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重写稿

公元10世纪^［75］，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一位不知姓名的抄写员誊写了阿基米德的3本著作：《方法论》（The Method）、《十四巧板》（Stomachion[10]）和《论浮体》（On Floating Bodies）。这可能代表了当时希腊数学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其中，公元 9世纪的希腊几何学家利奥（Leo）对此贡献巨大。但是在1204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期间，士兵在财政支持的诺言诱惑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此之后的岁月里，人们对数学的热情减退了，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东正教的分裂成为了事实。在 1229年前，阿基米德著作的这份手抄稿经历了辗转曲折的“悲惨命运”。由于它所用的纸张是上好的羊皮纸，可以被重复利用，因此它们被拆散开来，上面的文字也被清洗干净后，又被重新装订成了基督教徒所用的祷告书。抄写员艾奥奈斯·麦伦那斯（Ioannes Myronas）^［76］于1229年4月14日完成了这本祷告书的抄写工作。幸运的是，对原始文本的清洗并没有完全让它们被彻底清除掉，图3-3展示了这批极其珍贵的抄写稿中的其中一页，图中手稿里横排书写的文字是祷告书的内容，而竖写的文字则是阿基米德数学著作的内容。一直到公元16世纪，这本重写稿——意指重复利用的文档——被圣莎贝思修道院收藏，它位于圣地（巴基斯坦）伯利恒东部。截至公元19世纪前叶，这所修道院的图书馆收藏了1000多页这种手稿。由于其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已经十分模糊，阿基米德重写稿被再次送回了君士坦丁堡。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著名的德国圣经学者康斯坦丁·戴辛多夫（Constantine Tischendorf，1815—1874）（现存最古老圣经手抄本的发现者）参观了座落于君士坦丁堡的圣墓大教堂（它是希腊礼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分院），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份阿基米德重写稿。戴辛多夫一定是发现了那本祷告书的文字下若隐若现的数学公式，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以致于他竟然想办法从中匆匆偷了一页。1879年，戴辛多夫的遗产继承人把这页文稿卖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

图3-3

1899年，希腊学者 A.帕帕多普洛斯·柯瑞莫斯（A.Papadopoulos Kerameus）将收藏于圣墓大教堂的所有手抄本进行了分类编目，阿基米德重写稿被编为 Ms.355 号。帕帕多普洛斯·柯瑞莫斯能够读懂其中的几行数学原文，也许是意识到了它们背后隐藏的重大意义，他把这些数学文字印在了他的编目手册中。这批极为珍贵的手抄本的保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些数学表达式引起了丹麦语言学家约翰·路维·海伯格（Johan Ludvig Heiberg，1854—1928）的注意。海伯格经过仔细辨认后，认为这些文字是属于阿基米德的。在1906年他参观伊斯坦布尔期间，又仔细检查了这批手抄本，并为它们拍了照片。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研究后，他公布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其中有两页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另外还有一页人们只见过它的拉丁文版本。尽管海伯格已经能够阅读，并在后来他所写的一本关于阿基米德著作的书中发表了重写稿的部分内容，他还是未能完全传达阿基米德著作的原意。可惜的是，1908年后这批手抄稿从伊斯坦布尔神秘地失踪了，后来又突然出现在一个巴黎人家里，而这家主人宣称自从1920年起他们就拥有这部手稿了。由于保存不善，阿基米德重写稿遭受了某些不可修复的破坏，而且先前海伯格发现并破译的那3页手稿也一起遗失了。另外，在1929年后，有人在其中4页上画了4幅拜占庭风格的图画。最终，拥有阿基米德重写稿的那个法国家庭将它送到了克里斯汀拍卖行进行拍卖，这引起了巨大争议。关于阿基米德重写稿所有权的争论甚至在1998年闹到了纽约联邦法庭，希腊东正教会主教声称这批手抄本是 1920年左右从教会的一所修道院中被偷走的，但法官最终裁定它们属于克里斯汀拍卖行。随后，阿基米德重写稿于1998年10月28日在克里斯汀拍卖行进行了拍卖，并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家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位买家将阿基米德重写稿送到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属美国马里兰州）的沃特斯艺术博物馆，在那里工作人员对手稿进行了很好的保养，现代影像科学家使用了早期研究者所无法拥有的工具和装备对它们进行了彻底检查，借助紫外线、多频谱影像，甚至是X射线（在斯坦福同步辐射实验室，它们被科学家仔细地分析）的帮助，科学家们已经破解了部分阿基米德重写稿的内容，这些内容过去从来没有人见过。在本书写作期间，对阿基米德重写稿的保护、破译和学术研究还在继续。我非常荣幸地与从事阿基米德重写稿保护与研究的科学小组见了一面^［77］，图 3-4展示的是他们正在准备用各种不同波长的光线照射手稿。

图3-4

围绕阿基米德重写稿曲折经历展开的戏剧性故事，让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几何学家的研究方法有了粗略的了解，但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