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的史料与史实考辨

天京事变的史料与史实考辨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史的硏究热点，但史料辨析工作却相对薄弱。本文从史料序列的比较硏究入手，依据清朝档案及当时记载，检验出外国“目击者”记述的虚假性，对史学界普遍轻信外人材料的立论提出质疑。之后，文章对事变的主要情节展开考察，认为内讧缘起于中枢权力结构层面的斗争，揭示了各层面矛盾复杂的历史演变，修正了事变导因于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封建化的传统结论。同时，对密议诛杨、天京大屠杀与石达开分裂等重要史事均提出若干新的见解。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罗尔纲、简又文等前辈学者，均撰专文考察过事变的全部过程。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继续深入探讨，使事变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可是，事变主要情节的史实真相至今仍然若明若暗，争议颇多。从这场热烈的争鸣中，我们深深感到，史料的鉴定与辨析至关重要，而这方面的工作恰恰相对薄弱。这项工作实在是陈述史实与评价事变的根本前提。虚假的材料必然导致错谬的判断，引出扭曲的结论。因此，我们主张对有关天京事变的原始记载，展开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辨，之后，依据比较真实的史料来陈述史实，尽力澄清事变真相，作出接近真实历史场景的论断。本文拟对此作出尝试，不当之处，祈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史料辨析

“外国目击者”并未目击，所述有伪，不宜作第一手史料立论；中国人的记载比较真实可信。(www.guayunfan.com)有关天京事变的史料很多，大致可以归为四类：

（1）太平天国方面的材料。王庆成先生从英国带回的《天父圣旨》与《天兄圣旨》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记载了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的若干矛盾与冲突。

《李秀成自述》、《石达开自述》等太平天国高级将帅的供词，分别叙述了事变的主要情节。

（2）清朝档案材料。主要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录副奏折，引述了前线清军将帅搜集的关于天京事变情形的不同情报。

（3）清朝地主文人记载。主要是曾经隐藏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文人关于天京事变的记载，如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汪士铎《乙丙日记》等，史料价值较高。

（4）外人记载。香港《中国之友》副刊登载的雷诺兹关于肯能“目击”天京事变的口述记录——《镇江与南京》。《北华捷报》刊出裨治文的通讯报导，主要内容是三位“目击者”关于天京事变的口述历史。还有在该报登载的美国人麦高文所撰《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又是那个“目击者”肯能的口述记录。

长期以来，史学界考察天京事变都依据第（1）、（3）、（4）这三类史料。自从《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公布了关于天京事变与石达开出走的清朝档案以后，第二类史料受到了重视，部分学者据此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有助于考察的深化。但是，大家在比较与鉴别上述四类史料时，大多把外人记载作为第一手的原始材料。“目击者”肯能的口述记录成了鉴定所有天京事变史料真伪程度的依据。人们在考察事变有关情节时，首先根据肯能的“目击材料”立论，再以其他材料作为佐证。大家一直对肯能自陈的目击者身分没有发生怀疑，因此他的口述被奉为最有价值的信史。自然，天京事变的过程就基本按照肯能的陈述“展开”了，凡是与他的口述相悖的材料则遭到否定，被束之高阁，难见天日。有人还提出，洋人目击比较客观公正，不像中国人所载，或是地主文人污蔑，或是太平天国首领的偏颇之辞。

直到1980年，徐彻就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的真相，首次对肯能的口述提出了质疑。[1]1982年，他又第二次撰文质疑，并指出，“肯能不是天京事件的目击者。天府广场大屠杀是肯能杜撰的故事”。肯能的口述“关于天京事件的消息有的得自传闻，有的凭空编造”。[2]我们认为，徐彻的辨伪质疑工作是一项重要突破，至少使我们在考察天京事变时提高了警觉，不再把肯能的口述作为第一手的完全可信的史料而置于其他材料之上。我们应把外人记载与其他史料放在同样的地位，一概加以考证与鉴定，然后确认其真实程度，决定取舍。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前人的窠臼，得出较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我们觉得，肯能之所以成为事变的“目击者”，完全是他本人自说自话，并没有别人证实他这一身份。既然我们不能断定肯能就是天京事变的直接目击者，他的口述史料价值当然要大打折扣。看来，太平天国方面的材料，主要是石达开、李秀成的自述，比肯能口述的内容更加接近真实。石达开是天京事变的当事人，事变之初，尚未介入。大屠杀以后，被卷进内讧的涡流，成为参与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自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正由于石达开本人陷入内讧，其所述情节不免粉饰自己及诿过于人，况且又系清方录供，其真实性也受到限制。我们引用时务必谨慎稽核，不能偏信。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统帅之一，天京事变前曾在秦日纲军营参与击溃江南大营战役，此后，又驻守皖北桐城，对事变的情节虽非自我经历，却系言之有据。而在石达开走后，他一度主持天朝军政，当然能获悉较多的有关事变的信息。并且，他对诸王都有自己的定见，可以少受派系山头的影响，可以自由发表己见。因此，李秀成亲笔撰写的自述史料价值颇高，比起肯能的口述远胜许多。这是我们在考察天京事变时必须认真考量的关键材料，比石达开自述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清朝档案材料是比较重要的间接材料。其中，关于事变进程中的主要情节的时间、诸王的动向和行踪，奏报中搜集的太平天国文告及战俘供词，都有较大程度的真实性。李秀成、石达开自述恰恰缺乏这些史实。可见，清朝存档可以补充与印证李、石自述，亦可对肯能的“目击记录”加以鉴定，尤其在事变主要情节的时间上使“目击者”露出作伪的马脚。

清方文人的记载也不可忽视。张汝南、谢介鹤、李圭、涤浮道人等都在太平天国军营与机关中生活工作过，对天朝的军政情状比较熟悉。正因为他们原来就潜伏在太平天国内部，逃亡后也热衷于搜集太平天国的信息，而且他们善于察访搜寻，所述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少不比肯能辈的“目击”口述的真实性更差。

我们正是从上述对天京事变主要史料的这些认识出发，着手考察天京事变的若干重要情节和史实的。

二、史实考辨

1.史实考辨之一

领导集团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事变缘起于权力再分配。

历来史家都以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定都天京之前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首义兄弟情同骨肉，艰苦奋战，不存在权力分配上的角逐。《天兄圣旨》的面世使人们大开眼界，原来这班异姓兄弟早在起事之前就明争暗斗，权力结构并不稳定，而是随着各层面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演化。按照实力分配权力这一政治法则即使对半文盲杨秀清、萧朝贵也产生强烈的自发感召力，可谓存在决定意识。1844年，冯云山只身来到紫荆山区传教，杨、萧为当地烧炭工首领，又会降僮巫术，遂为冯云山所赏识，发展入教。1847年洪秀全入山时，他们不过是山区信徒的头头。之后，拜上帝教踰出紫荆山区，扩展到其他州县，各地皆有宗教头目。是时，杨、萧在各地鲜为人知，他们当然没有参与中枢权力结构的奢望，只是热心为洪、冯奔走效力。无疑，这一时期，洪、冯控制中枢，组成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层次简单和谐。

1848年，事情起了变化。冯云山被拘入狱，洪秀全返回粤东援救，中枢出现权力真空，群龙无首，人心涣散。杨、萧先后玩弄降僮巫术，分别诡称天父、天兄附身，稳定众心，填补真空，扭转了中枢失控状态。洪、冯返回总部。杨、萧俨然以天父、天兄代言人自居，隐然凌驾洪、冯之上。而且，他们控制家乡信徒，实力雄厚。洪、冯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向杨、萧妥协求全。于是，权力结构出现二元化的层次，洪、冯与杨、萧构成两大层面，共同控制中枢。之后，杨、萧利用洪、冯势孤力单，不时以天父、天兄名义驾驭与指拨洪、冯，并越过洪、冯，直接插手其他基地事务，力图控制各地头目。洪、冯无奈，为顾全大局，只得受制于杨、萧。洪秀全认萧妻杨云娇为妹，改名洪宣娇，企图争取萧朝贵，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此时，洪秀全许诺，起事后封杨、萧为军师，控制朝政，换取天王的桂冠。他想立即起义登基，被杨、萧一再否决。1849—1820年，地主团练屡次挑衅，残酷迫害拜上帝信徒，激起各基地信徒的反迫害斗争，贵县石达开、平南胡以晃、高州凌十八领导的斗争尤为猛烈，他们集结教徒，变卖家产，组建武装，自发痛击团练。基地频发武装冲突的形势迫使总部作出抉择。洪、冯主张迅速起事。杨、萧阻止，力持慎重，以“科炭”（即贿赂——笔者）消弭团练的迫害。他们严厉批评石达开等激进头目，反对立即起事。但各地头目并不听命，武装冲突频仍，规模日大。杨、萧无法控制群众斗争局势，洪、冯则极力推动起事。1820年8月底，萧朝贵在金田村召集高层决策会议，杨秀清扶病与会，洪、冯及胡以晃、韦昌辉皆出席。会议决定，令各基地信徒集中金田“团圆”，即后来的“团营”。会后，胡以晃保护洪、冯密藏在花洲，杨秀清回平在山养病，萧朝贵、韦昌辉在金田主持军务。此时杨秀清重病，生死难卜，萧朝贵独力难撑，韦昌辉在金田尽地主之责，跻身中枢权力结构，胡以晃是洪、冯的保护者，也参与决策。二元化的层次发生新的变化，出现多元的趋势。萧朝贵惧怕失掉既得权力，迫使洪秀全表态，再次确认杨、萧的特殊地位，高于冯、韦。[3]

团营令下，各地信徒齐集金田。11月4日，杨秀清病愈，主持军务，加强了杨、萧派系的力量。但石达开、秦日纲等头目聚集金田，拥有各自的队伍。大家都推戴洪秀全为宗教和政治领袖，洪也乘此加强自己地位。1821年3月23日，他正式登极称天王，如愿以偿；之后，杨、萧、冯、韦、石被封五军主将，形成新的权力结构，韦、石地位的上升，构成某种平衡层面，制衡了杨、萧的权力扩展，洪、冯地位因此得到巩固。攻克永安后，杨、萧、冯、韦皆擢为军师，治国理军，石达开未得升擢。这一结构虽然兑现了洪秀全以前的许诺，满足了杨、萧欲望，但是，原来并未允诺当军师的冯、韦却同时封授，目的在于维持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

杨、萧不愿接受这一格局，他们施加压力，要与洪秀全一样称王。洪秀全只得让步，“姑从凡间歪例”，在永安分封诸王，而且明确宣布，东王节制诸王。[4]从此，杨秀清总理军政，“站在陛下”，握有实权。他与萧朝贵联衔发布诰谕，号召军民。同时，借天父、天兄名义控制宗教权力。洪秀全渐被架空，成为象征性的领袖。权力结构又回复到起义前的状态。这一反复过程表明洪秀全反控制斗争的失败。

当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后，洪、杨都损折了自己的得力盟友，权力结构出现了大块真空，理应由韦、石递补。可是，杨秀清并未擢升他们，而是由自己接管了萧、冯的权力。中枢领导名为洪、杨执掌，实为杨秀清总揽一切。他严密控制洪秀全，排斥和压制韦、石，独断专行，成为天国的“僭主”。

问题是杨秀清还不满足于这种“僭主”地位。他竭力扩展东府势力，向洪秀全的天子地位发起挑战，仪仗队陈列五色长龙，“谓之东龙”。[5]科举试题曰“四海之内有东王”，取而代之的意向呼之欲出。[6]东府参护公然宣称“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散发着武力取代的火药味。向荣一死，太平天国劲敌自灭，杨秀清效法赵匡胤，“阴有自立意，令其下皆呼万岁”，向洪秀全最后摊牌。[7]就是说，杨还要改变权力结构的现状，把洪秀全赶下天子宝座，自己上台作天王。

还不止此。杨秀清还想以东府集团取代诸王势力。他屡次凌辱韦昌辉，惩处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甚至诬陷秦、陈“帮妖”，制造冤案。[8]他还逼勒侮辱坚持法治的石达开岳父黄玉昆，引起投水自尽未遂的悲剧，翼王不被信任，经常借故调遣，对东王“惶悚流汗”。[9]于是，韦、石、秦三王“积怒于心”、坚决反对东王改变现存权力结构。因此，他们暗中同情与支持天王，企图限制杨秀清的势力扩展，对东王“口顺而心不息”，构成反对派的联盟，而且，他们原来就各有山头亲信，加之横向联合，势力不可忽视。

冯云山阵亡，洪秀全失去心腹，被杨秀清禁锢于宫中，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如下”的太平天子。[10]他隐忍韬晦，编纂颁发官书，大力宣传自己的存在，向臣民反复灌输天王是天下万国之主的意识。诸王及非东府文武密切配合与推戴，维持着天王的元首地位，使杨秀清一时难以如愿。其实，洪秀全性格刚烈，自命王权神授的皇权主义欲念极强，当然不甘心被这位半文盲的村夫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必须维持现状，等待时机，调整权力结构。

天京事变正是中枢权力持续再分配的产物，诸王根据各自集团利益不断组合、分裂、内讧，酿成了持续一年的惨祸。它不是定都后突然激发的事变，而是起义前杨、萧控制与洪、冯反控制斗争几经较量后的决斗，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定都后领导集团封建化的恶果。正因为中枢权力结构的层面矛盾酝酿已久，其发必速，几乎导致太平天国的倾覆。

2.史实考辨之二

诛杨密议早经提出，导致洪韦石三头同盟，诛杨是同盟的胜利成果，诛杨扩大化使同盟瓦解，三巨头再次厮杀，争夺中枢权力。

有人肯定，诛杨密议是李秀成的耳食信息，殊不足信。因为密议者之一石达开否认此事，而且逼封万岁后，洪、韦、石三人从未晤面，密议之说不能成立。赫治清同志已经撰文考证，密议在逼封之前就已提出，具体时限是“1824年2月至1826年上半年间某个时候，更有最大可能发生在破江南大营战斗结束，韦、石离京前夕，即1826年2月21日之后不久”。[11]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突破，但具体密议时间很难确定，不宜姑妄惴测。其情节亦为人所熟知，韦、石密议，杀杨氏兄弟三人，“不得多杀”。[12]石达开透露：“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13]这段自述字数不多，用心良苦。第一，隐去石本人参与密议的史实；第二，托出密议禀奏后洪秀全的态度；第三，密议时间被篡改在逼封前夕，石本人在湖北并不知情；第四，石出走后仇洪亲杨，把逼封改为故意加封，暗贬天王既是事变的罪魁祸首，又是玩弄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其实，韦、石早就把他们的密议报告天王，请求旨准动手。天王心里赞成，但“口中不肯”，持审慎态度。当时，杨还未逼封，洪的宝座尚未动摇，诛杨也非易事，甚至可能招来灾祸，因此，天王决定引而不发，更没有惩处犯了大逆罪的韦、石。只能认为，密议导致了诛杨的三头同盟，大家心心相印，暗中串连，又拉进了屡受诬罔的秦日纲、陈承瑢，一个地下活动着的诛杨集团正在纠集力量，准备起事。杨秀清防范森严，密布监视网络，又四面出击，欲图镇慑心目中的反对派，结果适得其反。不啻为渊驱鱼，迫使反对派加速联合，使孤居深宫的洪秀全不断得分，集聚摊牌的力量。

因此，杨秀清示意亲信山呼万岁后，洪秀全已经获悉信息。之后，东王把韦、石、秦分别打发到江西、湖北、苏南督师，逼迫处境孤危的天王封他万岁。洪爽快答应，暗中密诏盟友进京诛杨。9月2日凌晨，韦、秦、陈联合诛杨成功，三头同盟宣告胜利。但石达开行动迟缓，徘徊于皖赣之间观望形势，没有直接介入内讧行动。

接着，三巨头在诛杨是否扩大化上发生矛盾。韦昌辉阴毒残忍，妄图接掌杨秀清的权力，大肆逮捕东府将士、家属，并主张一概屠杀。洪秀全反对，力持密议初衷，“不得多杀”，“以宽纵为宜”。[14]双方僵持到9月20日前后，韦昌辉在秦日纲、陈承瑢支持下，疯狂屠戮被囚将士，天京成了刑场。这位屠夫实施血腥恐怖达20天，是太平天国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所谓目击者肯能自称，他在诛杨当天就到了东王府，在许多无头尸体中看到杨秀清的无头尸身。第二天（9月3日）大屠杀在天府广场展开，还绘声绘色地描了韦、秦诱骗东府将士缴械就戮的具体情节。他自己就在天王府现场目击整个屠杀场面。事实不然。肯能“目击”的杨秀清尸身恰恰鲜为人知，而天京军民都“亲见杨逆枭首通衢”，[15]看到的是标明“老奸头”，并“榜诸罪状示众”的东王首级。[16]奇怪的是，肯能一直呆在城内，居然对首级视而不见，只字不提。“目击者”的身份露出破绽。再说，天京大屠杀明明在“八月中旬后（9月18日后）”展开，[17]

清军水师在“八月二十五（9月23日），二十六（24日）等日”，于观音门江面“见有长发尸骸不可胜计”，肯定天京内乱。[18]可见，诛杨与大屠杀时间相距近20天，肯能却煞有介事地编造出诛杨第二天天府大屠杀的故事。他的记忆力并未退化，何以把大屠杀时间弄错，竟提前20天呢？结论只有一个，肯能不是目击者，我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了，还是无名的中国目击者材料可信！

洪秀全拗不过韦昌辉，又恐惧北王杀红了眼，把屠刀挥向自己。只得寄希望于石达开，要他起兵靖难，“又欲杀韦昌辉”。[19]同时，争取秦日纲、陈承瑢，翦除北王羽翼。至此，三巨头同盟瓦解，洪秀全企图纠集诛韦同盟，挑起韦、石内讧，改变韦昌辉独裁恐怖的局面。

可是，石达开不愿诛韦，主张劝韦止杀，和平排解洪、韦冲突。9月26日，他只带两名文官回京规劝调解。[20]肯能却说，翼王在9月上旬赴京，又比实际日期提前了半个月，原因可能是天京大屠杀时间被他提前而引起的连续作伪。

韦昌辉正处权力的峰巅。石达开控制天京上游，拥有强大实力，加之文武备足的才具与威望，都使北王自惭形秽。无疑，这是他控制中枢的劲敌，必须无情消灭。因此，韦假意认错，许诺止杀，暗地布置诛石。事泄，石达开当夜逃出天京，但石全家遇害。

新的一轮权力斗争急剧升级。韦矫诏“暴示翼贼反顾偏心罪”，悬赏格购石首级。[21]石达开逃往安庆，调集湖北前线将士，转进皖南，揭举“为杨秀清复仇”的旗帜，敦促洪秀全诛韦，否则，将进攻天京，以清君侧。韦昌辉杀戮太众，罪孽深重，引起军民极大义愤，已是内外交攻，空前孤立，末日临近了。洪秀全乘势下诏讨韦，秦日纲、陈承瑢参战，11月2日，“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22]三巨头再次火并，韦昌辉毙命，洪秀全夺回中枢权力，在秦、陈支持下控制政局，成为内讧中的胜利者，名实相符的天子。

3.史实考辨之三

洪、石的权力斗争导致翼王被逼出走，酿成太平天国的严重分裂，洪秀全清除异己，实现了天王专制的夙愿，石达开独立远征，追求割据称雄的目标。

诛韦后，洪秀全把韦的首级送到石达开军营验视，以了其私怨。[23]同时“收灭前赏格，召之还”。[24]石达开却迟迟不行，直到11月20日，他还在进援宁国。[25]看到杨、韦被诛，真有些不寒而栗。他面临着洪、秦、陈结合的强大势力，很难从容应付。石达开认为秦、陈是韦的余党，双手沾满东王及其部属的鲜血，不诛不足以平民愤。他标榜为杨秀清报仇，正好用秦、陈的首级履行诺言，以收天京将士之心，又可消灭异己，翦除洪秀全党羽，加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可谓一举数得。因此，他坚持诛戮秦、陈，以为回京的交换条件。洪秀全无奈让步，翼王遂在11月下旬赴京，28日，处决秦日纲、陈承瑢。[26]石达开在内讧中一直持比较正确的立场，深得人心，“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达开谦辞不肯受。[27]洪秀全诏擢翼王为通军主将，主持军务，但决策大权仍操持在自己手中，声明“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28]军师职位被天王废除，目的在于防止石达开扩展自己权力。比起杨、韦擅权，中枢权力结构二元化层次完全改变，天王总揽一切，翼王处理军政，构成一元化的集权体制，按理说，洪秀全应该心满意足了。

事实绝非如此，权力斗争的魔影死死缠住了洪秀全。曾经被杨、韦架空与控制的天子如今皇权欲急剧膨胀，把石达开看作杨、韦亚流，严加防范和限制。为了分散和抵消石达开的权力，他不惜任人唯亲，升封两位“又无才情、又无算计”的兄长为王，与石达开同理军政，使一度稳定下来的朝政陷入混乱。[29]

这一错误决定遭到朝中文武的强烈抵制，大家听从翼王调遣指令，而对洪氏兄弟的指派消极怠工，“无肯听者”。[30]这一现状更激起洪秀全的猜忌和愤懑，加剧了对翼王的压制。石达开壮志难酬，抱负、才智不得施展，还要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况且，杨、韦被诛的恶例早使他怵目惊心，不能不提高警觉，防止自己成为天王玩弄权术的牺牲品。于是，双方都杯弓蛇影，互不信任，展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枢权力结构的主次层面出现“君臣疑忌”的新危机，[31]而且关系日趋紧张，冲突势难避免，以致石达开感到天王“有一并谋害之意”，必须先发制人，迅速选择，以免步杨、韦后尘。[32]客观说，以前，洪秀全在与杨、韦内讧中基本属于被动反应，尽管残忍狠毒，犹可辩解。现在，他已改变了地位，完全是蓄意挑衅，尽管还没有谋害翼王的意向，但不能推卸分裂的责任。可怕的权力冲突已经完全左右了农民领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根本无法解脱，只能亦步亦趋地滑向更加危险的深渊。大半年的相互残杀，数以万计的无辜将士的生命都不能使幸存者洪秀全积极接受教训，寻求安定团结的振兴之路。相反，直到病逝，这位领袖一直热衷于施展内讧中学会的权术，控制和驾驭着风雨飘摇的一隅江山。他对太平天国犯下的过失简直与他的贡献一样引人注目，他缔造了自己的新朝，又充当了新朝的掘墓人，历史的辩证法就这样无情鞭笞着这位唯利是图的皇权主义者。李秀成开列的“天朝十误”中，充满了这位天子为自己掘墓的实录。内讧则是严酷的起步。

石达开被剥夺了擅权的机会和条件，又不愿像杨、韦那样与天王摊牌决战，更不甘生活在虎穴之中。他的选择道路是避祸——出走——分裂——割据称雄，在太平天国旗号下，经营自己的山头，开辟新的地盘，成就反清大业。他是义王，不能背叛天王与天国；他又是自视极高的统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开创新的局面。于是，一场潜伏着的生死冲突演变为洪与石的突然分裂。

1827年6月，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沿江翼殿将士纷起追随。[33]他的计划是公开拉走队伍，独立远征。19日，抵达安庆。下旬，以通军主将头衔向全军发布谆谕，在大江南北公开宣布，与洪秀全分裂。谆谕凄楚动人，反响强烈，托出了避祸求全的委屈心理，并声称自己仍然愚忠于天王，分裂目的是“出师再表真”——为了证实这种愚忠。[34]显然，愚忠是假，分裂是真，石达开真假相掺，使将士难以辨清，带走了数万大军。

洪秀全逼走石达开，受到文武军民的谴责，溧水、句容先后陷落，江南大营军势复振，天京形势转危。他只得向石达开让步，力挽分裂之局，下诏“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刻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城各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形势对石达开十分有利，军心、民心及天国事业都要求石达开回京总理军政，挽回大局。但义王不义，在安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35]石达开的大错铸成了。他辜负了举国军民的期待，坚持分裂道路，既贻害了太平天国，也葬送了自己。

石达开说得好听，谆谕军民自行选择：“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36]行动上又是一套，派人四出活动，劝诱将士脱离中央，扩大分裂队伍，甚至张贴告示，“解散金陵旧党”，将士们“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文告竟贴到天京外围的金柱关。[37]于是，他“将合朝好文武带去”，[38]天京城内只剩下七八千精锐，“余皆胁从老弱”。[39]洪秀全一再诏请，文武表章“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可是，石达开还是一无反顾，“竟不复回”。[40]为了障人耳目，他向洪秀全奏陈了一个援救天京的方略：撤皖北李秀成军、鄂豫皖边界陈玉成、韦志俊军，“以救天京之急”，他所控制的江西、皖南将士则置身局外，“赴援江西、浙江”。[41]显然，这是一个胸挟私利的错误方略，要害是撤除天京上游屏障，促成湘军与江南、江北大营绿营会师，包围天京。当时，石达开在安庆拥有数万精兵，是太平天国最强劲的机动力量。但是，他近在咫尺，拒不援救九江，坐视不愿附从的林启荣困守危城。就在陈玉成进军湖北，湘军败退黄州，李续宾由九江北渡增援时，石达开仍然在安庆按兵不动，致使另一员抵制分裂的将领陈玉成兵败撤回，九江终于失守。对天京危局，石达开更是不闻不问，至1827年10月驱安庆将士进入江西，东西转战，试图救出被湘军围困的瑞州、临江、吉安的翼殿诸军，失利之后放弃江西占领区，经略浙闽。但他在口头上还申明为了援救天京，行动上则离天京越来越远，目的在“足于洪逆抗衡”。[42]设想，一旦天京沦陷，天王败亡，石达开将会如何动作呢？答案十分清楚。“割据称雄”正是他的分裂要害。[43]随着时间推移，将士们“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一批又一批的人马离开分裂队伍，“起义出江”，回朝扶主。[44]翼王已是众叛亲离。可见，石达开要不打出太平天国旗号，不以天王号召将士，他早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因为分裂不得人心。基于上述客观史实，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论：石达开尊奉太平天国与天王，不能说他带兵远征是分裂行动。相反，我们认为，这的确是一次严重的分裂行动，洪秀全的猜忌挟制，是构成石达开出走避祸的主要原因，但绝对不应该成为他分裂的借口。一些学者根据石达开谆谕及自述的表白，支持“分裂有理”的逻辑，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我们看到，洪秀全对翼王出走是有所悔悟的，后来，遥封了军师，增加了衔号，一直列在领导集团的显赫位置，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石达开的分裂错误。如果，石达开能放弃分裂，回京主持军政，战局将会别开生面。义王的英名和业绩也一定比分裂败亡的结局更加光辉。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注释】

[1]徐彻：《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质疑》，《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徐彻：《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再质疑》，《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2—287页。

[3]以上见《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8页。

[4]《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2页。

[5]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668页。

[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33页。

[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47页。

[8]《天父天兄圣旨》，第128页。

[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61页。

[10]《建天京于金陵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61页。

[11]赫治清：《石达开与天京事变》，《石达开论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1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487页。

[13]《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史论丛》（二），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研究室，1979年，第227页。

[1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

[15]《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4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

[17]《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4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德兴阿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2。

[19]《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史论丛》（二），第227页。

[20]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

[21]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

[2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487页。

[23]《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487页。

[2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

[25]《何桂清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2。

[26]《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4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487页。

[28]《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22页。

[2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487页。

[30]《李忠武公书牍》（下），光绪十七年刻本，第18页。

[3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487页。

[32]《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史论丛》（二），第227页。

[33]《李忠武公书牍》（下），第18页。

[34]《石达开谆谕》，《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5]《何桂清片》，《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6]《石达开谆谕》，《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7]《福兴奏》，《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3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43页。

[39]《何桂清片》，《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0]《福济奏》，《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1]《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4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2]《福济奏》，《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3]石达开等：《宜山诗刻》，《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6年，第78—79页。

[44]朱衣点等：《上天天王奏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