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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延之与陶渊明关系考辨

时间:2022-07-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然考颜延之评陶之论以及渊明生平创作,疑窦颇多,所谓“情款”之云,或有不妥,兹参考史籍,略作辨析。但他的心性却与陶渊明不同。其后三年,渊明亡故,颜延之为作《陶征士诔》。似言这二人此次情分甚深,故颜延之于陶渊明后作诔,实是述其哀思,叙其交情,自然这交情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交了。按颜延之此次与陶渊明过往,又恰值其在不得已之时。由此可见陶渊明当时的饮酒之风致。

(清 石涛 陶渊明诗意图)

《宋书·隐逸传》称: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这是关于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的最初记载,其后萧统《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传》皆录其说,后人作谱,每每相沿,于是颜延之便当然成了陶渊明的晚年知交,二人关系甚笃,更不复疑。然考颜延之评陶之论以及渊明生平创作,疑窦颇多,所谓“情款”之云,或有不妥,兹参考史籍,略作辨析。

依《宋书》所载,陶渊明与颜延之相交总为先后二次。第一次是“颜延之为刘柳军功曹”时,《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有记“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然不著年月。另据《宋书·孟怀玉传》载:“怀玉义熙十二年卒于江洲之任”。又《晋书·安帝记》载,义熙十二年六月已酉,柳卒。《南史·刘湛传》有谓:“父柳,卒于江洲。”由此可推。刘柳为江州刺史是继孟怀玉之后,当在义熙十一年至义熙十二年六月之间,故颜延之为刘柳军曹与陶渊明初次相交亦当于此时。陶渊明时约五十一岁,颜延之约三十二岁。关于这次交往,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有谓:“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似乎是讲二人当时交往情景。按,颜延之虽自负其才,当时却并不显于世,他的文名开始为世推是在这之后,刘柳卒后,颜延之“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军参军。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殊命。行至洛阳,周视故宫室,尽为禾黍,凄然咏《黍离篇》。道中作诗二首,为谢晦、傅亮所赏”(《南史》卷三十四)。这是义熙十二年,离他与陶渊明初识时间未远。由此可想,前为刘柳军曹之时,未为世人所识,对他这样一个恃才傲物的人该是何等孤愤!史载颜延之后来每对此耿耿不忘,尝谓刘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尔。”(《南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近拜识高隐不仕的陶渊明,对其怀有一种敬仰是很自然的。但他的心性却与陶渊明不同。一个是初入仕途,恃才傲物却不见重用的愤懑,一个是参悟人生、鄙弃尘世的超逸。二者毕竟大有区别。虽然颜诔中对此不曾明言,但这是一种必然的存在。而两人的第二次交往,是在颜延之为始安郡时。宋传称:“少帝即位,以为正员朗,兼中书,寻徙员外侍郎,出为始安郡。”可见这是宋少帝即位后的事。按宋少帝义符即位在永初三年五月,至景平二年七月檀道济进京废杀少帝迎立宜都王刘义隆为文帝,前后二年。颜延之为始安郡当在这二年之间。诸谱系颜与渊明过往皆在景平元年,惟今人逯钦立《陶渊明文事迹系年》定为景平二年,其依据颜延之为湘洲刺史所作《祭屈原文》中“惟有宋五年月日”之意推断,宋五年即为景平二年,又今人缪钺一反其说,所作《颜延之年谱》则定之为少帝初年之永初三年,以为《文选》卷六十《祭屈原文》中“惟有宋五年月日”中“五”为三之误,若以五年论于史不合云云(见《读史存稿》)前后相差两年。今依成说,其时渊明近六十岁,颜延之已出四十岁。关于这次交往,诸本陶传所记颇详,从二人连日相饮之中,似乎确有知交意味。其后三年,渊明亡故,颜延之为作《陶征士诔》。《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征士诔》下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中兴书》称:“延之为始安郡,道经浔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似言这二人此次情分甚深,故颜延之于陶渊明后作诔,实是述其哀思,叙其交情,自然这交情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交了。按颜延之此次与陶渊明过往,又恰值其在不得已之时。出为始安郡乃是贬斥在外。《南史》卷三十四: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人恶俊异,世疵文雅。”可见颜延之当时是受到了排挤而其“为湘洲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也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途经浔阳造访陶渊明,借酒浇愁一抒心中牢骚不平也是再自然不过了。何况渊明当时“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陶渊明《饮酒》诗序),《宋书》、《萧传》、《南史》称其:

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侯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

《晋书》本传云:

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亦无所辞。每一醉,则大适融然。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

由此可见陶渊明当时的饮酒之风致。颜延之为渊明故人,此时失意贬斥,道经浔阳,过访相饮,也是情理之中。唯渊明贵贱造之者,皆以酒相待,何况颜延之当时负有文名,又性高孤傲,一向蔑视权贵,虽然与渊明不是一样心性,但毕竟也有许多通融之处。所以此次相交,自然饮酒无度,而颜延之别去,留钱两万,陶公尽以资酒,这也符合渊明本性,但仅据此便定二人知交甚深,则似有不妥。颜延之不论怎么说,终与渊明不同。颜延之借与渊明相饮,可以一抒不平,在酒兴中得到某种发泄,而陶渊明与之饮酒,则唯求适意尽性,其性坦然真率,早于世事判然洞明。至于颜延之流连官场沉浮与失意牢骚,这又正是渊明不屑的。所以就在这次陶渊明曾对颜延之热衷仕途有所劝说,颜诔中写道:

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

这已透露出二人在思想心性上的不同。这篇文章写作之时,正值颜延之于朝廷赏遇甚厚之际,也就是说,一直到渊明死,二人在这一方面的分歧都没有得到弥补。到这里可看出,所谓陶渊明与颜延之是晚年知交之说并不可靠。而《宋书》所谓“情款”之说,也十分令人可疑。所谓“情款”者,即交谊深厚亲密无间之意。若就二人心性而论,相互交往以至“情款”是断难确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二人关系一向被目为知交呢?《宋书》之前,唯有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可为佐证。此文盛赞渊明人格,对之赞颂不已,并且言之自己与渊明的交往,颇有知己之引。故后人或有不加详辨者,疑《宋书》“情款”之说即本于此。此后《萧传》、《南史》更是循依《宋书》,每每相沿,知道后人为陶渊明作谱作论,以为史书所载,必然确切无疑,遂使疏漏再三,以致成了定论。其实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虽然对渊明多所肯定,但仅仅以此定二人为“情款”知交,仍显证据不足,盖渊明当时不为世人所重,当其亡故,或许寂然,而颜延之时以文坛宗主名重一时,出为故人作诔,其功自然不可没。而文中追述陶渊明高尚情操,表彰人世,必然为世人多注目,况文中又言及二人交往,后人以此推为“情款”并衍为渊明晚年知交,似乎也顺理成章。其实,颜延之为陶渊明作诔,虽于故人称颂备至,但这并不超出一般诔文张扬亡人功德的法式。何况,如果对照诔文与颜延之的性情及当时处境,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文中所一再强调的,正是当时自己感情郁懑激愤之所在。颜延之当时虽然受到朝廷赏识,但史载其“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辞甚激扬,每犯权要”。所以这段时间他并不痛快。且于不快之余,适逢渊明亡故,忆想当时饮酒尽兴,鄙弃权贵,更加感慨自己的仕途抑郁。他追慕渊明的高节,实际上是寄托自己的不平;赞颂渊明的归隐不仕,正表明了自己受官场压抑的苦闷。但他毕竟没有脱离官场,并且一直对官场很热衷,这就决定了他永远不可抵达渊明的境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理解渊明的知交。何况,颜延之为人作诔,在当时也颇为寻常,如其为阳赞所作之《阳给事诔》。又元嘉四年曾欲为王弘之作诔未就,此事《宋书·王弘之传》有载。因此仅凭借他为陶渊明作诔,和史书所记的与渊明的交往,便断定二人知交并不足信。

事实上,即便在颜诔之中,为后人所不解的亦不少。最令人困惑的便是,文中对渊明的人品高行备赞不已,而于渊明的诗文创作,却不以为然,仅着“文取指达”四字,仿佛视若不见。这固然是由于陶诗是一种洗尽铅华、出语天然的性情流露,而颜延之创作,则追慕西晋潘、陆诸人遗风,“尚巧似,体裁绮密”,“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钟嵘《诗品》中)。鲍照尝谓其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瞆满眼”(《南史》卷三十四)。两个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子,所以他不可能认识到渊明诗作之妙致。所谓“文取指达”者似乎还有一种讥诮之意。这也与其恃才自负的个性有关。《陶征士诔》中又有一句言及陶诗者:“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也仅仅只是把陶诗作为一种心境与品行的直接显示而言的,这也不合于颜诗的“情喻渊深”、“皆致意焉”(《诗品》)的创作追求,所以他根本不看重陶诗,其实如前所言,颜诔之作,原因就是因渊明的人品心性中,可以寻找到一种寄托的愿望,并不全然是崇慕的结果,所以对他所不以为然的诗,当然可以不加置辞了。其实,陶诗是陶渊明整个人生的一部分,陶渊明借诗以驰性情,从而完善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不知其诗,则何以言知交,所述何以谓知言?在这点上,颜延之远远不及其旷代之下的另一评论陶渊明者萧统。

检视渊明诗集,多有赠友人之作,这几乎贯穿在整个隐居生活中。陶渊明通过这些诗作,一方面与友人交流,表明心性,追述友情;一方面颇有一种以文会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乐趣。他的隐居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淡雅的诗酒人生。每有友人必得饮酒,而饮酒高谈之中必得赋诗,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这就生出了一种疑问,既然颜延之与渊明交情甚契,而前后两次交往,都是盘桓多日,两人又都雅好诗章,虽风格趣味殊异,但仍不至于互不言及于诗。何况二人初次交往之时,颜延之诗名未著,以他这样孤直自负的人,必然与渊明言及诗,甚而以此扬其诗名。而这一时期,渊明也多有赠答友人之作,如其前后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皆讲礼校书》、《赠羊长史》等,既有对故人的劝说提醒,又有曲意委婉的劝喻。此时颜延之与渊明同居浔阳之上京里,接阎邻舍,时相往来,却不见有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至于第二次交往之时,已是陶渊明晚年,据史书所载及陶渊明集中所示,其晚年尤重交情,但有通其性情之人,则弥为珍视。大约也就是颜延之造访的前后,陶渊明结识了一个“欢心孔洽”的好友庞参军,二人一见如故,遂定下真挚友情,陶渊明对此认为:“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相别之时还再三叮咛:“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五言《答庞参军》)两人共有所好:“谈皆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五言《答庞参军》)如果把此时颜延之之行事与庞参军相比较,则不难发现,颜延之虽然此时失意牢落,过访渊明,饮酒连日,但终不似庞参军一样与渊明心性相同,形迹相近。所以渊明自不会引之为知交。于此之时,即使言及诗篇,渊明也不便措辞,盖两人之交,还不至于情切款洽之故也。

从中可见,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虽然诸传皆有记载,颜作《陶征士诔》也有述及,但二人过往,终未超出一般泛泛之交。颜延之推许渊明为人,所以敬重仰慕,这在当时并不足奇。如诸传所载,先后为江州刺史的檀道济与王弘,也曾慕其名而往见造访,或馈以粱肉,或置酒于道中。然渊明皆从容以对,不受劝诱。颜延之虽处仕途,但毕竟有异于前者,且其傲岸孤直,这是与陶渊明有相同之处。所以每能为渊明接纳,且至于其后为渊明作诔,既是颂扬亡人,又复寄托己意。只是二人虽为故交,但终于谈不上知己,所谓“情款”之说,殊为可疑,兹参考史料。略为辨识,或许今人治陶稍有裨补之意也不负渊明之愿,是为所期。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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