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法介入体育争议
前述加拿大利用ADR方法解决体育争议的制度能否排斥法院的管辖权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此类解决机制不能完全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在加拿大，包括体育组织在内的组织实体有充分的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但是，作为一项原则，有关的当事人在寻求法院的救济之前必须用尽本组织内部的救济手段。[100]还有就是，根据有关规则的规定，SDRCC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一个具有“最终和有约束力”的争议解决机制。[101]尽管该机制的运作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其采纳和应用是以接受政府资助为条件的。加拿大的许多体育组织都是依靠政府资助运作的，而其中大多数资助又是来自联邦政府。因此，在没有联邦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这些体育组织根本不可能运转，这也就使得利用SDRCC解决体育争议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102]笔者相信，随着运动员对自己权利的认识逐渐增强以及体育运动的日益商业化，对现有的争议解决机制的要求会逐渐增加。针对目前加拿大的情况，一个解决加拿大国内的体育争议解决体系确实是必须的。但是按照常理，对SDRCC的裁决不服而上诉到法院的，法院还是可以行使管辖权。
总之，加拿大的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处理的争议还不是太多。尽管如此，仲裁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譬如可以审查有关体育组织的裁决，可以提出救济的方法，甚至可以达到体育组织相关规则的效果。然而事实上，很明显，SDRCC的仲裁员这样做有点勉强，他们的审查权是有限的，也即只有在有关的体育组织作出决定时是否遵守了有关的政策以及恰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仲裁员才可以行使审查权。从这种角度来说，SDRCC的审查权是很窄的。只要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定是善意的并得到恰当的遵守，仲裁员就会尊重这些体育组织的裁决。[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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