哈瓦那作战争速写。芮氏到达哈瓦那后发现那里没有战争，致电赫氏请求返回，但赫氏复电说：“请留下，你提供速写画面，我将提供战争。”在法国，报刊由于企业化水平低，经济拮据，不得不接受政府或工商界的津贴或馈赠，因而使法国报刊的宣传报道具有严重的倾向性，丧失了报业应有的独立与公正的品质。在1904—1908年俄国向法国借贷期间，所有法国报纸都接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广告资金，因而对沙俄帝国政治、经济的恶劣形势保持缄默。在欧洲其他国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也十分严重，有人曾讽刺英国大多数报纸“就像伦敦西区那些风雅的妇女，她们热衷于自己那窈窕的身型，对自己的道德品质却漠然处之。”⁽²⁾19世纪末，西方报业进入了垄断阶段，新闻自由权利由于媒介的集中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滥用这种权利的现象更为严重。

二、新闻自律思想的出现

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日益严重，迫使西方新闻界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自19世纪上半叶起，以新闻自律为核心的新闻伦理思想在西方开始出现，其最初萌芽是一些有见识的报业主为自己的报馆制定的办报宗旨、方针与工作守则。1841年，美国报人霍勒斯·格里利在其创办的《纽约论坛报》的发刊启事中声称：本报的办报方针是“努力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他们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权益，”“摒弃许多著名便士报上的不道德的、下流的警察局的新闻、广告和其他材料”，“尽心尽力地把报纸办成赢得善良的、有教养的人们嘉许的、受欢迎的家庭常客。”⁽³⁾1855年，英国报人斯莱创办了《每日电讯信使报》，其创刊号上发表的社论宣布其办报宗旨说：我们的目的是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下，办成一张报价低廉而质量优良的报纸，保卫国家，提高道德和促进民主的进步。1868年，美国报人查尔斯·达纳接办《纽约太阳报》后制定了13条报馆工作规约，对该报工作人员提出了采写人物访问记须经被采访者许可后方能发表，引用已发表的材料时须注明材料来源，严格区分新闻与广告等自律要求。1878年，美国报人普利策创办了《邮讯报》，规定该报的办报方针是：“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道德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政党派性。”⁽⁴⁾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正面阐述早期西方新闻伦理思想的专论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1904年普利策在纽约出版的《北美评论》上发表的《新闻学院》一文。这篇西方新闻伦理学的奠基之作，基于对报业社会功能的认识，提出了报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强调指出：“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⁵⁾这些早期的西方新闻伦理思想，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呼吁新闻从业人员的言行要符合全体公民认可的社会伦理精神；同时，还从报业功能的角度出发，呼吁新闻从业人员忠诚于公共利益而不为商业利益所屈服。但是当时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还不敢有丝毫的怀疑。

自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也开始起步。瑞典是第一个开展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西方国家。1874年，瑞典建立了发行人俱乐部，后改组为报纸发行人协会。该俱乐部由各报社长、主笔或主编组成，旨在建立新闻职业的业务标准与道德标准，定期检查各报社的执行情况，以免新闻事业内部腐化或受外部攻击，从而维护新闻事业的尊严与恪守其职责，在国内外代表编辑人员的共同利益。进入20世纪后，瑞典又率先建立了提供免费判决的新闻督察制度。1916年，瑞典议会、报纸发行人协会、律师协会三方代表组成特别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任命新闻督察员5人，其中3人为新闻从业人员、2人为社会知名人士。新闻督察员任期3年，可连任，其工资由报纸发行人协会支付。督察员组成委员会，审议各督察员提交的重要案件，其判决、决议与结论具有约束力。同年，瑞典还建立了报业公正经营委员会，后改称荣誉法庭，其判决也具有约束力。在北欧，挪威也早在1910年就建立了类似的新闻职业道德监察机构——报业仲裁委员会，1927年改组为报业评议会。

在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早期措施主要是制订与确立新闻职业道德规范。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与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主持制订了《记者守则》，在西方首次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记者守则》指出：新闻事业是一种专门职业，其成功之道在于敬畏上帝和尊重人类，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正确、公正与符合社会公益；一家大众的报纸必须为大众服务。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在其年会上通过了由《纽约环球报》创办人赖特执笔的《新闻界信条》，强调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有道德责任感。这一《信条》指出：新闻自由是作为一项极其重大的权利而予以维护的，新闻记者如果为了任何自私或其他不正当目的而使用其权力，即为不忠于其所承受的一种崇高的信托；新闻事业应该忠于读者、忠于社会利益；新闻报道应避免含有观点或成见以及损人名誉或传播卑劣行为的诱导因素。紧接着，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美国广播工作者协会、美国记者公会、无线电-电视新闻主管人协会等新闻职业团体也纷纷制定出各自的职业道德规范，其中以1934年美国记者公会通过的《记者道德律》最负盛名。《记者道德律》强调，新闻记者的首要责任是向公众报道正确的、无偏见的事实，要求新闻记者遵守正确与公正两大原则，不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种族的以及宗教的偏见所左右，不得在新闻版上刊登宣传性材料，不能因与自己有特殊关系而扣发应该发表的新闻。

但是，早期的新闻自律思想并未能使西方新闻从业人员所广为信服与接受，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也未能制止西方新闻伦理水平的日益下滑。在美国，直至20世纪40年代初，“只管报道事实”、“不必考虑后果”等极端口号仍然甚有市场，自由主义新闻观仍在同社会责任思想的激战中占据上风。究其原因，主要是早期西方新闻伦理思想还缺少一个可资依托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还无力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