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批判的意识与怀疑的态度对翻译史研究极其有益。因此，翻译史研究者在利用间接翻译史料的时候，必须常怀批判意识，不能偏听偏信。研究者要带着怀疑精神，对任何间接翻译史料都不轻信、不盲从，而是应当如杜维运所说的那样，做到“考而后信”。其次，多方证实或证伪是必要的程序。傅斯年指出，间接史料的错误疏漏有赖于“可靠的材料”的更正与补遗。
首先，批判的意识与怀疑的态度对翻译史研究极其有益。傅斯年指出：“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33]正是因为间接史料的准确性与可信度比不上直接史料，所以兰克才提出要“对资料持批判态度”。[34]间接翻译史料还经常为人们所增删更改，存在着种种疏漏错误之处。因此，翻译史研究者在利用间接翻译史料的时候，必须常怀批判意识，不能偏听偏信。研究者要带着怀疑精神，对任何间接翻译史料都不轻信、不盲从，而是应当如杜维运所说的那样，做到“考而后信”。[35]
试以《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为例。该书在外国文学中译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一本内容丰富、极有助益的间接翻译史料大全。但是，该书所论存在不少颇可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称穆敬熙（即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自私的巨人》发表在1920年“12月25日《新潮》第3卷第1号”上。[36]但查阅原刊可以发现，《新潮》第3卷第l号其实出版于“民国十年十月一日”（即1921年10月1日）。因此，研究者在利用该书时不能不对其加以鉴辨。
其次，多方证实或证伪是必要的程序。傅斯年指出，间接史料的错误疏漏有赖于“可靠的材料”的更正与补遗。[37]一般情况下，“可靠的材料”当然是指准确性与可信度最高的直接史料。但是，有时候，研究者无法搜集到足够的、必需的直接史料，就只能以其他间接史料作为旁证，来进行证实或证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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