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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重庆停战协定

时间:2022-03-15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国共重庆停战协定12月22日,马歇尔从南京抵达重庆。共产党人同意停火,但建议协商一切具体安排,并成立一个委员会到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调停。中国共产党强烈要求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12月27日,国共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共代表在会谈中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书面提议,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主要目的是在1月1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达成一项关于停止国共武装冲突的协议,为政治决定中国问题奠定基础。

国共重庆停战协定

12月22日,马歇尔从南京抵达重庆。

他首先同中共代表进行了会谈。

前去拜访马歇尔的中共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

周恩来向马歇尔介绍说:“国民党已表示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但是所有的国大代表都是国民党在十年前选出来的。对此共产党不能接受。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有这样一个政府,军队就能够统一。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蒋委员长仍然是首脑,国民党在政府中占第一位。但是这个政府的组成部分将有所不同,各方面力量的对比将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话娓娓动听,马歇尔说不出中共的意见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又去找民主同盟,希望民盟能帮助他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处。

民盟的代表向马歇尔表示了他们对和平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的首要愿望是和平。我们已经打了十年内战,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国家遭受了极大的创伤,美国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有义务帮助政府停止内战。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马歇尔觉得民盟的主张挺合自己的胃口,便兴冲冲地去征询宋子文对民盟的看法。谁想到宋子文说民盟是一个由一些无足轻重的党派凑成的党,不可能办成什么国家大事。

马歇尔听了宋子文的评价,显得有几分失望,便变了一个话题,谈起苏军在东北的情况。马歇尔问宋子文说:“俄国人是不是像在德国所干的一样,把东北的财产都当成战利品来处理?”

宋子文不满地说:“他们拉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经过与国共及民盟等几方面的会谈,马歇尔感到他的使命的开端是不错的。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赞成统一。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有调处之人,将各党派联合起来,求大同,存小异。

通过几天的会谈,马歇尔对国共两党结束内战的想法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国民党人的想法是:一、停火;二、共产党撤出铁路线10公里外,设警察哨所保护沿线该区域;三、政府方面除沿北宁铁路的行动外,愿将其在华北的任何行动都事先通知共方。

共产党人同意停火,但建议协商一切具体安排,并成立一个委员会到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调停。

美国的想法则包括了双方的某些观点:一、停火;二、双方都撤出铁路线10公里以外;三、成立一个由1名共产党代表、1名国民党代表和1名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前往华北就接受日本投降和调遣军队问题提出建议。

然而国民党方面现在不着急调处,他们的军队在与共产党军队的较量中有了很大的进展:

12月25日,国民党军傅作义的部队沿平绥路向东进攻,占领了解放区陶卜齐、旗下营两地。

12月28日,杜聿明率国民党军向辽西、热河解放区进攻,侵占了义县。

12月30日,杜聿明率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阜新。

中国共产党强烈要求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

12月27日,国共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共代表在会谈中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书面提议,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

中共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和马歇尔的主张不谋而合的。当马歇尔收到中共代表送来的建议后,便立即会见了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世杰,告诉他说:“美国政府认为,国共两党现在应该立即停止战争,坐下来商讨最近发生的问题。”

王世杰听了,现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将军,我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问题?难道国共两党的军队又在交战了吗?”

“是的,”马歇尔不喜欢王世杰的外交语言,他直截了当地说,“而且两党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中共方面不是已向政府递交了停火的三点提议吗?”

“哦,是有这么回事。”王世杰恍然大悟。

“那政府方面准备如何办呢?”马歇尔最迫切的是要知道国民党是否愿意停火。

1946年1月5日,由马歇尔主持,国共双方代表举行会谈,定下了三人小组成员名单:

小组主席: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小组成员: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

小组成员: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张群是四川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是留日时的好友,一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1926年至1927年,张群在动荡的政局中积极追随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司令部参议等职。1929年至1932年任上海市市长,后又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1940年任四川省主席直至现在。张群还是国民党内“政学系”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张群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谈。因此,无论从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或才能而言,张群都是国民党中的佼佼者,同时又是无可置疑的最为蒋介石信任的人物。马歇尔对张群有着良好的印象,他说:“张群先生是能够使中国免于内战的几个中国领导人之一。”

应该说,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重视不亚于上一次同毛泽东的会谈。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轮国共和谈同样是非常关注的,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周恩来作为中共的首席谈判代表。一方面在于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早年他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团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及抗日战争中,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此时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三驾马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一。另一方面,就谈判而言,中国共产党内恐怕找不到比他更强的人物,他早已是全党公认的谈判家。每次与中国共产党命运攸关或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转变有关的重大谈判都是由他出色地加以完成的:西安事变时与蒋介石的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七·七事变”前后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抗战后期与国民党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谈判;重庆谈判时期,陪同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的关于战后和平、民主建国的谈判。

1月7日,三人小组在马歇尔的住处怡园举行首次会议。主要目的是在1月1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达成一项关于停止国共武装冲突的协议,为政治决定中国问题奠定基础。

在谈判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国民党在东北的“调动”问题。

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起,东北就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重点是华北。

在东北成为争夺重点的诸因素中,经济发达是一个极重要因素。

当时东北的纸张生产为关内的百分之七十,煤产量与关内几乎相等;发电量为关内的2.5倍;水泥产量最高年为关内的9.5倍;铁路总长为11000多公里,关内铁路总长仅13000公里,只比关外长2000多公里。

正因为如此,东北也是美国特别关注的地区,美国希望那里在战后成为美国从中国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地区;另外,美国还希望东北成为欧亚大陆对苏抑制圈的重要一环,这也使美国特别关注东北。

当时东北的形势是这样的:奉命前往东北的八路军各部和原先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东北联军,已组成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未能驻防或已撤离的东北各地,并成立了各级民主政权。

国民党方面当然知道这个情形,为了让国民党在东北进行的内战合法化,张群在谈判桌上强调说:“停战令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张群的提议:“东北实际上只剩下苏军驻扎的长春、沈阳等几座大城市尚待接收了。因为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人民武装接收,主权已经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要接收长春、沈阳等城市,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最有理由接收的,因为这些军队一直在跟侵华日军进行艰苦的战斗,胜利的果实,他们最有权利采摘。如果国民党军队这时硬要去东北接收,我们不能不认为是对解放区进行进攻,企图消灭我人民武装。因此,既然是停战,在全国各地应无一例外。”

马歇尔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美国可以为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去东北进行接收,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接收的地区暂时维持现状。

这实际上是阻止苏联把东北整个地区交给共产党,为了防止国共两党的冲突,马歇尔又以维护解放区来安抚共产党人。

周恩来对此作出了让步,他同意让一定数量的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接收长春等城市。

于是,东北问题暂时就这样达成了协定。

但是对于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赤峰、多伦城市的接收却仍然存在重大的争议。

赤峰、多伦地处战略要冲。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军将两城市划入伪满洲国,因此,苏军出兵东北时,曾一度占领过此地。此时,两城市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占领或管理着行政事务。

谈判中,张群蛮横地说:“赤峰、多伦两地,中共的军队必须退出,应该由政府派军队去接管。”

周恩来断然拒绝:“这决没有可能,共产党已经在那里组织成立了民选政府,一切都在按人民的愿望办。”

张群坚持说:“共产党扶植起来的政权组织怎么能让政府接受呢?如果各个党派都无视政府,自行组织地方政权,那不成了割据了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周恩来寸步不让:“如果政府硬要派军队进驻这两个城市,人民只有被迫拿起武器抗击了。”

马歇尔见国共双方代表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便急忙说:“这样吧,停战协定上对这两个城市如何规定,我先去请示一下蒋委员长,看看他的意见如何?”

晚上,马歇尔真的去找蒋介石,把国共双方代表的争执一一说了,蒋介石一摆手说:“这个好办,先不管它,以后再说。”

这是表示同意维持这两城市的现状呢,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马歇尔迷惑不解。但是谈判桌上可以暂不讨论这个问题了。马歇尔想到这,心里还是有几分高兴。

1月10日。

中午以后,重庆的浓雾渐渐变得稀薄了,呈现出淡淡的乳白色。依着山势修筑的街道,宛如一条条曲折迂回的飘带,时而沿江驰骋,时而飞上山岭。陡峭的山顶上、山腰间,各种各样的楼台房舍点缀在绿叶红花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牛角坨的那幢小楼了。

这幢小楼引人注目之处是门口站着荷枪的美国士兵,使人感到里面住着的不是一般的美国客人。的确,这位客人不一般,他就是美国特使马歇尔。

前两次的三人小组谈判,都是在这幢小楼里进行的。虽然说不上十分成功,但总是有收获的。今天他显得特别高兴,抬起手腕看看表,下午开会的时间还早。他睡不着,披着睡衣来到阳台上,眺望着远方的群山。记得刚刚作为特使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魏德迈就劝我别做这份劳而无功的差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将军,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怎么样了呢?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过一会儿周恩来和张群就要来举行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虽然这仅仅是开端,可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他走进充当签字仪式处的客厅,看见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和军事参赞拜罗德上校正在忙着布置场地。他停下脚步,目光扫视着客厅内的布置,满意地笑了。对面的墙上,挂着圣母玛丽亚怀抱天使的油画,下边摆放着一对中国的景泰蓝。而离墙一米远的地方,摆着长条桌,座位后面的木台上,有一束黄色的鲜花,是圣诞节时蒋夫人赠送给他的节日礼物。一间小小的客厅,杂陈着中西方的装饰品,真有点不伦不类,但比没有总要强一些。

下午3点钟,两辆黑色“雪弗莱”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下车之后,他们礼貌地伸出了手。互相问候之后,谦让一番,然后一齐向院内走去。

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国共双方的代表。

寒暄过后,三人来到客厅,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歇尔居中,张群居右,周恩来居左。3时10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共有四个文件:一、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三、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四、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使命和声明。

第一个签字的是张群。他拿起笔来,猛然想到这些文件本不该他来签字,而应该是张治中。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蒋介石认定的是张治中,可他远在新疆,蒋介石虽然发了几封电报催他赶紧回重庆,但不知什么原因,张治中迟迟未能到达。没有办法,蒋介石只好让他先抵挡一阵,和周恩来、马歇尔谈起来再说。前天,张治中回到了重庆,张群赶紧对他说:“文白部长,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后天签定停战协定由你上吧,我算交差了。”张治中摆摆手说:“那怎么行,你们已经谈了一半,我怎能插手?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吧!”没有办法,张群只好硬着头皮来了。三个月前的国共谈判中,他已经领略过周恩来的机智多谋。现在,他赶紧在文件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心想:这下可解脱了,下一步就是文白的事了。

看着马歇尔从张群手里把签过字的文件放到自己的面前,周恩来的脑海中出现了三个月前的那一幕。那是去年的10月10日,也是下午,在桂园张治中的住处,他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对了,张群后来也补签了字。那次谈判刚开始不久,国民党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便指挥一万七千多兵力,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接到了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请示打不打。毛泽东看了电报说:“告诉他们,要打,狠狠地打!他们打得越好,我在这里越安全。”果然,刘、邓部队于9月10日发起攻击,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活捉了史泽波。

按时间计算,他在纪要上签字的那天,上党正在激战中。但愿这一次不会是那样,他拿起笔,怀着一种难以叙说的复杂心情签上了“周恩来”三个字。

最后签字的是马歇尔。他动作飞快,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中国通”朋友告诉他,中国人是不太守信用的,任何签了字的文本,只要不合意,随时都可以变成一张废纸,但不管怎么说,有协定总比没有好,它对于对立情绪如此之大的两个党派,多少总会有点约束力的。

签字仪式顺利地进行完了。三个人站起身来,端着红红的葡萄酒,轻轻地碰了一下杯,然后各自一饮而尽。接着是他们发出的欢快的笑声。

这份令三方谈判代表都满意的《停战协定》包括以下内容:

停战令规定国共双方必须立即停止冲突。鉴于命令传达至分散于各地的部队需要时间,三人小组会议决定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

1月10日,在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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