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卷楼早期藏书史事考

第一节　八千卷楼早期藏书史事考

由于材料缺失，目前对这一时期的八千卷楼所知有限。但从研究的整体性考虑，必须追本溯源，否则就无法体现丁氏藏书活动的全貌。以下将梳理材料，描述八千卷楼早期藏书的大致情形。

（一）针对早期八千卷楼的先行研究

如前述，在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克杭之役中，丁氏藏书损毁殆尽，而此前丁氏又未曾编制书目，所以直接材料几乎无存。只是在少数自述及他述材料中，对于嘉道咸年间的丁氏藏书状况有零星记述。其中较为详细者有：

先君子喜藏书。南北往还，暑搜雪购，得数万卷，半皆乾嘉诸老箧中秘藏也。迨庚辛粤匪之劫，尽付劫灰，无一帙存者。（《丁志》卷后丁丙自识）

掌六隐君慕先世闻人名者藏书八千卷，有言曰：“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遂作小楼于梅东里，乞梁山舟学士题其额曰“八千卷楼”。哲嗣洛耆观察能读父书，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秘籍，辄载以归，插架渐富。竹舟、松生又济其美，雪钞风校，益其不足，几将肩随振绮，若瞿氏清吟阁、劳氏丹铅精舍，则又相辉映者。咸丰辛酉冬，粤寇再陷杭城。竹舟家室遭毁，其与身幸免者，仅隐君日夕把玩之《周易本义》一书而已。（胡凤丹《嘉惠堂藏书目序》）^[2]

先生之祖掌六公慕先世闻人名者藏书八千卷，有言曰：“吾聚书多矣，必有能读书者为吾子孙。”遂作小楼于梅东里，梁山舟学士题其额曰“八千卷楼”。考曰洛耆公，嗜学，于书无不读。又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善本，辄载以归。先生与其兄竹舟先生踵继之。于是八千卷楼之名，已岿然闻于时矣。广西贼起，杭州再沦陷。家室遭毁，其与身幸免者，仅掌六公日夕披玩之《周易本义》一书。（张濬万《嘉惠堂八千卷楼记》）^[3]

先是，丈之王父掌六隐君慕先世名者藏书八千卷，其言曰：“余藏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爰筑小楼于梅东里，梁山舟学士题其额曰“八千卷楼”。考洛耆观察能读父书，往来南北，辄得秘籍以归。两丈晨钞夕写，补其未备，插架益雄。同时若瞿氏清吟阁、劳氏丹铅精舍，相与竞美。若朱氏结一庐、吴氏清来堂，犹不足以肩随矣。咸丰辛酉，杭垣再陷，两丈室家遭毁，其与身俱免者，隐君所熟玩之《周易本义》而已。（孙峻《八千卷楼书目序》）

丁丙自述颇为简略；而胡、张、孙三文，大致雷同。因材料不足征，后人对八千卷楼早期藏书状况的记述也很简单。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引俞樾《丁松生家传》称：“君先世本富藏书，君祖掌六公有八千卷楼。”^[4]王欣夫的补正也没有补充更多的材料。稍后的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只称：“仁和丁松生丙，藏书处曰八千卷楼。盖沿先世之称。”^[5]

而迄今为止的研究论著，对丁氏早期藏书状况的论述，也都非常简略^[6]，如：

……丁氏虽为后起之秀，而藏书远有渊源。

丁氏聚书，始于丁丙的祖父国典，因慕其先世闻人丁，曾藏书八千卷，遂于杭州梅东里，兴筑八千卷楼，作为藏书之所。丙父丁英勤于读书，且喜藏书，尝往来山东、山西、河北、湖南、湖北之间，遇善本秘笈，则购载而归，得数万卷，大多乾、嘉学者与诸藏书家之秘藏，极为可贵，于是插架渐富。逮丁申、丁丙兄弟，又继其父祖之旧藏，雪钞风校，增益其不足，几乎可与汪氏振绮堂相媲美，而又和瞿氏清吟阁、劳氏丹铅精舍相辉映。于是八千卷楼之名，遂闻名于时。

咸丰十一年冬，太平军再陷杭州，丁丙家室及其八千卷楼藏书皆遭毁，仅存国典（丁丙之祖）日夕披读之《周易本义》一书而已。（沈新民《清丁丙及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研究》）^[7]

丁氏虽后起，而藏书远有渊源。竹舟、松生二先生继其父祖之旧藏，颇有增益。不幸亡于太平之乱。（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8]

丁家藏书富有渊源。其祖丁国典慕先世闻人丁藏书八千卷之雅事，在杭州营造藏书楼，请名士梁山舟为题“八千卷楼”扁额。丁国典之子丁英能继父志。据胡凤丹《嘉惠堂藏书目录序》称，丁英“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秘籍，辄载以归，插架渐富”。丁丙与其兄丁申在祖辈、父辈的影响下，也酷爱藏书。（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9]

丁氏嘉惠堂藏书可追溯到宋代丁。丁谓：吾藏书可谓多矣，必有能读书者为吾子孙。故专建书楼，藏书达八千卷。丁申、丁丙的父亲丁英也曾南北收书，故丁氏兄弟继承先辈遗志，并续有增益。（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10]

对照可知，以上论著的材料来源不外乎上引丁、胡、张、孙之文，并未利用新史料；对于丁氏早期藏书状况的叙述，停留在简略介绍的层面上。

（二）八千卷楼之变迁与藏书之积聚

如前述，丁氏藏书始于丁申、丁丙之祖丁国典，国典在杭州梅东里修筑书楼，因仰慕先世闻人丁藏书八千卷之雅事，故颜之曰“八千卷楼”，并请名士梁同书题额，则梅东里即为八千卷楼初址所在。

其后丁氏曾数次迁居。《松生府君年谱》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卯时，府君生于麒麟街旧居。”丁氏当归草堂抄本《高氏三宴诗集》丁丙手跋称：“由麒麟街迁皮市巷口，又迁头发巷。”^[11]《年谱》道光三十年：“四月，迁居保信巷。”其下小注称：“即今头发巷。……姚氏《西湖志》称，保信巷一名保宁巷。”——由上述材料可知，在八千卷楼创立之后，丁氏居所至少搬迁三次，先梅东里，次麒麟街，再皮市巷口，又头发巷。

在屡次搬迁中，八千卷楼等斋号仍保留不变。杨文杰《梅溪书屋记》称：“楼（八千卷楼）之东有屋三楹，（梁山舟）学士又书‘梅溪书屋’四字以榜之。……先生（丁国典）之子洛耆君迁居于保宁巷，即移此额以张之。”^[12]

八千卷楼虽由丁国典开创，但其子丁英（洛耆）访求图书，尤为着力。前引胡凤丹序称：“洛耆公嗜学，于书无不读。又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善本，辄载以归。”前引丁丙识语亦称：“先君子喜藏书，南北往还，暑搜雪购，得数万卷。”丁氏世代从商，丁英往还于南北“，营业燕齐，岁晚一归”^[13]。由于长年在外行商，故可获见四方古书，加之饶于资财，八千卷楼遂插架日富。

受父祖之熏陶，丁申、丁丙兄弟少时即养成了对书籍的兴趣，并逐渐获知版本之学。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丁丙回忆道：

少时随先兄竹舟嬉戏，偶启梅溪书屋小楼棕毛箱，旧书藏焉。中有怡府刊小板《四书》。先兄取而加朱句读。先叔蝶身公见而诃之曰：“岂可妄事涂抹！”又有《高氏三宴诗》与《荆溪唱和集》，皆墨格精抄，为太原叔子王莲泾印，后有“得者宝之”小印。当时爱其精雅，质之先叔：“书从何来？”曰：“是书或尔祖购自吴门也。”由麒麟街迁皮市巷口，又迁头发巷，书未尝不随时翻阅。既而知王莲泾为康熙间苏州藏书家，欲再求别本，亦无可得也。^[14]

两兄弟少时对书籍的喜爱以及逐渐知晓藏书故实的过程，通过这段亲身回忆，跃然纸上，令人印象深刻。

丁英卒于咸丰五年，因此至咸丰年间，丁丙兄弟便成为八千卷楼访书的主力。《年谱》咸丰九年：“是年，广购书籍。”据其下小注，当年丁丙从徽州一举购入了“百余种”书，中有《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太平御览》、《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津逮秘书》等大部文史要籍。从书籍的性质来看，此时购书似尚以通行实用为主。而事实上，丁丙以收藏为目的的购书活动始于更早，同治年间丁丙回忆道：

是集为浙中翻武英殿本，卢绍弓学士点勘也。咸丰六、七年间流入保祐坊小瑯嬛温凤庭书肆，索值甚高。余正评值，董杏塍明经闻之亦来观阅，盖重卢校耳。后为清吟阁主瞿颖山所得。^[15]

跋中所言卢文弨校本《金渊集》，虽谐价未成而转归他人，但可知至迟于咸丰六、七年间丁丙已开始着意收藏名人批校本。至于其兄丁申，长丁丙三岁，购书当早于丁丙。

在肆力购求书籍的过程中，丁丙的藏书旨趣亦随之形成。光绪六年年末，丁丙回忆道：

余少好武林琐细旧闻，尝聚小志数十种。辛酉围城中，尚得金江声先生《吴山志》。虽炮火满天，干戈遍地，一时不顾也。未几城陷，家室流离，图书荡尽，仅以身免。甲子乱平，重返故庐，复收残烬，杜门息影，辑《杭城坊巷志》，益思网罗群籍。^[16]

世论皆以丁氏藏书富于乡邦文献为一大特色，由以上回忆则可知，这一收藏旨趣在丁丙少时即已肇端，且历久弥坚。

经前后三代不断访求，至咸丰十一年杭州城破之前，八千卷楼所藏已颇可观。前引丁丙识语称已有“数万卷”；《八千卷楼收藏书籍记》则称藏书“传自祖庭者”有“数十厨”^[17]。“数万卷”与“数十厨”，均是大略称之，具体数量则未详，让人不甚了然。同治十三年八月二日丁丙回忆称：“寒家劫前藏书可三万册。”^[18]这为考索八千卷楼早期藏书数量提供了重要的一手线索，以一册二至三卷推算，则有六至九万卷之多，若以十册一种计，当时丁氏藏书约有三千种。

前引胡凤丹序称，此时八千卷楼已可与瞿氏清吟阁相抗。瞿氏《清吟阁书目》共著录书籍一千二百九十七种^[19]，就数量而言，尚不及丁氏之半。可见胡氏“（丁氏）几将肩随振绮，若瞿氏清吟阁、劳氏丹铅精舍，则又相辉映者”云云，并非夸大之辞。又，据嘉庆年间编成的《天一阁书目》，天一阁当时藏书计三千三百九十三种，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七卷^[20]。单就数量而言，此时八千卷楼已在名动海内的天一阁之上。

由上可知，此时丁氏的藏书规模已颇可观。至于藏书的质量，由于当时未曾编制目录，无法得其详。不过从丁氏藏书题跋及《年谱》中的零星材料，仍可窥其一斑。

陆梅谷校汲古阁刻本《乐府诗集》丁丙手跋称：“余旧藏至元刊本，为劫火化去。”^[21]可知咸丰十一年之前，丁氏已藏有元刻本。

此外丁氏尚有稿本、精钞批校本及名家递藏之本。丁丙《北隅缀录》卷下“丁茜园”条称：“余少时从沈叟雨溥书坊得先生（即丁茜园）遗稿十余册，皆手自钞录，失于兵火。”又如，《年谱》咸丰九年“是年广购书籍”条下小注：“《宜堂日记》，予旧藏有樊榭手校《春秋注疏》、手批《宋诗抄》、手摘《碎锦》、鲍以文所校旧本十余种。”又如，前揭《高氏三宴诗集》丁丙手跋称：“又有《高氏三宴诗》与《荆溪唱和集》，皆墨格精抄，为太原叔子王莲泾印，后有‘得者宝之’小印。”

所藏抄本中，尚有未经梓行者。如《艮山杂志》丁丙跋称：“独《艮山杂志》未经梓行。……顾余幼从弼教坊沈雨溥肆中恰得全帙，凡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各两卷，写极潦草。乱中失去。”^[22]

前引《丁志》卷后丁丙识语称，战乱之前的八千卷楼藏书“半皆乾嘉诸老箧中秘藏”，纵有夸大，但若藏书质量太差，则也无法作此夸语。上举各例显然无法涵盖八千卷楼所藏善本的全部，因此可以推定善本当不在少数。

八千卷楼藏书的另一重要部分乃是明刻本。据前引《年谱》咸丰九年“是年广购书籍”条下小注，当年自徽州购入的百余种书籍中，有“明刊《太平御览》、《津逮秘书》等”。顾千里临校陆贻典宋本《易林》丁丙手跋称：“八千卷楼插架为汲古阁本、《汉魏丛书》本……辛酉悉付明夷之难。”^[23]这些都是八千卷楼早期所藏明刻本的实例。

当然，清刻本也是八千卷楼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常用的文史大部书亦以清刻本为主。前引《年谱》“是年广购书籍”条下小注称“：又自徽州运来殿版《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此外，前引《高氏三宴诗集》丁丙手跋中所称“怡府刊小板《四书》”、前揭乾隆刻本《远村吟稿》也是八千卷楼早期收藏的清刻本。

此外丁氏还收藏有一些罕见的活字本，如丁氏曾藏有仅刷印百部的清活字本《花草粹编》，丁丙称：“《花草粹编》印本极稀。金韵仙孝廉绳武假瞿颖山藏本，以聚珍版刷百部，赠余一帙。未几，韵仙化去，余书亦劫化去。乱既定，觅韵仙印本，竟不可得。”^[24]

综上所述，至咸丰十一年，八千卷楼藏书已有相当规模，藏书的品位和质量也具一定层次，其中颇有珍善之本。

至于丁氏收访书籍的途径，除了少量得自他人赠送外（如活字本《花草粹编》），自然是以购买为主。除前述丁英在各地收购、丁丙自徽州购书之外，杭州各书肆也是其重要来源。

据现存材料，当时丁氏光顾的杭州书肆，除前揭弼教坊沈雨溥书坊、保祐坊小瑯嬛温凤庭书肆外，尚有周氏瀚海堂。《温氏母训》高均儒跋称：

五月初一日，均儒过头发巷松生家，始见汇西。汇西时为松生缉治旧书，谈甚洽。汇西与其兄莲舫为书贾，其肆曰瀚海堂，在贡院西青云街。八月，汇西买得书籍碑帖数十百种，松生之兄竹舟偕均儒往其肆，省择颇有善本。九月二十五日，杭州被围。十月初三日，竹舟、松生移均儒寓其家。汇西日仍缉书，莲舫时辄携酒来饮，语次烦焦，相为咤叹。……汇西讳京，未知有子否。^[25]

咸丰十年（庚申），周京之兄莲舫还曾为丁氏购得徐乾学旧藏“宋淳祐刊本”《昌黎先生集》。书未运至杭州，太平军即已攻破杭州。周氏保管此书，直至战事平息。事见《丁志》卷二四该书条：

此周莲舫为余购自关晋卿侍郎家。光绪庚申之春，书未携归，杭城遭寇。事稍定，莲舫捆书避至瓯郡，又遭会匪之变，竹笥虽被刃裂，书迄无恙。同治甲子，书还故庐，洵有神灵呵护也。^[26]

杭州城破之后，丁丙曾作《岁暮杂怀》，感怀故友，中有《周莲舫》一首，称：“宋元明版真初印，丧乱何曾值一钱。不及红蟫能果腹，破书堆里傲神仙。”^[27]可知双方过从甚密，丁氏视之亦不同于普通书估。

（三）已知仅存的八千卷楼早期藏书

今藏浙江图书馆的乾隆刻本《远村吟稿》是已知的唯一现存的八千卷楼早期藏书^[28]。此本主要特征如下：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一册。钤“嘉惠堂丁氏藏”白文扁方、“八千卷楼”朱文长方。扉页有“民国廿五年五月杭县丁宣之捐赠”一行^[29]，下钤“展菴”朱文方印。卷末有丁丙手跋二则，是反映八千卷楼早期情况的重要史料，全录于下：

去春二月花朝，与陈次农表叔同客云间。闻安吉之警，临归，船将樀，出令先祖远村先生诗集为赠，且云版已毁于竹竿巷旧宅矣。余归杭四日而贼至，越九日而城破，迟三日缒艮山门，走云间。杭城旋克复，时大营犹未溃也。闰三月十七日，金陵豕突，直窜姑苏，云间亦于五月十三日不守。复与次农避青浦。二十七日松郡收复，次农方遭北茔之痛，忧劳瘁发，竟于六月十七日化去。自云间再陷后，避南汇，病疟七十日，腊尾二十四日甫航海抵甬。今春正月抵故园，重理书卷，检及是编，不胜故人敝纸之感矣。远村先生尚有《南山射弗回雪夜读道书图》，为华新罗所绘，如金寿门、王茨檐、曹荔帷、沈学子、汪槐塘诸先生皆有题咏，于去年兵燹失去，未知明珠尚能合浦否邪。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居围城中已四十五日，援军不至，粮绝兵饥，饿殍满道，虽一城鼎沸，余则一息尚存，藉此破闷。无所住庵丁丙记。

寒家劫前藏书可三万册，辛酉冬悉化去。同治甲子克复后，百计搜故藏之书，无一完璧者。越十载，甲戌二月望，出北郭求医，偶至普济堂，遇张叟，以余旧物，郑重见归，三万册中之一也。噫！三万册而仅获适一，而余兄弟暨眷属凡六人，居然生全，可不谓之厚幸也夫。是岁秋八月二日装成，因记，田园主人丁丙。（下钤“丁”朱圆小印）

（四）八千卷楼早期藏书的损毁

就在丁氏兄弟着力搜访、邺架日富的同时，酷烈的太平天国战争也在进行之中。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攻破杭州，丁氏家族慌忙逃亡至松江。太平军首克杭州之后，旋即退出。丁氏家族遂于次年正月返乡^[30]。

此役杭州被创未重，八千卷楼藏书亦未全毁。因而丁丙尚得“重理书卷”，收拾丛残。然至十一年九月，太平军卷土重来，再次围攻杭州。身处围城，丁申、丁丙兄弟在忧心忡忡之余，仍孜孜于典籍，不失文献家本色。光绪二十三年，丁丙回忆称：

咸丰辛酉仲冬，粤西之寇环攻杭城，战守两穷，城中人唏嘘待尽而已。时秀水高伯平先生寓寒舍，因相事校书以消忧愤。一日，邵位西枢佥来，言及《淳祐志》姚仲芳处有之。托其假归，凡抄四册。取《研经室外集》所列是书提要对核，门目不同，又中志宋事不书国朝而书“宋”字，疑书估伪抄为利者。遂璧还之。未几城破，位西、仲芳殉难。^[31]

甚至在陷入断炊困境、濒临死亡之际，丁氏仍不忘搜求书籍，《丁志》卷五旧抄本《说文解字韵谱》解题中有一处令人感动的描写：

犹忆咸丰辛酉十一月中旬，粤匪久围杭城，时已绝粮。陈季鸿表丈为其友黄凤超持以易米，余家亦断炊，因重其书，勉赠米数溢，而领其书。阅数日，城陷，书定付之浩劫矣。

至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二度破杭。丁氏家族逃往城外，三世藏书遂被扫荡一尽。其中幸免者，据称“仅掌六公日夕披玩之《周易本义》一书”^[32]。逃亡途中，丁丙感怀兴叹，作《八千卷楼藏书》一首，痴心祈求藏书幸脱战火：“弟兄兀兀抱书痴，谏果回甘味独知。未必祖龙都毁尽，尚期得者宝藏之。”^[33]

然而不幸的是，丁丙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这场战乱使八千卷楼藏书扫地而尽。目前所知丁氏旧藏战后幸得珠还者，惟有前揭《远村吟稿》。据前引丁丙手跋，可知重获此书时在同治十三年（甲戌）。除此之外，丁氏兄弟虽然努力搜访，却一无所获。乾隆戊寅刻本《禁林集》光绪五年丁丙手跋即称：“丙遗书数万卷，劫后百计搜罗，无一还璧。”^[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