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默吟看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

◎石小寒

《四世同堂》是老舍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他用北平一条普普通通的胡同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缩影,以雄浑而强健的笔力描绘出一部可歌可泣、可悲可赞的抗战史。全书共写了一百三十多个人物:他们中有教员、教授、诗人,也有拉车的、唱戏的、“窝脖儿”的、“摆台”的、“打鼓儿”的、剃头的、看坟的、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物不是匆忙的过客,也并非简单的出场。无论是和蔼宽容的祁老人、知书明礼的祁瑞宣还是奸佞无耻的冠晓荷、凶悍霸道的大赤包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老舍作品人物的集体登场,他所能想到的人物悉数亮相,共同演绎了抗战时代一部中国人物志。在这些人物之中,钱默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

一

钱默吟之所以值得关注,当然是由于他的与众不同。和小羊圈胡同里的芸芸众生相比,钱先生身上显然具有一种神性光辉,在他的身上,读者经常感受到耶稣的存在。在文中,作者多次借人物的感受直言钱默吟的神性。钱先生出狱后,瑞宣感到“钱诗人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陈野求眼里,他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有学者发现钱默吟的神秘,认为“钱默吟潜出之后,采取时隐时现的斗争方式,有着较浓的传奇色彩,常常给人以神秘之感”^[1]。这也增加了钱先生的神性。也有学者注意到“老舍在描写钱默吟时,一方面明显是在刻意使用‘十字架’的字眼来凸显他的基督精神”,^[2]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与钱诗人十字架命运的关联,在写冠晓荷带着日本宪兵抓捕钱诗人时,将向日本人出卖钱诗人的冠晓荷比为出卖耶稣的犹大:“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文字看似那么的随意,却将‘光明与黑暗’这一《圣经》主题彰显出来。”^[3]这种感受都是很有道理的。

事实上,老舍不仅赋予钱默吟基督的精神和《圣经》的内涵,而且是将钱先生按照耶稣来塑造的。

首先,他们的出现都具有相似的背景——异族入侵,同胞命运悲惨,愁苦无望,他们有相似的意义和工作。史载公元前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在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多次举行暴动、起义,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了。他们觉得悲观、失望、苦闷,前途渺茫,迫切希望有个救世主来到人间,把他们拯救出苦海,耶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钱默吟则出现在日军统治下的北平,同样具有光明降临、希望出现的象征。耶稣诞生后,即肩负起历史和宗教的使命,他不辞辛劳,在耶路撒冷等地传教,其主要布道对象是平民、商贩、妓女等下层民众。钱默吟也是主要从事“传道”和动员工作,甚至连动员对象也大体吻合。钱先生直言:“大概的说:苦人比有钱的人,下等人比穿长衫的人,更能多受感动,因为他们简单真纯。穿长衫的人都自己以为有知识,不肯听别人的指导。”^[4]他成功地说服了刘师傅、高弟和桐芳,这些都和耶稣的传教对象一样。

其次,老舍还让耶稣的几个经典情节在钱默吟身上重现。如冠晓荷出卖钱默吟,似乎有意识地重现犹大出卖耶稣那一幕。为了衬托钱默吟的耶稣性质,老舍甚至赋予冠晓荷犹大的特征和性格。门徒中犹大比较聪明,同时他也以此自负,认为其他人远不如他。他认为他们既没看清自己的机会,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处境。这和冠晓荷的精明是很相似的,开始他总想通过钱默吟的书画达到他向上攀爬的目的,犹大也是希望借助耶稣谋得高位。冠晓荷爱钱,犹大同样贪财(在耶稣身边,犹大掌管财务)。当他为组织做工作时,他往往从掌管的钱中拿些出来给自己作酬劳;而冠晓荷当了里长后,也极力打着为乡亲服务的旗号给自己谋财。甚至冠晓荷的死源于肚疼也多少和犹大死时肚子爆裂有些“巧合”。

除了“出卖”这个情节相似之处,“复活”也有迹可循。被犹大出卖后,耶稣遭到严刑拷打,钉在一根水平的木梁(十字架)上死去。然而,他三天以后复活,返回不久前自己遇害的那座城市耶路撒冷。《四世同堂》不是神话传奇小说,老舍不可能让钱默吟神奇复活,但他却让钱默吟熬过了酷刑,活着走出了监狱,并且“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了重生和永生”。似乎为了弥补这个情节所缺失的死亡气息,老舍在钱先生重新出现人间的时候安排了他儿子的葬礼和他老伴的自杀,几乎斩断了钱默吟的世俗关系。当然,这也许只是戏剧的巧合。但在功用上,钱默吟的再次出现却基本相当于耶稣的复活。须知,耶稣来到世俗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死而复活,这是他神性最重要的证据。在《圣经》中,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四福音书中的门徒们,因耶稣的受难而陷入绝望;耶稣复活后如《使徒行传》所写,门徒们一扫怯懦、颓废之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继续从事传教工作。钱默吟的出狱(复活),产生了类似的效果,无论是瑞宣,还是高弟、桐芳都深受鼓舞,如重现曙光那般振作了精神。

除了这些经典情节的重现,老舍还让钱默吟和耶稣直接发生联系,坦言自己过着耶稣般的生活。瑞宣问老人(钱默吟)怎么生活:

老人微笑了一下。“我?很简单!我按照着我自己的方法活着,而一点也不再管士大夫那一套生活的方式,所以很简单!得到什么,我就吃什么;得到什么,我就穿什么;走到哪里,我便睡在哪里。整个的北平城全是我的家!简单,使人快乐。我现在才明白了佛为什么要出家,耶稣为什么打赤脚。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现在,我摆脱开那些累赘,我感到了畅快与自由。剥去了衣裳,我才能多看见点自己!”^[5]

这段话中直接出现了耶稣,而耶稣也对门徒们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马太福音》第6章,第25—27节)钱墨吟和瑞宣的对话正如耶稣对他的门徒一般。

尤为重要的是,老舍赋予钱默吟“审判”的功能。“末日审判”是《圣经》的核心构成,直接关系到天堂地狱的终极意义。而能够对人“审判”的,唯有神。请看钱墨吟的话:“我的话不是法律,但是被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6]这钢铁一般硬硬的几句话使瑞宣微颤了一下。如果说这句话仅仅是让瑞宣“微颤”的话,那下面的话足以让整个民族震颤了。钱默吟说:

这次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7]

这显然具有了神性审判的意义。整个中华民族都在战火中接受审判,那些如冠晓荷、蓝东阳之类的邪恶奸淫之徒必将下地狱,唯有那些经过战火的淬炼和道德审判的人才能获得进入天堂的资格。

《四世同堂》中的这些隐喻或者暗示,都在提示着钱默吟和耶稣之间的联系。尽管我们不能断然下结论说钱默吟的原型是耶稣,但至少,他身上所体现的“基督神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

老舍在钱默吟身上倾注了太多的理想。他试图把钱默吟塑造成一个具有新文化的国民,遂煞费苦心地创造了一个新文化的承载体。这个承载体容纳了他所了解的一切文化的优良特质,于是我们在钱默吟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耶稣的神性,而且是一个无与伦比(道德上)的理想人物。

钱默吟是一个具有道家隐士风范的诗人。他与世无争,知书达理,谦恭和气,“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叫人觉得舒服”。他永远不说一句粗话,“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别人和国家的事情”。他很少出门,邻居来也很少回访,像个大隐于市的诗人,如果没有战争,他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在这个田园诗般的处所里安度一生。钱诗人的生活很像老子所言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桃园世界。

他也是一个具有儒家精神的大丈夫。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钱默吟被捕入狱之后,惨遭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但敌人的刺刀皮鞭没能使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屈服,反倒激发出他身上固有的气节,那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正义和美德。

他还是一个墨家学说的践行者,一个刺客、一个战士。入狱前,是耽于诗书、无所事事的清流,出狱后,则是讷于言长于行的侠士。他隐匿于北平,行迹无定,相机而动,竟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敌人的庆功宴上,毫不犹豫地掷出炸弹,造成日伪汉奸的大量伤亡。此等壮举可与古代刺客荆轲、聂政相提,与专诸、要离并论。

最后,钱默吟住在破旧的寺庙里,从明月和尚那里感受到佛教的真谛,他坦诚:“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的消灭战争。”“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

粗略算来,钱默吟身上的文化内涵至少包括基督教、佛教、儒家、道家、墨家等五个方面,几乎囊括了老舍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老舍希望通过钱默吟这个理想人物表达他对理想文化的建构。这种努力并非偶然。理想人物似乎时断时续地出现在老舍创作中。

比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他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同时不乏实干精神,他不断劝诫同学要求学务实,真正踏踏实实做些事情。他最后刺杀军阀虽然遭到失败,而其为国捐躯的精神、悲壮的牺牲却唤醒了周围的同学:武端决心力阻市政局拆天坛,莫大年返回乡下照顾李景纯的母亲。李景纯同样是具有耶稣式的牺牲精神的理想人物。

再如《二马》中的李子荣。他在国外生活多年,受英国科学文化知识的熏陶,成为具有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现代青年。他精明能干,求真务实,敬业爱国,既保留了本民族谦和、宽厚的做人态度,又吸收了英国人务实、严谨的做事态度。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精神,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还有《猫城记》的大鹰,他是猫国绝无仅有的不吃“迷叶”的人,是健康、富有洞察力的象征。在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大鹰尽管意识到猫国的灭亡不可避免,但他还宁愿拿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来对抗敌国的入侵。死亡之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国家的命运转机。他是一个伍子胥样的英雄,具有“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气概,悲壮而不失豪迈。

倘若将此类人物扩大一下,我想至少还应该包括:赵四(《老张的哲学》)、丁二爷(《离婚》)、瑞全(《四世同堂》)。这类人物尽管身份迥异,性格也千差万别,但都具有道德上的完美性,或具文化上的理想性。这些人物和《四世同堂》的钱默吟一道构成了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序列。这类人物的流变,自然也反映出不同时期老舍对新的社会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从形象模糊的刺客(赵四、李二爷)到渐渐清晰的李景纯、李子荣、瑞全,再到几乎兼容并包的钱默吟,可以看出老舍的进步和思考的日益成熟。应该说,理想人物塑造是老舍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

然而文学艺术的悖论也恰在这里——人物形象的理想化不等于艺术塑造的成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仅具体形象塑造不甚成功,还影响了作家艺术才华的发挥,影响了整部作品的气韵饱满生动。综观老舍笔下理想人物塑造,都差强人意,也都出现了这种连带效应。

《赵子曰》中的李景纯说教化、概念化痕迹明显,远不如赵子曰、欧阳天风等人令人印象深刻。李景纯的出场总会失去老舍故有的幽默感,他义正词严地端着面孔说话,不但赵子曰等人觉得别扭,读者也看着别扭,读着无趣。《二马》中的李子荣有想法,短行动,缺少个性色泽,他既不如老马幽默招笑,也不如小马坦率可爱。他和李景纯一样,出现的意义在于宣示老舍的主张,他们不是有生命的形象,而是老舍思想观念的传话筒。老舍本人曾对作品中的人物做过对比,他也觉得:“马威这正是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儿也不能像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8]而《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更是单薄,甚至让读者形不成完整的印象。《四世同堂》花费大把笔墨塑造理想人物,力图把钱默吟塑造成一个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并煞费苦心地解释了钱默吟性格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但他仍然不算出彩。就其性格而言,不仅明显不如瑞宣、祁老人、韵梅等主要人物形象丰满,甚至连丁约翰、大赤包、金三爷这类的次要人物也不如。读者所感受的不是人物的生命表征,而是作者的文化理想。钱默吟的存在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过多内涵不仅没让人物变得丰满厚重,反倒更显凌乱和苍白,因为缺少生命和灵魂。

事实上,理想人物塑造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毕竟,古往今来小说人物史上也罕有成功的理想人物,那种“高大全”的形象远不如一个招人嫌的丑角或是一个有缺点的战士更容易出彩。结合老舍理想人物塑造的欠缺,我认为个中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理想人物缺少侧面。由于作者给这类人物设置了理想的定位,形象必将走向完美,由此可预见的就是人物单一化、平面化。而文学创作需要的是祥子、虎妞、沙子龙这类多面人物。好的人物总是能随着剧情的展开不断展示其多重性格和复杂的心理世界。既让读者觉得合情合理,又印象深刻。这类人物都不是道德完美的君子贤人,甚至不好判断人物的归属,好人坏人都难以说清。因为人性原本就是十分复杂的。

其次,理想人物过于突兀。比如李景纯,他和赵子曰周围的人物完全不协调,整部小说一轮转到他那里就显得别扭生硬,如同浑浊的天幕上打出的几道闪电,闪亮刺目,但稍纵即逝,无法与整个作品的艺术氛围融为一体。李子荣同样破坏着小说的整体性和协调感,往好里说,他具有中西合璧的道德感和实用性,往坏里说,他有点不伦不类,就像马则仁所感受的那样,隔膜、别扭。至于钱默吟,他不像大杂院里的人,甚至过度的“耶稣感”让他不像一个中国人。究其原因,在于理想人物本身和小说环境、其他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隔膜。这是理想与现实的隔膜,实有与虚无的隔膜,经验与幻想的隔膜,说到底,是创作规律与主观理性表达的隔膜。

再次,理想人物的理想性决定了塑造这类形象,作家要离开创作规律凭空而造。任何一个作家都擅长塑造自己熟悉的人物,老舍也不例外。他塑造得最好的人物形象是他最熟悉的——车夫、拳师、小职员、下层旗人。甚至有些人物就是他自己,他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他知道他们的生辰八字,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想什么做什么,所以写得好。但理想人物却无所依傍,只能凭借主观想象设计。老舍在现实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是赵子曰,是老马,而不是李景纯和李子荣。钱默吟更是无处可寻,只能拿耶稣作为原型加以修改。所以有学者指出:“有时他也因自己的不熟悉而破坏了他的熟悉,更具体地说,他没有在必要时回避自己的不熟悉,而是用了一些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描写,破坏了形象的真实感。这样的缺点,主要表现在钱默吟和瑞全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上。”^[9]

理想人物的塑造原本就是作家创作的“陷阱”。往小里说,会造成单个人物的不成功,往大里说,有可能造成整部小说的失败。当然,文学创作并不拒绝理想,理想人物也非人物塑造的“死敌”;文学史上也不乏因为理想人物而成就作品、提升档次的事例。是否塑造理想人物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塑造。而令人沮丧的是,老舍所塑造的这几个理想人物往往具有连带效应,甚至可以判定,凡是出现过这类理想人物的小说都算不上成功。早期作品如《赵子曰》和《二马》,莫不如此,就连《四世同堂》相对于《骆驼祥子》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瑕疵。

假如说前期的“二李”塑造,是由于老舍艺术经验的欠缺,源于他对中国新文化建构的思考尚不成熟,那么到钱默吟这里,他已经具有足够的人物塑造的经验和能力,自无需多说;而此时的老舍对战争、对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片面的激情式的思考,不再寄希望于一两个刺客或者实干家解决问题,而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战争的洗礼,对人性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于是出现了钱默吟这个人物,他身上几乎包含了中国文化和外国宗教几大思想类别,无论是对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均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思考。^[10]但通过上文分析我们感觉到,钱默吟不算成功,过于复杂的文化内涵和急切建设的心态致使《四世同堂》这样一部大书失去了艺术家应有的从容。老舍本人那种焦灼、急切、紧张的心态传递给读者,致使他的艺术创造出现了诸多瑕疵。

倘若是在创作初期,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也许老舍并不了解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奥秘,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而经过二十几年创作,而且已经写出过《断魂枪》《骆驼祥子》这样经典作品的老舍就不该有这类失误。他肯定比我们更了解创作规律和奥秘,更了解他自己熟悉擅长的东西,他应该知道他不长于文化建设和理想设计。就像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走出去的马则仁对于英国文化存在巨大心理障碍一样,建立在北京市民社会经验基础上的老舍创作对于理想人物塑造一直都感到吃力。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正如他说:“我自幼贫困,作事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甚远,假如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11]老舍长于现实观察而短于理想设计。事实上,老舍对于理想人物既有明确的自觉,也有高度的警惕。三十年代他曾经批评巴金的《电》中的人物,说他们有理想而没有个人生活,也没有性格,过于简单明透,让他不敢深信,明确表示“是个缺点”。^[12]然而,这类理想人物还是屡次出现在老舍作品中,甚至在建国后,这类理想人物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水准。

事实上,老舍完全可以不写这类人物。《断魂枪》写了一个落魄的老英雄沙子龙,在枪炮盛行的时代已经落伍,他那杆断魂枪也毫无作为。但这不妨碍《断魂枪》是老舍最出色的短篇小说。《骆驼祥子》写一个堕落的车夫,他孤独无助地面对社会,最终被黑暗吞噬。在这部小说中,老舍没能想到任何一种阻止祥子堕落的方式,但《骆驼祥子》却是老舍最成功的长篇。《月牙儿》写了下层妓女悲惨的生活和苦难命运,尽管以男写女,却如泣如诉,母女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茶馆》写了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往来于茶馆之间,就连掌柜王利发也只是一个有点狡黠的小人物,但这却是老舍乃至中国最出色的话剧。老舍有过这么多成功的例子,可他却偏偏不按照这类写法去写,而是近乎固执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人物。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

其实,倘若了解老舍并不是一个坚持艺术至上的作家,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容易解释了。当国家需要和艺术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老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家,他是一个随时都愿意牺牲艺术,而不是为艺术牺牲的作家。原本国家、民族并不和艺术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在那个时代,急需宣教的现实和急切宣教的心态让老舍不得不牺牲艺术追求服从需要。具体到《四世同堂》,为了抗战,为了明天,更为了胜利后的建设,老舍必须塑造钱默吟这样一个理想人物,才能让绝望中的人民看到信心和希望。这种心态在现代作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就连鲁迅也曾虚构出一个花环,带给人光明感。但老舍的努力却不止步于希望和光明,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国民精神。老舍曾坦诚他建构新文化的决心和愿望。他说:

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13]

上所引“双十”之喻是老舍在南开双十庆祝会上的发言,当时老舍年仅23岁。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不像鲁迅等现代作家那样“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坚持两翼齐飞,不仅批判旧文化,更要创建新文化。所以老舍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理想人物,试图找到新的国民精神。但公允地说,让一个作家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或是解决社会大问题,原本就显得勉为其难,作家不该、也很难担负起这个责任。但老舍却主动承担起这个建设的“十字架”。

以前,我总是不明白为何老舍说“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现在我想,这里的牺牲包括个人的牺牲,更包括艺术的牺牲。老舍更像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停止过对意义的追寻,国家、民族,也许包括宗教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都比单纯的艺术更为崇高神圣。艺术对他而言只是他寻找国家尊严、民族荣耀、宗教精神的载体。当他迫切寻找这些有形或者无形的意义的时候,那种焦灼和紧迫总会流露在作品中,《猫城记》《四世同堂》都是这类失去从容的例子。当他感受到国家、民族或者宗教对他的排斥和冷漠的时候,他会体验到意义的虚无,感受到个体的孤独,这时的他才能冷静沉寂地创作,带着伤感写那些孤独的个人,比如沙子龙、祥子、老李,这些人物才是老舍最成功的塑造,这些作品才是老舍最优秀的部分。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注释】

[1]胡程:《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论钱默吟的性格建构及其文化内涵》,《安徽教育学院院报》1991年第2期。

[2]傅光明:《抗战中“舍于”的宗教感》,《抗战文化研究》,2008年。

[3]傅光明:《抗战中“舍于”的宗教感》,《抗战文化研究》,2008年。

[4]老舍:《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5]老舍:《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8页。

[6]老舍:《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8页。

[7]老舍:《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页。

[8]老舍:《我怎样写二马》,《我是怎样写小说》,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9]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10]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默吟形象塑造源于老舍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既源于老舍多年来的文化审视,也源于抗战时期的“东方文化协会”的推助:1941年东方文化协会邀请老舍创作一部戏剧,表现东方文化;老舍苦心经营,遵嘱创作了“三幕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创作前后对东方文化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思考。在钱默吟身上,我们多方面感受到老舍思考的印记。关于老舍的文化思考,参见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9页。

[11]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12]老舍:《读巴金的<电>》,载《刁斗》第2卷第1期,1935年4月。

[13]转引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