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教授主持重写《中国文学史》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章培恒教授主持重写《中国文学史》

何　倩

一

说起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缘由，章培恒教授谈到了他的一段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讲授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过程中，他发现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但历代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评价都不高，这个现象涉及的两个问题引起他的思索。一是怎样评价文学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映社会矛盾的文学作品不多，如按一般的传统观点去看，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评价必然不高。二是怎样看待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即文学作品在现实中的作用与历史作用的异同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涉及文学历史的发展，也涉及用什么标准评价文学作品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后，他感到文学的作用地位与文学标准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文学史上有些作品地位并不高，但对文学的发展以及后代的影响却是积极的，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应该怎么看待？结合这一时期他从事研究的主要方面——元明清小说、戏曲所涉猎的作品、资料，引起思索的问题就更多了。文学史上评价不高的晚明文学中新的东西，显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个性和自由的作品有某些共通之处，虽然在对人的观念、自觉性问题上有所不同，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人”被贵族化，而晚明文学中的“人”却具有市民性，然而在肯定人的个性上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明清文学特别是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有相通之处，晚明一些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等人的思想，对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作品。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潮流冲击下，当时也产生了郁达夫、冯沅君、庐隐、丁玲等一批新潮作家和颇具个性色彩的作品。谈到这里，他说：“从晚明到五四之间一百多年，中间走了一大段弯路，如果直接发展，那么中国文学的进程可能会更快些。”

学界认为这是章培恒的独特发现，他却说：“这一点并非我的发现，在30年代已有人提过，只是未引起重视，近四十余年更不被提起而已。”以这条线索来探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章培恒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缺乏反抗性和叛逆色彩，政治和伦理色彩浓厚成为其特点，而这正是与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相联系的，因此不值得给予太多的肯定。他说，“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忧国忧民，尽管应该承认他对现实作过尖锐的批评，但他又是很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和欢迎的。再如以原道、征圣、崇经为文学最高原则的《文心雕龙》，以‘文以载道’为口号的唐宋古文运动，究竟在文学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还是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的”。他又说，“相反，那些多多少少表现出与‘文以载道’的倾向相反的作家，他们那些富于个性和感慨色彩的作品，常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或共鸣，历千秋万代而光芒不减，虽然在文学史上评价不高，却更值得引起注意”。

章培恒感到文学必须体现人性，要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着重指出：“人的个性或者说人性本身是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这就带动了文学的发展。评价作品的标准，应是作品感动读者的程度。越是能在漫长的世纪、广袤的地域，给予读者以巨大感动的，作品的成就愈高，在文学史上应有它的地位。”这是他这一时期研究思索所得出的结论。为此，他萌发了重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念头，但当时并不想付诸行动，80年代初期国家教委让他主编大学文科自学教材《中国文学史》时，他还是想与传统观点取得一致，但在编写实践中越来越觉得无法与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合拍。在与骆玉明以及葛兆光等教授的磋商中，重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想法就这样逐渐酝酿成熟了。

二

“章培恒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古汉语、史料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能够从整体立场来看待个别、具体的问题，能够随时在一些不同的领域打开新的门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外国文学的知识，更使他的学识具有多面性和整体性”。骆玉明教授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段对章培恒教授的评价性文字是十分确切的。作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之一，章培恒在学术上的新见是与扎实的治学功力、深厚的学养底子分不开的。

12年前，他的专著《洪升年谱》一问世，就以丰富的材料、翔实的考订以及他在该书前言中提出的独到见解而引人瞩目，博得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时隔12年，他已双鬓花白，但对问题反应之敏捷，思辨之精密，却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80年代以来，围绕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研究，他发表的专题学术论文达20余篇。注重实证，精于考据，追根究底，不为公认的结论所束缚，几乎是他写文章的一贯特色。例如他在《试论凌濛初的“两拍”》、《论〈金瓶梅词话〉》两文中，对明代市民阶层的思想和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简单化地把小说中某一内容情节指为“糟粕”，是不妥当的。他认为，作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其基本内容，是对于“人欲”的肯定和对于个性的尊重，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处于对立的地位。就其实质来说，这一思潮乃是当时市民阶层要求的体现，即好货、好色。文学方面体现这一思潮的，则有汤显祖和三袁（宏道、宗道、中道）、冯梦龙等人。凌濛初属于这一阵营中的一员，具体体现在“两拍”的思想倾向上。

而对于《金瓶梅》，他认为，在我国小说史上这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将《水浒传》与《金瓶梅》对比分析，认为前者中被害死而又无抵偿者只有林冲娘子一人，总的来说是害人者遭受恶报，正义伸张，人心大快，这就给那个时代的现实涂上了理想的色彩；而在《金瓶梅》中，却有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显示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并未涂上理想色彩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真实。他说：“在这以前或同时的我国小说中，没有一部能那样深刻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他还通过对西门庆、李瓶儿、宋蕙莲这三个人物的分析，肯定《金瓶梅》“以描写人物为主，故事情节也转为平淡无奇”的创作原则，带来人物性格的复杂化，使之“更为真实、生动和丰满”；即便书中那些他认为今天不应作这样描写的性行为，当时出现“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它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反映，且与当时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想有关”。

“以抽象的伦理道德判断去看待历史和文学现象，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是章培恒一以贯之的观点，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说“冲冠一怒为红颜”》一文同样显示了这一点。清初大诗人吴伟业的名篇《圆圆曲》历来被评价为“对吴三桂讽刺之意”，而章培恒却联系晚明思想认为此句有赞美之意。具体说来，这首诗告诉人们的是一个动人而又悲惨的故事。其动人之处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计利害、为“红颜”而战的行为；悲惨之处在于，不仅吴三桂全家“白骨成焦土”，而且带来全国性的浩劫。所以“吴三桂当然是罪人，但陈圆圆被杀后，他应低声下气、忍辱偷生么？”

这些见解当然是有悖于常规的。当谈到这一点时，章培恒说：“迄今为止多数人对明代文学的看法，是在没有对明代文学史料进行认真清理的情况下得出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文艺观，尤其是清人对明代文学评价的影响。实际上，明代文学充满了新的思想萌芽与旧的思想的冲突，其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意义的。”

了解章培恒的治学道路，就知道他迈出的每一步，在他生命的历程中都有很深的意味。章培恒于1954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当过蒋天枢教授的助教，研究古典文学。蒋先生出身于清华研究院，是陈寅恪先生最信得过的门人，素以治学严谨、学问扎实却不轻易著述而闻名。他要求章培恒，研究古典文学，首先要打下经学、史学及语言文字的扎实基础。遵循师教，21岁的章培恒从《说文》、《尔雅》、《通鉴》和二十四史开始研读，虽然资质聪颖，在学问上却用最拙笨的方法，一部一部、一字一句地咀嚼、消化，积聚了厚实的国学底子。在此基础上，他博览群书，广泛而有重点地涉猎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同时对版本目录、校勘等细心探究，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章培恒还有计划地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如马克思的《神圣家族》、《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等，深得要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本原理给他的思想插上双翼，使之更加灵动活跃。诸如马克思对人的重视，《资本论》中关于“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是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为了跟人的本性一致，使人性能得到充分发扬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实际是为人性充分发挥及解放创造条件，而不是使人的解放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观点，在他研究古代文学中时时发挥作用，使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探究更具有洞察力。立足点高了，见解也就不同一般。“在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要求文学彻底摆脱工具性的附属地位，在人的意义上确立文学的价值观”这一观念，如同一根红线逐渐贯穿于他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中，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设想，也就在这一探求思索过程之中，一点一点明朗起来。

三

“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章培恒如是说。虽然而今书已写就，三大卷共100万字。可是，他谈起来却并没有半点松口气的样子，他依然认为“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实践与这目标之间肯定存在着差距”。

这不是过谦之言。从他为这本书所写的导言中透露的总体构思，可以体会他这么说的原因：“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给人们的，应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营养，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

也就是说，在体例构架上，这部文学史无异于我们已读过的同类著作，从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逐年逐代排列下来。然而在其内涵上则大异于以往，而有了新的发展。换言之，凡涉及历史上一系列文学现象，包括作家和作品审美情趣等等，都有一个如何以人的自身发展为尺度重新估价的问题。对参与这部文学史写作的10余位南北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几乎每写一章一节都要仔细推敲。对于为数众多的先行者在这个领域长期辛勤耕耘的成果，以及海内外许多专家的研究见地，他们通过分析，有的吸收，有的扬长避短，有的则重抒新见，这方面的爬梳撰写所花的力气，又岂止是艰辛两字所能概括的。

在骆玉明教授执笔写就的题为《向新文学推进》的该书终章，洋洋洒洒万余言，将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叙述得一目了然。其中一些主要观点与章培恒的思路是一致的，如关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要求是人类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东西，它不可能被否定人性的专制制度完全扼杀”，“对人的肯定，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平凡的生活本能、欲望和建立在这之上的生活情感的肯定，这意味着人才是其自身的本质和价值的尺度”，以及对明清文学区别于前代文学的显著特色，其中最为突出且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关系最为明显的，是一系列肯定性欲、赞美爱情的作品的分析，由此得出“情和作为其基础的‘欲’原本是人性的最活跃的因素，它在文学中的活跃，直接表现了对人性和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些，都与章培恒所写的‘导言’中阐述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在表达方面却另有特点，应该说他的文字更带有现代评论的色彩，表达上似乎更为直接。章培恒和他在写作时各干各的，并不通气，写出来却是首尾呼应，相得益彰，可见他们师生之间思想和学问传承上的默契。

重写的《中国文学史》凝聚着研究的成果。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不是一下就能得出定论的。如何看待其成败得失，书出版后自有专家学者们评说。只是在当时学术气氛不那么浓郁的景况下，章培恒为首的这10余位学者孜孜以求、勇于探索的精神，似应大书一笔。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第一境界，是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第二境界，是为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第三境界则是达到理想，豁然开朗，此为最不易做到的一步。而章培恒教授在几十年学问探索的道路上，不时有新的发现，应该说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已逐步达到这一境界。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