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人审美心理的复杂性

唐宋词人审美心理的复杂性

三、唐宋词人审美心理的复杂性

前面我们对唐宋词的言情本体观已经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抒情形象的嬗变过程进行了追溯。现在，我们要对抒情形象背后的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进行分析。审美（心理）能力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和审美情感这四个方面。而作为一名词人他首先要有审美需要。杨恩寰说：“审美需要是潜在的审美欲求，它表现为对形式、结构、秩序、规律的一种把握与感受的欲望。”（《审美心理学》）决定审美需要的因素很多，先天气质、后天的艺术训练、具体的时代背景都会发挥作用。一方面，审美需要具有共性内涵。失去道德追求的晚唐五代词人的审美需要只是在狭窄天地中醉心于体情，他们也都有过理想，然而实现起来遥遥无期，于是，“不如怜取眼前人”成为普遍的选择。这种选择使得他们的感知范围不断缩小，审美的想象力本身就被单一化，美女、帘幕、绿窗、画屏成为观照对象，进而成为审美对象。道德理性的缺失使得他们不得不用感情抒写来弥补，这种弥补出自于内心世界的焦虑性体验，王兆鹏所说的“花间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形成的。一般说来，某个时期内创作主体对文体、题材的取舍，要受社会生活、社会心理和时代审美理想的制约。他们对新的题材的关注与拓展，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对旧题材的忽略与舍弃。而一个时期内的创作主体对题材的舍取意向，往往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取向的最直接的反映。晚唐时期“追求细美幽约的情致”、“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本身就昭示着审美追求的“绮艳”倾向。而歌辞的创作本身女性参与的身份定位就自然地将艳情与美女联系起来，宴会上的演唱就是为了达到娱乐目的。这样，因女性演唱的表演方式的需要，词成为达到高雅娱乐目的的有效文本。词人们不再向外延伸审美视野，而是向内扩展审美情感。先有情，再以空间景物作陪衬，或者像温庭筠那样仅仅布置一个有人（多是女子）的生活空间，在精心布局中展示情感。不过，他们也会出现审“情”疲劳，把情感仅仅作为描写内容的渲染背景。创作主体在“她者”的抒情形象中达到娱情目的，娱乐主体自然也会获得情感愉悦。“她者”抒情形象的出现与唐五代词人审美心理中“娱己”的生理需要有紧密的联系。出于“娱己”而“写她”，这是个体情感与功利世界脱节的表现，也是审美个体失去共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必然结果。他们失去了政治追求的远大理想，甚至对拥抱大自然也失去了兴趣，只是在女性的哀怨与孤独中寻求精神解脱和情感释放。但是，我们作出这样解释的同时不能忽略了创作主体的多重空间的审美追求。南唐词人中，李璟、李煜都是国主身份，作为一个国家的万圣之尊，他们没有选择“卧薪尝胆”，而是在大宋的虎视眈眈中延续生命。他们把多余的精力放在经营“词”这一文体中来，已经意味着他们对能够存在多久都难以预料的前景判断。在生存压力面前，他们无能为力，反而在寻章摘句中获得审美愉悦。而一旦真的由帝王身份变成高贵的囚徒，李煜就只能在“故国”的语境中感慨人生。时代背景为他们戴上了精神的枷锁，戴着枷锁歌唱才会有冯延巳在欢会中体验悲情，才会有李后主在悲情中寻找“故国”，他们唱出的凄美歌声同样属于自己的时代。

另一方面，审美需要也有个性的诉求。把北宋时期词作中的抒情形象用“自我”来形容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自我”抒情形象的群体追求是审美需要的共性表现，而在追求过程中形成的异彩纷呈的审美格局里也包含了个体的审美需要。晏几道的“自我”形象是通过恋情词塑造出来的，在别离与相逢所形成的情感距离中展开温情的述说。柳永在羁旅行役中登高临远，创造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多情的自我形象。而苏轼呢，从贬谪到升迁再贬谪，从密州到京城再到海南，从山水、人情到乡村市井，他的词将“自我”的士大夫情结和盘托出。而周邦彦的官员身份在他的词作中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来，他更像是一位才子词人，在相思离别中婉转铺叙，将“自我”的情感定格在不同的空间视野中，一波三折。举了这么几个人物作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在同一背景下的审美需要，有着趋同的一面，也有求异的努力，都是在塑造“自我”形象，却收到不同的审美效果。

现在，以南宋词人和词为例，我们来对审美心理的复杂性进行解读。首先来分析一下审美心理的四个要素。审美感知是指我们首先对事物个别特性产生反映，比如对事物的形式、颜色、声音等形成的感官印象，然后将这个感官印象纳入审美视野，通过意象的使用呈现出来。唐宋词中，对四季的描写，对山川风月的观照，对花草树木的审视，都首先进入审美感知阶段。尤其是咏物词。创作主体首先看到的就是物本身，然后就是“物”在各种状态下的反应。他们纳入审美视野的这个“物”只是自然物。例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中说：“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写到这里，只是对作为大自然的一种植物“梅花”的描写。在一场场的风雨中，躲在角落的梅花寂寞地开放了。这只是说明创作主体开始关注这些梅花了，并没有附着其他意义和情感。这时，词人开始了自己的审美想象。有美丽的花，却没有爱花人来欣赏，如果有人来欣赏，这些花才会更有开放的价值。可是，没有欣赏者它们依然开放。词人会想象出一个“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绚丽景象。于是，这些花的存在被感知到以后，出现了一个创作主体的想象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诉诸文字表现出来，而仅仅是心理活动。审美想象的过程中已经伴随着审美理解，词人会把“此花”与“群花”相比较，那么这些孤独的开放的花会在早春开放，虽然是在“幽独”的环境中迎接绚烂，却也有一些特别。梅花与“群花”相比的特别之处和词人与他人相比的特别之处可能具有某种关系。这样，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之间就确立了联系。于是，审美情感开始发挥作用。孤独的花与失意的人，梅花的一枝独秀与词人的才华横溢都被放在了一个层面上，情感因素一旦介入，就会使作品具有本意以外的寓意。这首词的下阕写道：“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选取了梅花一枝独秀的特色，以春天作为背景，展开倾诉：这种花从来没有想主动去迎接春天，只是自然的开放，却引来了后开的花儿们的妒忌，可是不管怎么妒忌，它都不会在意。词人又动情地联想到梅花孤独的一面，于是，笔下一转，即使是在孤独中枯萎，梅花的香气也会留在人们的心中。整个下阕就不仅是在写花了，词人把自己比作一枝孤独的梅花，即使身在江湖，不被重视，也依然会闪耀着自己的人格光辉。

时代背景对词人审美心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不用详加解释，各种美学教材里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这是同一时期的词人们所共有的背景。而审美心理的复杂性主要是由于个体身份、人生选择和理想追求的不同而形成的。这些主要都是外在的原因，我们在个案分析时会展开论述。内在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个人审美态度、审美经验、审美理解的不同。我们就以辛弃疾为中心，以南宋词人和文本作为参考范围进行探讨。辛弃疾的审美态度就有着多重主体的参与。他的既有身份中，战士、官员、隐士、士大夫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作用，当然还有作为艺术家的一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从战士的角度来说，辛弃疾的早年经历让他难以忘怀“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词作中军事意象的大量出现肯定与之相关。从官员的身份出发，他在参与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关注视野，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始终处在一种平行的状态。从隐士的身份解读，他在山水之间找到了安顿生命的又一个处所，对审美意象的选择不再蕴含强烈的政治理想，而是换成了审美期待，现实功利性与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之间多了创作主体的理性思考。从士大夫的身份来说，他对人生出处进退的矛盾体验，对儒家经典的随手拈来，与士大夫交往唱和中那份挥之不去的理想情结贯穿始终。从艺术家的身份来看，辛弃疾在传统经典中来去自如，点铁成金式的写法改变了词的审美空间布局方式。他仿照易安体、希真体，以才力作词，多有创新之努力。对辛弃疾来说，在多重身份之间转换是政治悲剧，却是艺术机遇，他能够成为大词人这一点相当重要。(www.guayunfan.com)审美经验决定了词人的观物方式。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的感知、观察、理解形成了良性的创作循环。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的人生经历就会形成不同的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在情感、文字、特定语境的审美观照下被复现为审美经验。周邦彦、姜夔这些对“物”比较关注的词人们在咏物之际，空间方位转换频繁，情绪伴随空间的变化而蔓延开来，这显然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系。辛弃疾也是这样，生活空间的变化让他不断地积累着多维视角中的审美观察经验，这里面有实践积累，也有文献积累。他把自己的审美观察纳入创作内容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定型的（或者被更新的）审美经验。从审美理解的角度上看，在体物的过程与情感的阐发之间采取的处理方式对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影响。辛弃疾是将自我情感与所写之“物”直接联系起来，而姜夔就经过了“以物观物”和“以我观物”的两个过程。与苏轼时代的写法相比，咏物词已经从拟人化的直接表现情感过渡到了从物中解读出多重内涵的发展阶段。

我们说了这么多，实际上还是在以情感本体观为中心的单一格局中讨论词人的审美心理问题。审美心理的复杂性还不能被充分地阐发出来。作为一种文学文本，“词”还有“用”的价值。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出于交际需要，出于功利目的，都会把填词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如祝寿词、风俗词等都是此类作品。他们还以词行酒令，“以词鉴人”，让“词成为谶语”，将这种抒情文本予以社会化、功用化。当然，这就不能进入审美视野了。杨恩寰说：“审美的自由不能仅仅是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它应该是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交融渗透而取得的自由。审美自由，一方面是社会理性向个体感性的‘积淀’，一方面又是个体感性对社会理性的‘突破’、‘超越’，是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交融渗透逐渐走向高层次的和谐过程，其中充满矛盾、冲突。”（《审美心理学》）这段话可以用在唐宋词人的身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什么自由了，把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融入审美视界，去追求审美的自由，是他们的审美理想。在他们的思维空间里，社会理性的一面不会被诉诸“词”这一文本中，就是被融入进来也感性化了。在“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他们能坚守的只有单纯的情感世界，这里有真情，有温暖，有希望，更有自由。

总而言之，对唐宋词人审美心理进行研究是一项令人心情愉快的工作，一个纯美的世界是需要用美的语言来表述的，可是我们只能用拙劣的言词在唐宋词世界里“行走”，让我们歪歪斜斜的脚印画出一道记忆的弧线吧，因为有梦想总会靠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