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史事考辨

金田起义史事考辨

金田起义是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太平天国史的开端，史家对此极为关注，投注颇多精力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由于史料发掘、辨析和解读歧义，一些重要情节至今若明若暗，多有争议，可谓见仁见智，诸说并存，生动体现了太平天国史学界开放活跃的学术氛围。笔者多年学习和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金田起义史事展开考辨，并就若干情节和场景提出新的学术见解，谨撰本文加以陈述，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金田团营和起义决策

1820年春，洪秀全等判断，反清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具备，遂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客观形势而言，广西是清朝统治比较薄弱的省区，天地会起义席卷全省，本省清军陷入处处设防的被动态势。紫荆—金田基地周边和黔浔江面都有天地会水陆武装频繁活动，其中，陈亚贵、覃香晚等转战柳州、象州、武宣等州县；艇军张钊一伙盘踞江口墟，控制了紫荆—金田基地出江通道；任文炳部活跃在浔江下游，拥众2 000余人，致使“浔、梧两府，沿江贼艇纵横，水道不通”，[1]吸引了清朝地方军政官员的注意力，牵制了清军主力，因而忽视对拜上帝教起义准备的警惕和防范，为洪秀全等准备起义提供了大好的机遇。(www.guayunfan.com)这时，拜上帝教势力快速发展。洪秀全等以紫荆—金田为核心基地，并在贵县、武宣、象州、平南、藤县等邻近州县，以及偏远的陆川、博白、广东的信宜建立传教基地，委任了各地首领，教众增至2—3万人，成为广西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而且，教众信奉拜上帝教，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接受洪秀全等统一指挥，遵从总部号令行动。期间，各地乡绅兴办团练，迫害拜上帝教众，引发各基地教众掀起反迫害斗争，于是，“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2]各地教众自发聚集，组建武装，抗御团练侵害，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加速了拜上帝教革命化和军事化进程，从而促成教众向太平军的转型，为发动起义提供了基本武装力量。

洪秀全等在起义时机选择上比较谨慎。当时，洪秀全、冯云山密藏花洲山人村，总部事务交付杨秀清、萧朝贵掌理。他们对团练的挑衅力主退让妥协，避免冲突扩大导致官府镇压，贻误了起义准备。但是，团练气焰愈加嚣张，侵害不断升级，致使各基地教众奋起自卫，变卖家产，武装抗争，推动总部改变对策，因势利导，将起义提上日程。1820年夏，洪秀全等对广西局势作出乐观的预测，他们认为，广西清军防务面临解体，天地会“横行于各县山区，聚散无常，起伏无定，有如乌云”，将会相互混战。拜上帝教应“任其自相斗杀，至两败俱伤，再无力量之时，彼乃崛起田间，独霸为主，自是易事”。[3]因此，起义时机臻于成熟。于是6月，洪秀全派人至广东花县将家属转移至广西基地。7—8月广东信宜、桂平白沙、平南花洲等基地相继集结和武装教众。同时，金田也抽调各地精锐，组建总部武装，梁立泰遂由白沙奉调至金田入营。[4]

太平天国官书记载有金田团营和金田起义两种说法，团营和起义究竟是同一含义，抑或是不同含义，学界存在争议，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新求证。

《天兄圣旨》第一次出现团营的记载，是182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面谕韦正：“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第二天（9月11日），萧重申团方时，强调要遵行天条，否则视情节惩处。[5]9月26日，萧再以天兄名义在平在山谕韦正云：

这今各处团方也，有事情。尔要时时灵便，肚里要翻翻转。每事要遵条命。做事切不可过当人家。每事理道总要高张过人……要和顾兄弟……有事尔同尔妹夫商量理酌，切不好畀人看小尔三星兄（指洪秀全——笔者）江山。[6]

笔者认为，萧朝贵所云“团方”，影射“团圆”，即各基地教众“团营”，三个词汇含义相同。为了确保团营行动隐秘，遂以“团方”替代，至于团圆决策和团营令发布时间应在9月10日之前。上述三通涉及“团方”的天兄圣旨都是有关整饬团营纪律的内容，证实此时团营行动已经展开。因洪、冯密藏，杨秀清患病，萧朝贵、韦正（昌辉）承担指挥团营之重任，所以萧连续发布天兄圣旨，谕示韦正要配合萧朝贵，正确处理团营事务。

团营决策何时出台？《天兄圣旨》未见记载。但在1820年8月28日，萧朝贵以天兄名义通知平在山杨秀清、花洲胡以晃即赴金田议事，当时，洪、萧、冯、韦已经在金田聚集。[7]显然，这是一次高层决策会议，会期应在8月29日—9月1日。会后，9月2日，洪秀全返回花洲密藏。10日天兄发布整饬“团方”纪律的圣旨。这些事实表明，此次高层会议的核心内容应是团营决策会议，并立即秘密向各基地首领下达，于是，9月上旬团营行动全面展开。因此，总部秘密下达团营令当属史实，是在1820年9月初决定并下达各基地首领，立即付诸实施。

《天情道理书》证实，“广东罗镜圩一班兄弟……我们起义之时，伊等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看来，团营令是金田总部召集各基地首领秘密下达的。于是，各基地立即行动，第一步，在本基地团营，主要任务是：迅速集结教众，家产交公，举家在基地集中入营，构筑营地，严密设防，筹集军资粮秣，按照性别、年龄实行军事编制和训练，使教众逐渐适应军营生活。其实，有些基地已经先期自发完成此项任务。第二步，各基地教众完成集结后，限期开赴金田，实现全部教众团营。预期9—10月完成团营，之后立即宣布起义。

二、金田起义时间和统帅

《天情道理书》明确记载了金田起义日期，杨秀清突然病愈，复出主持起义全局，以及起义之始的艰难场景：

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1820年11月4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下军务，乃□天下弟妹……即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藉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滋扰虐害，肆行无忌。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

这段记载涉及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金田起义时间。

这部官书明载182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11月4日）为起义日期。

但是，学界对金田起义时间存在颇多争议，最流行的说法是罗尔纲考证得出的日期：1821年1月11日。这也是历史教科书通行的起义日期。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洪仁玕自述》所云：

又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又博白、鹿（陆）川等处团聚数千兄弟，路经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迫团聚数千到金田。此时，天王在花洲胡豫光（以晃）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8]

这段话的关键词有二：“金田起义之始”和“恭祝万寿起义”。二者是否是同一时间，或者是同一含义？罗尔纲等认为，“恭祝万寿起义”就是“金田起义之始”，所以洪秀全38岁诞辰即是金田起义日期。笔者仔细研读了这段话，觉得二者不是同一时间，不宜混为一谈。“恭祝万寿起义”是指洪秀全诞辰日，有明确的日期。“金田起义之始”则是指从金田起义到祝寿之间的时间，绝非祝寿之后。这一时间段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博白、陆川、象州教众因路途耽搁延后赴金田团营、洪秀全密藏花洲、迎主之战等，都在1820年11—12月间，也是在金田起义后发生，所以，“恭祝万寿起义”并非“金田起义之始”，而是在起义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

而且，令人费解的是，同一个洪仁玕在他口述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却只字未提1821年1月11日这个“宣布起义”的日期，再次将花洲迎主之战明确说成起义后的战事，可见，洪仁玕未将1821年1月11日视为起义日期。这与笔者对《洪仁玕自述》这段话的理解基本一致。

李秀成是藤县拜上帝教信徒，曾接获“金田起义之信”，应是金田起义时间的见证人。他回忆：

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时我在家，知道金田起义之信……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9]

看来，李秀成在藤县“知道金田起义之信”，应是团营令，各基地教众“不约同日起义”，其实是团营行动。李秀成接到团营令时间是道光三十年十月（1820年11月），显然是延后的信息，因为多数基地此时已经至金田团营，还有部分路途较远、途中遭遇清军或团练拦截的教众延至11月4日起义后，陆续转进金田。李秀成肯定，花洲迎主（1820年12月27日）之战在起义后，否定了1821年1月11日起义说。

赖文光亲历金田起义，他的自述称，“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年秋倡议金田”。[10]即起义时间是1820年秋。因此，茅家琦提出的“金田起义的时间确定为庚戌十月初一日，即公元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四日”，[11]符合历史事实，也为太平天国官私文献记载所证实。

第二，杨秀清病愈，重掌统帅权。

关于杨秀清患病，简又文认为，杨患的是“政治病”，杨及其党羽“一体怠工，消极的抵制”，阻碍起义克期举事，“顿成危局”，迫使洪、冯让步，“推杨为中军主将”，于是，杨秀清乃“霍然而愈，重掌军事”。[12]

这种猜测经不起史实检验。

杨秀清并非装病，而是身患重病。《天情道理书》记载：“东王于庚戌年四月（1820年2月），忽又口哑耳聋。”病了五个月，十月初一日起义时突然病愈。[13]洪仁玕则说：杨秀清“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不祥之兆”。[14]证实杨秀清身患哑病，但患病时间为两个月，并非五个月。

证之《天兄圣旨》所载，1820年2月以后，杨秀清一直住在平在山，很少外出活动。9月22日，团营令已经下达，杨的病情恶化，韦正说杨“今年十分苦楚”。洪秀全也异常焦急。他们恳求“天兄”萧朝贵批准将杨秀清接往金田或花洲养病，被萧朝贵辞绝。[15]但8月底，杨还由平在山至金田出席高层决策会议。可见，杨秀清重病属实，并非简又文臆测的“政治病”。杨于2月患病，9月中下旬口哑耳聋，生命垂危，不能主持团营军事。因此，从2月患病至9月底，杨秀清患病时间已有五个月。洪仁玕所云两个月不确，或者指病情加重、“忽生哑病”的时间。

这样，洪、杨等决定，洪、冯密藏花洲，杨在平在山养病，萧、韦遂主持总部事务，萧往返于金田、花洲和平在山，与洪、杨保持沟通，共同商定总部重大事务。或通过“天兄圣旨”向韦正及各基地首领发布指令，或与韦正商定、处理总部日常事务。萧、韦身膺重任，艰辛劳累。萧腿部生疮，也带病奔波，竭尽统帅之责。《天兄圣旨》对此有生动具体和密集的记载。可是，起义后，杨秀清病愈、重掌军务后，“天兄下凡”发布圣旨明显减少，显示统帅权的转移。因此，萧朝贵在起义准备和团营时期，临危受命，出任总部统帅，建立了巨大功勋。韦正则是萧的得力助手，承担各种艰巨任务，传达“天兄圣旨”，沟通金田—花洲之间的信息，处理各基地团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其重要贡献不言而喻。但杨秀清重病使团营缺少了精明强干的统帅，其负面影响严重，所以，团营期间萧、韦忙于整编安置，军事上几乎没有大的作为，造成了兵力和物质资源的闲置浪费，因而丧失了运动发展的有利时机。

洪、杨虽然不在总部，但仍然主导和参与总部重大决策，如团营决策，并保持与总部的信息沟通，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幕僚长、杨秀清皈依拜上帝教的导师，负责规划和设计起义后的军政制度，并参与决策，萧、韦既参与决策，更须在总部负责实施重大决策，承担决策输出和执行的重要功能，同时，他们负责将决策实施状态、形势和动态反馈洪、杨，并提供分析及对策建议，作为洪、杨决策的依据。这是因应洪、杨幕后主导，萧、韦一线指挥的特定状态，高层拟定的暂行决策和执行机制。随着杨秀清11月4日忽然病愈，重掌统帅权，如期指挥起义，决策和执行机制遂由杨氏主导，军事行动开始活跃，如11月17日，遣军击溃团练挑衅，占领新墟；[16]11月24日派兵击溃贵县壮勇，夺取石嘴渡口，接应浔江南岸渡江的陆川、博白团营教众；[17]“十一月初旬（12月4—13日）”由萧朝贵下达天兄圣旨，对张钊一伙滋扰谋叛进行揭露；[18]12月22—27日令蒙得恩率军偷袭清军、发动迎主之战；1821年元旦，指挥蔡村江伏击战等。团营时期战场沉寂局面颇有改观。必须指出，这多起战事都是在1821年1月11日“恭祝万寿起义”之前发生，而且属于“金田起义之始”的军事活动。这是1821年1月11日起义说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

杨秀清是否真的在11月4日起义日突然病愈？笔者认为，杨秀清病愈时间可能在起义日之前，但他却留在平在山幕后掌控，并未急着去金田总部重掌统帅权，而是刻意等到预定的起义时间“时维十月初一日（1820年11月4日）”，才突然宣布病愈，“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下军务”，仿佛得到上帝加持护佑，令全军震撼，立即产生极大的轰动和崇拜效应。因此，杨的复出似乎经过精心策划和导演，目的在于神化自己，制造神人合一的形象，这看来收到了预期效果。其情节被官书夸张和抽象，甚至将杨秀清患病神化为代众生赎病，如同耶稣替众生赎罪，杨还因此被上帝加封“赎病主”的神衔。洪仁玕、李秀成都特别叙及此事，惊叹杨秀清如有天助，集中反映了教众的崇拜心理。

三、金田团营实态

团营令下达后，由于各基地距金田路程远近不同，集结教众的时间不尽一致，而且教众赴金田途中遇到清方的军事阻力强弱不等，有些则未遭拦截、平顺到达金田。因此，行军速度和进度难以统一，高层决策预期各基地教众在两月内实现金田团营的计划不能如期实现。

在团营令发布前，有的基地就率先行动，聚集教众团营。1820年8月，贵县白沙团练挑起新的武装冲突。萧朝贵接到该基地禀报，团练抢了林凤祥家耕牛，挟众恃械挑衅，还开炮轰击。林凤祥率众反击，连胜两场。秦日纲遣队增援，集结教众180余人，粮谷2 000石。为了自卫御敌，白沙基地教众自发实施团营。[19]接着，8月20日，石达开聚众千人，开赴白沙，与秦日纲部会合，铸炮立营，召集教众团营。接获团营令后，9月底，贵县、白沙教众进赴金田团营。[20]

9月6日，象州瑶山石龙村教众接到团营令，首领“谭要于其村宰杀牲口，拜上帝……司汛以兵团骤至，谭要拒守，兵团不敢近。然伊党固未集，夜半往紫金（荆）山”。[21]

9月，陆川教众根据团营令迅速聚集团营。首领“赖沤铁九纠上帝会党数千人，由县上玉林，经水车、龙安、蒲塘，下大洋，入桂平紫荆山，与洪秀全相会”。[22]途中，突破玉林团练拦截，[23]耽搁时程两个多月，未能按期到达金田。及至11月21日，进抵大洋圩，“欲经石嘴过渡，串合金田之匪”。但遭到浔州清军、壮勇在南岸“截剿”，贵县壮勇“在石嘴北岸协力防御”。杨秀清立即遣金田教众“乘夜至北岸，欲图接应”，迅速击溃贵县壮勇，夺取石嘴渡口，确保陆川、博白教众于24日渡江赶赴金田。[24]此时比起义日期延后了20天。

上述史实表明，分散在浔江南北各基地的教众，基本在9月实施团营令，都经过军事、物资、立营准备→基地结集团营→开赴金田团营的运作程序，而且在进军途中，都不与遭遇的清军、壮勇、团练纠缠，也不积极扩军，以便及早赶赴金田团营，按期参加起义。但由于路程较远及敌军阻挠，陆川、博白教众迟到，广东信宜凌十八部教众竟遭清军阻隔围剿，未能赶赴金田团营，直到1822年7月22日，最终被广东清军围歼。

团营令发布后，出现了一系列决策高层未能预料的情况。一是杨秀清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不仅无法承担统帅重任，而且也难以扮演幕后指挥的角色，金田总部指挥能力严重受损；二是颇多教众尚在行军途中，不能克期在11月4日前赶赴金田，参加起义。于是，高层紧急磋商，及时进行危机处理，10月29日，决定由萧朝贵出面，发布“天兄圣旨”，令赖金英转嘱花洲的洪秀全，推迟扯旗称王：

星兄（洪秀全——笔者）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25]

这道圣旨发布表明，金田总部未能如期在11月4日宣布扯旗起义，但杨秀清乘此恢复健康和高调亮相，重掌统帅权，使原定起义日的低调氛围迅速转变为神化和颂扬杨秀清的热烈场景，增强了教众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于是，高层决定延长团营时间，总部采取积极行动，接应和援助途中的各地教众，加快团营日程，及至完成团营，立即扯旗建国。所以，虽然11月4日是预定的起义日期，但并未公开扯旗，宣布起义。可是，太平天国官方及将士都将这一天作为金田起义的日期，并被官私记载称为“金田起义之始”，之后发生了前述一系列的事件。至于1821年1月11日，官书载明是“恭祝万寿起义”的日子，也属于“金田起义之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

（本文为未刊稿）

【注释】

[1]《郑祖琛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3页。

[3]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869页。

[4]《梁立泰家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3页。

[5]萧朝贵：《天兄圣旨》（下），卫庆成编：《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12页。

[6]萧朝贵：《天兄圣旨》（下），第24页。

[7]萧朝贵：《天兄圣旨》（下），第3页。

[8]《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22页。

[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483页。

[10]赖文光：《赖文光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862页。

[11]茅家琦等：《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198页。

[13]《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366页。

[14]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66页。

[15]萧朝贵：《天兄圣旨》（下），第11—23页。

[16]《浔州府志》卷26，油印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17]《郑祖琛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萧朝贵：《天兄圣旨》（下），第27—28页。

[19]萧朝贵：《天兄圣旨》（下），第20—21页。

[20]《贵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7。

[21]覃元苏：《象州乱略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130页。

[22]《陆川县志》（民国十二年）卷21。

[23]《玉林州志》（民国十二年）卷18。

[24]《郑祖琛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萧朝贵：《天兄圣旨》（下），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